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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3）
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
我本不嗜血
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
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回事这一曲《打架歌》以充分的口语表达和热血上涌，昭示了川东口语的活力和一个生命对于寻找新起点的迫切决心。这种决心有一种稚气，或者说古风。它纯正的古典气息，使他不像“垮掉”那样带有撕裂性，而是一种谐趣和真挚，坦然面对，剖开胸膛，是健康快乐的人类天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莽汉不是在反文化，而是在沿用一种传统生气来筹建加固原有的文化路径。莽汉的口语意义不在于对抗语法、消解常规语义，因为它是以其天然的方式在生长，它本身带着混沌和敏锐，愉悦和自由。这样的自由，正是文本空间上的漫游性，它通过语词的随意性，抵达了极乐的边境。意义破散，诗意的联想漫游激荡。被压抑的风格本来就有其潜流暗涌的通道，自己的路径，它根本无需侵蚀他人的田亩，宣告为经典或正统。
莽汉的诗歌意义在于重建，在于呼应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有的精神现象。这种传统曾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过广泛而深入的展出。此人非但满足了本土莽汉的口味，更是切合了洋莽汉的脾胃。他正是名扬天下的寒山，一个搅动亚欧美三大文化圈的诗歌英雄、佛教狂士。凯鲁亚克的自传小说《达摩流浪人》正是题赠给他的。他的诗以及他的生活态度引起许多著名诗人的好奇、仰慕与效仿。今天，众多的诗人都来“向寒山”。斯奈德，在垮掉运动激战美国的关键时刻彻夜翻译寒山，以此作为第一推动力。他身体力行，饮泉攀岩，遥望明月，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美国寒山。
疯癫与狂禅的寒山，作为莽汉主义最英勇、最先锋、也最古老的先行者，却也屡遭历史的洗刷。他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２０世纪，其间经历了两次复活，一次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一次是因为他的生活风格。第一次复活得力于２０—３０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寒山诗多用口语白话的特质被胡适、郑振铎等发掘出来，并将其重新诠释为初唐三大白话诗人之一。第二次复活来自“垮掉”的推动，他们夜读寒山，效法施行，自命为寒山传人。之所以把这次行动主要看作是寒山生活风格的延伸，而非口语写作风格的借鉴，是因为垮掉的口语是美国式的，寒山的口语甚至不对他们构成口语的意义，它更多的只是一种异国声音，跟书面化的李白、杜甫无异。而且他们读到的寒山也都是自己的翻译，美国式的发声。要之，对垮掉而言，寒山的生活意义大于写作意义。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寒山的主要面貌。作为一个口语诗人，他还有待发现。
这种发现，在于莽汉，在于用口语的思维意义，同时也是俚俗意义来强化人类质朴的天性和活泼的生命力量。上面有关李亚伟的诗歌声音的讨论，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处不必赘述。仅需再补充一句，那是李震的一个观点：“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当然，这一点更适用于寒山。
寒山之于莽汉，是一种写作风格的繁殖，他的生活风格未被广泛采纳。修禅、行吟、浪迹深林并不为莽汉所喜欢，因为他们有着更心仪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更靠近８０年代的生活形态，这一生活形态与发生在明清士人间的城市交游和尚侠风气颇为相通。
二、闯荡江湖：一九八六（4）
王鸿泰关于明清“尚侠”文化风气的考察说明，“明清城市中的侠游活动所开展出来的各种社交场合，是一个可以让士人重新伸展生命活动力，追求自我表现的社会场域，在此，士人被科举规范所制约的写作能力，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逾越制举文字的限制，另外从事诗词、古文的写作、呼应，在许多诗酒酬答的场合中，他们的文才可以适时得到响应，他们因而可以借此来展现自我，肯定个人的文字能力，乃至生命价值。相应于此，他们也在科举之外，积极营造非制举文字的价值：他们别于‘时文’——制举文字之外，另外从事‘古文’的写作，而从事此种古文诗词写作者，往往被称为‘文人’。如此区别正表示他们在写作意识与身份认同上已经有别于从事举业的士人。这是一种新的人生观，本此新人生观，他们建构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开启了新的社会活动，进而营造了新的文化表现形态。这正是明清时期别具特色之社会文化——‘文人文化’的发展的契机。”（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
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的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呼应了前面王鸿泰的观点。
李亚伟说：“８０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诗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绝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在这样的团体性行为过程中，莽汉诗歌建立了自己重要的发表方式：酒桌朗诵。借着醉酒与诗意，莽汉确立了其文化姿态和诗歌写作的本体关联，打开了诗歌的生活风格。
这种生活风格可以看作是日常活动的价值表白，他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个人“志向”，一种以“义”为中心的游侠习气。同“今天”英雄式的崇高美学相对，莽汉的“侠游”行为，不必是兢兢业业的生活态度，高远的美学意念，或是特殊的人格类型。他充满着个别性和偶然性，“身体”在此过程中被发现，“道”和“主体”被刻意回避，莽汉的形象意义、特殊心态同社会生活紧紧相合，另外开辟出一条生命实践的路径，使一种“今天”美学价值上的对抗精神变异繁殖出一种日常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饮酒、豪歌、爱情、逸乐，恰是这种日常生活美学化、美学意念日常化的产物，它促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乃至人生志业。在现代性的追求方面，它开启了新的文学实践方式，即它不是受难的、悲剧式的，而是个体的、日常化的。侠少之游，开辟了个人寄挂生命的通道；漫游之举，建构了天赋价值的民间气息。
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一种自称的流派，已在１９８６年夏天到来前，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而作为精神的莽汉，则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这种精神的繁殖力，衍生在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空间的、时间的无止境“漫游”！
三、非非主义的终结（1）
杨黎至今仍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个子不高、身体很胖、有一张看上去像孩子一样的圆脸，但当他爽快的大笑起来时又有一种夸大了的成年人的感觉；他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快乐消除了权势），不轻意流露他的敏感，我仿佛对这个形象一见如故，的确后来证明如此。他在生活中有一种魏尔伦式的反抗天性，完全游离于这个制度之外（他６岁时玩结婚游戏；９岁时对女性完全入迷；１２岁时尝试文字创作；１５岁时与同学魏国安等成立“草堂”诗社并沉入课外阅读，学业荒废而主攻小说；１８岁时恋爱、同居、写诗轮番不停，在银行干部学校印地下诗刊《鼠疫》；２１岁时向往“走”，失望笼罩一切——哲学、诗、人生，摇晃在神、仙、巫术、气功和宗教之中，在一个冬天学习太极拳；２２岁写出《怪客》，无端端出走重庆朝天门码头，又在彻底绝望中返家；开始结识万夏、周伦佑，辞去银行的工作，放纵于酒、色、诗；２２岁时从糊涂生活中苏醒，深入川西、川南乡下，心境渐趋明朗，进入诗创作第一个高峰，写出《街景》等作品，并通过万夏了解到“他们”“海上”诗人；２４岁时围绕“非非”从事大型诗歌活动，想办宗教性组织诗歌教，并继续非非之行，写出《高处》；２５岁时同蓝马、吉木狼格深交并和李亚伟去海南；同年与小安结婚；２６岁流浪全国，为生活而生活；19９２年与蓝马、吉木狼格、何小竹创办成都广达软工程公司，涉入广告、策划及信息等经济领域，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公司解体，非非消失。而这个“魏尔伦”并未写过一行感伤的诗，他曾告诉一位诗人：“如果你要写好诗，首先不要写痛苦。”就这样，这个快乐的诗人在１９８６年９月的某个向晚时分来到了四川大学我那建筑工地式的研究生学生宿舍，他系着一条狭长而晦涩的丝巾，这丝巾确立了一个标新立异的诗人形象（丝巾与他矮胖的身体构成一个特殊的诗人才有的不协感），生活中可能伤痛的唯一证据。那丝巾在暮色中零乱地捆（不是系！）在脖子上，似乎要像魏尔伦一样绞死雄辩；他的诗正在绞死雄辩，但不像魏尔伦用歌，而是用一长串矛盾、更替、中断、任意、短路的带有非非式“还原”论的名词。
他当时正以非非第一诗人的身份登上诗坛，继漂浮不定的《怪客》之后，写出扑朔迷离的《冷风景》。就像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窥视者》或《橡皮》，这些作品本身就是一座没有出口的迷宫，是有意送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