那一年我９岁，第一次弃家出走。出走是由一位脾气古怪、性格烦乱的老处女引起的。她是我的语文教师，又胖又矮，戴着深度近视眼镜，她有一个习惯，每天下午（又是下午）折磨她收养的一个男孩，不停地骂他并用一个黄色的直尺打他的手掌。那天下午，她恨我上课时的好动症，放学后将我关在办公室，一边呓语翻滚、空话连篇，一边大胆地用她那粗壮的“５０岁”的手指戳我的前额（唉，又是母亲般的惩罚形式）。我已不能准确地描述那时的心情了，直到长大成人后当我写出：这恨的气味是肥肉的气味
也是两排肋骨的气味
它源于意识形态的平胸
也源于阶级的多毛症
——《恨》这时我才清楚地恢复了对那个下午的记忆。的确那个语文老师是多毛的，我记起了她多肉的嘴唇和唇边密集的绒毛。我也记起了她的神态，她在寒冷的下午困难地滚动着她的身体，直尺在她手上换来换去，烦躁不安。
一、蛋糕（4）
那个下午，她果然通知了我的父母。而我却有我的办法，更大的愤怒压倒了害怕，我已打定主意拒受教育，不回家。
下面这一段应该写得让人停止心跳，但我却只想将它尽快讲过。
冬日的黄昏，凄凉透骨，不懂事的孩子在学习逃跑。
我走得并不远，在家的附近徘徊。天越来越黑，童年的嗜睡症袭上头来。我走到一幢熟悉的大楼的避风角落（那角落里散落着一些潮湿的破砖），安全地蜷缩在那里，不知悲伤只觉饥饿地望着夜空，直到沉沉睡去。
事到如今，我才明白这一夜是我走向诗歌的第二步（在这之前我已以三个蛋糕为代价迈出诗歌的第一步），这一步同样不是书本之诗而是生活之诗。9岁的我虽不会抒情，也不知道这“愤怒”所酝酿着的“精神分析学”的被伤害感和被抛弃感。但没有这一夜我就不会在１５年后与波德莱尔的《露台》相遇，我就不会以我后来的“冲锋的青春”歌唱我的生活。作为诗人，尤其是一个极端左翼的抒情诗人，我命该如此。我感谢这逃跑的第一夜，它把我送往人生“表达”的路上，它至少高于蛋糕、高于现实。那真是一种对抗着又包容着激情与神秘的（并不开口说话的）诗歌黑夜！
一觉醒来就宣告教育的结束，这翅膀硬了的鸟可以飞了；一觉醒来（１９９０年在寒冷的北京）对身边另一位１７岁的“大诗人”杨多乐（他现在叫杨典，除诗人身份外，也是一位年轻的古琴大师和杰出画家）说：“要写诗吗，不要像我从‘下午’开始，上午９点更接近真理……”说着说着我因干燥的天气而流下伤心的鼻血。
脚步已经跨出，鸟儿已经飞走……
逃跑以它一连串的惊叹号，以无穷的“９”的速度从这一夜开始偏离了所谓“听话”的道路（或人生服从的道路）。它公开或暗中一直向左，它使我加速成为一个“秩序”的否定者、安逸的否定者、人间幸福的否定者。随着逃跑不断升级，我理解了“斗争”、“阶级”、“左派”、“解放”这些词语，它们在一个诚实的孩子的注目下显得无限伤感、催人泪下，同时一股近似于自我牺牲的极端热情把我推向“极左”（自恋狂或虐待狂）的尖端。这尖端顶着诗人放肆的特征但没有什么庸俗的快乐。它仅仅为我唤来一首诗的几点闪光以及前途未卜的变迁，除此之外就是肉体的疲乏和灵魂的狂妄。
时光强硬地向前推进。１９８９年７月，我在北京同我的朋友——一位出色的诗歌翻译家李赋康讨论我的诗歌英文翻译，谈话中，我曾告诉过他我的诗深受父母影响，它的核心是“母亲激情”，它的外表是“父亲形式”。
通常情况下，我这个“下午”的歌者（不像张枣，他是“正午”幸福的歌者）总是在母亲“下午”的氛围里面朝“左边”尖声歌唱：该是怎样一个充满老虎的夏天
火红的头发被目光唤醒
飞翔的匕首刺伤寂寞的沙滩
……
叛逆的*的儿子
空气淹死了你的喘气和梳子
……
愤慨的夏天
有着娟洁的狂躁和敏感
愁绪若高山、若钟楼
……
——《海的夏天》
这夏天，它的血加快了速度
这下午，病人们怀抱石头的下午
命令在反复，麻痹在反复
这热啊，热，真受不了！
这里站立夏天的她，宣誓的她
腼腆的她，喘不过气来呀
左翼太热，如无头之热
……
——《夏天啊，夏天》就这样，在火热的８０年代中期，我以绝对重庆夏天的名义、以童年“蛋糕”的闪光反抗了另一位我不愿点名的“下午”的女巨人。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我的斗争为何如此眩目，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攻无不克的传统——蛋糕——它已伟大、光荣、正确（目前被网民简称为“伟光正”）地成为我生命中最“古老”的象征或最隐秘的出发点。
我并非忘记了时间。１９８９年冬天，在南京一个初雪的下午，蛋糕的密码终于被我译出。那一年我３３岁（一个人命关天的数字），我透过蛋糕寒冷的“译文”默默地看清了教育的“美名”。教育并不在南充一个受宠爱的昏暗院子里进行（我大略于４岁前曾寄养在那里，我的外公家，对于“幸福”我是善忘的），也没有在幼稚园老师的呵斥下进行（即使如此，我也失去了记忆），教育在一个下午，我的家里进行（它虽已成过去，但却刻骨铭心）。那可怕而令人着魔的古老“蛋糕”，教育通过它的松软、香甜惩罚了一个儿童，它对我产生“不幸”的影响。但我天性中“下午少女”的性格却又通过它反对了任何形式的教育，这一点尤其令我欣慰。从少年时代，直到后来的青年时代，教育都曾引起我强烈的反抗。只要有人（母亲或老师）对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又错了”，我就会偏着颈子或怒目相视或转身逃走。我这种个性使我非常不适应家庭，也不适应这个社会，但适应一个诗人处理他日常生活的悲剧。看看吧，那儿童早就下定决心，要偏执地在未来的一个下午挺身而出。
今天，在我经历了这么多痛苦、曲折、滚烫的生活之后，我明白了这４６年前三个蛋糕的意义。我可以无愧地说：那个下午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也是注定了我要歌唱的下午。而值得庆幸的是：我隐秘的歌唱是非个人化的，即便我的痛苦是传记性的。我传播着你的美名
一个偷吃了三个蛋糕的儿童
一个无法玩掉一个下午的儿童
旧时代的儿童啊
二十年前的蛋糕啊
那是决定我前途的下午
也是我无法玩掉的下午
家长不老，也不能歌唱
忙于说话和保健
并打击儿童的骨头
寂寞中养成挥金如土的儿子
这个注定要歌唱的儿子
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
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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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心红透（1）
成长啊，随风成长
仅仅三天，三天！
一颗心红了
祖国正临街吹响
吹啊，吹，早来的青春
吹绿爱情，也吹绿大地的思想
瞧，政治多么美
夏天穿上了军装
生活啊！欢乐啊！
那最后一枚像章
那自由与怀乡之歌
哦，不！那十岁的无瑕的天堂
——《１９６６年夏天》一个意想不到的巧合，我于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２６日，毛泽东生日这天写下了上面这首小诗。这首诗把我带回到１９６６年夏天，我如梦的红色（或绿色）的年华，在那里我第一次饱尝欢乐和自由的少年岁月。
那一年“*”开始，我正好１０岁，一枚像章把我带入生活。
那一年春天非常短暂。哗啦啦，徐疾有力的风一下就吹开了夏天的第一天，吹过了最后一页我并不留恋的书页。真的放学了，真的无涯的自由来了。小孩子们收拾起书包，大孩子们在勾画长征的道路，我卸下“枷锁”走出课堂、随便奔跑，老师能拿我们怎样。
一个黄昏，我在我家附近的上清寺（位于重庆市中区）玩耍，突然，街上出现了我从未见过的情景：急增的人群脚步匆匆，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只争这个黄昏。
洪流，人群的洪流，我也随着这洪流莫名地兴奋起来。虽然我还不太明白这些人在做什么，但１０岁的我已隐约感到这宛如盛大节日的欢乐里有一种极端兴奋的气氛。
我被这个城市，这些人群所传染的兴奋搅得心猿意马。这不属于我的，与我真实的心无关的兴奋在黄昏的晚风中激荡，我不由自主地飞跑起来。
突然有人带头高吼：“冲市委啊！打倒某某！揪出某某！”人群开始向市委冲锋。
“这么多的敌人，暗藏的、现在的、历史的‘反革命’，但最大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本主义，还有反革命……”我正苦于连不起这黄昏的“新鲜”话语（当然更不可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一定是一个“坏”意思），一阵风过，我抬起头来，看见一位女红卫兵站在我的面前。她最多只有１６岁，但我却觉得她比我大很多。她微笑着把一枚毛主席像章轻快而准确地别在我幼小的左胸上。
而周围，人群的激流已大部分涌向市委，街上几乎全是红卫兵了。他们身穿统一的绿色军装，腰间扎着紧紧的皮带，左臂戴着鲜红的袖章，袖章上印着三个毛主席书写的黄色大字：红卫兵。这些人仿佛突然从天而降，并突然要来改变我从前的生活。
面对这浪漫的“异国情调”，我一下明白过来，我与这次革命是有关的，我已是其中的一员。同送我像章的女红卫兵一样，同她风一般消失的身影一样，也同大街上所有的红卫兵一样，我理所当然已是一个“红小兵”。
这心在透过一枚像章（它老使我想起一枚微型蛋糕的形状，它的确形若蛋糕）串起另一些美的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