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在线阅读-第42部分-3D电子书

五、皂角山庄（4）
这是一个简略的中国当代诗歌风水（或气脉）运行图，但读者见了不要以为我真要从正典的风水学角度来谈论它（按古之说法：风水又称堪舆、形法、地理、青囊、青乌、卜宅、相宅、阴阳），这里所借用的“风水”概念在本文中却要扩展得多，它既是指１９世纪法国学者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的，地理、种族、时代为三大决定文学的要素；也是指梁启超、刘师培等人说的，地域文化的不同将导致南北之文的差别。而我以为不同的地理、气候、风物、习俗，必形成地学意义上的不同诗歌风水，也即是不同的诗歌气象。或者这样说：我更乐意称这里的风水为一种气象（有时这一种气象占上风，有时另一种气象又作为主导力量，这也是“风水轮流”的说法）。我早年有一句诗：“我在此经历风景的整容”，风景可行整容术，乃指不同的风水可培育不同的人之气质与气象也。
　　有关中国风水气脉之走向，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与毛纲毅旷曾于１９８６年５月在日本《建筑文化》杂志上发表过一番见解：“在中国的西北方，想象中的昆仑山即成为生气之源，气脉从那里向全世界扩展，其中的三支从北方开始以北干、中干、南干的形式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这三大干龙与黄河、扬子江等大水系有关联。从那里分出许许多多的支流。整个国土就这样被气如网络似的东西覆盖着。‘气’是沿着中国的地势，从西方流向东方的。三大干脉中的南干，指的就是南京、香港、上海等地方，大致是长江以南一带。中干就是洛阳、西安等这样的大都市吧！北干，则经过沙漠，通过旧满洲，延伸到朝鲜的白头山方向。‘脉’这种东西的流动是很厉害的。与水相似，虽说不是水本身，但因为人们考虑在有水的地方气才流动，也就是风水中说的‘得水’。”王其亨主编：《风水理论研究》，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这便是所谓风水学中的“藏风得水”。二位学者所谈的三大干脉的走向是从纯风水学理论这一意义上讲的，而我更是倾向于在文学或诗歌范围内指认唯有南北二干这一经典（文学或文化意义上的）说法。譬如刘师培便在《南北学派不同论》中从地理学（地理也称地学，谓风水之别名）之角度讨论了文学风格的形成与地理的关系。他从此出发果断地指出南北之文的差别：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务。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务，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李妙根编著：《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在总论之下，刘师培还作了细分，以为南方文学表现为“清绮”、“哀艳”（按：如潘维）；北方则“体峻词雄”、“粗厉猛起”（按：如多多）；“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按：如陈东东）地理不同，诗歌风水亦大不同也。
　　不仅刘师培，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也对南北之文的不同作过尽人皆知的阐释：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亦。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按：如徐枕亚）在其《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梁之精见更是斩钉截铁：“北学务实际，南学探玄理；……北学重礼文，南学厌繁文；北学守法律，南学明自然；北学畏天命，南学顺本性。”
　　对于南人的文学天赋，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亦说得条畅动容：南人“习于安逸，文质彬彬，爱好幽雅韵事，静而少动……诗文优美，具有天赋之长才。”而王国维在《静庵文集续编·屈子文章之精神》中却吐露得直白：“南人之想像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方人远甚。”
　　以上所引经典，是为了指出南北诗歌的大致不同（并非绝对不同），而重点不是再去谈论北京诗歌和四川诗歌（这在前面已通过我为线索谈论得够多了），也不想对三地诗歌来一个魏蜀吴式的纵横比较，而是直逼当今江南诗坛，但又不是数点名头、面面俱到，仅是将目光聚拢在这里所展示的七位诗人身上，做一番相关历史梳理及现实评析工作。因此，对这七位诗人的讨论必然要先从江南文化的历史脉络出发，即昔日的江南诗歌风水出发，再说白一点，从一个关键词“水”出发，这样才得以看清今日江南诗坛与诗人们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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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江南（1）
自魏晋隋唐以降，江南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镇。而“江南”一词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在此勿需作考据式清理，那将是漫漫长夜的精密工作。但对江南的一般地理界定还是应当指明的，张岱在《夜航船》卷二地理部疆域篇“吴越疆界”中如是划定江南范围：“钱镠王以苏州平望为界，据浙闽，共一十四州。古扬州所辖之地，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凡六省。古会稽所辖之地，浙江除温、台，九府：杭、嘉、湖、处、宁、绍、金、衢、严；福建除福州，七府：漳、泉、汀、兴、建、延、邵；南直隶苏、松、常、镇四府，共二十府。会稽郡驻匝苏州府。”在“三吴、三楚”中，张岱又说：“苏州曰东吴，润州曰中吴，湖州曰西吴。江陵曰南楚，徐州曰西楚，苏州曰东楚。”古人的界定客观清澈，而我对江南的初始印象却来自幼时在终日幽暗的重庆家中阅读丘迟的一篇文章《与陈伯之书》，当读到：“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时，无不欢欣鼓舞，心向往之。江南从那一刻起，便成为我生命中的一个象征、一个符号，甚至一个幻觉。
　　近日读景遐东博士书《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受益良多，其中他对“江南”概念的界定甚合我心，现引如下：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及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区域概念，它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纯粹区域地理的角度来看，江南是指长江以南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此为广义的江南概念。在“江南”一词出现之初及后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是在这个范畴上使用它的。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南方的范围是逐渐往南移动的。因此到了近代“江南”概念的范围也渐渐缩小固定在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这就是其狭义的概念。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还是一个历史概念，同时还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５。江南文化尤以其水之闪光夺人眼目，在古代诗篇中可谓比比皆是。随手举些例子：白居易说“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杜荀鹤的名句至今不衰：“春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在诗人的笔下尽一片“吴越暖景，山川如绣”。在这片江南水乡中有朱熹的“春溪流水去无声”的静好岁月，亦有吴文英的甜蜜的哀愁：“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以及秦观那“宝帘闲挂小银钩”“淡烟流水画屏幽”式的闲愁。当然江南的春水也激起苏曼殊的向往：“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本事诗十章》之九）“灯飘珠箔玉筝秋，几曲回阑水上楼，猛忆定菴哀怨句，三生花草梦苏州。”有关苏曼殊的传奇人生，在这里多说两句。他一生浸淫于江南良多，与柳亚子、叶楚伧等南社诗人堪称铁血兄弟。此人诗写得哀婉恻艳、萧疏淡远，颇得江南神韵。他写古诗只用了两年时间便达到一个高峰，古诗老师是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他是天才。但这天才却是个贪吃之人，欢喜吃烧卖、年糕、八宝饭、金华火腿、月饼等，而香烟、糖果更是不离口。他在与朋友的书信末尾，常如是写道：“书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他为了吃糖，一次竟然拔去嘴里的金牙以作交换；他常出入于妓院，但又憎恨性；突然他会身穿袈裟独坐危崖，突然他又玩失踪的游戏，让他的朋友着急。而他的死使他的传奇达到高潮：“大师居沪上，有人要大师一次食尽肉包子六十枚以为胜者，师竟食之，遂卧病数日而终。方师食至五十余时，友人尼之，欲无尽食，盖此物食过多，则难万一消化也。师坚执不可，几至决裂，且食后又进咖啡一杯，遂不得不颓然榻下矣。”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五），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５。就这样，曼殊为了与人打赌而吃包子胀死。有关他的怪诞童稚行为太多，不赘，但其声名腾播于人口，也靠了他这些异行。而这些异行也是江南文化的遗产。　。　想看书来

“流水”江南（2）
在众多写江南水色的诗篇中，我独喜浙江诗人罗隐的一首《江南行》：“江烟湿雨鲛绡软，漠漠小山眉黛浅。水国多愁又多情，夜槽压酒银船满。”每当我读到“水国多愁又多情”一句，我便立刻想到了如今的江南诗人潘维，此句真是为他定身写照的，而且潘维之诗还颇得罗隐的神韵。有关罗隐这个人，在此罗嗦两句：罗隐在晚唐诗人中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人物。他虽屡考进士不中，但有几桩幸事可傲世人：一是诗写得好，当时在江南一带可谓名重一时，诗歌江湖上有“四海闻有罗江东”之说；二是酒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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