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蠡和文仲虽然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很相似，但他们还是有些深层的差别。这些差别使得有些话越王可以对范蠡说，却不能让文仲知晓。比如说，聘请日本人吾野良工来做越国的将作大监，越王告诉文仲的理由是要让这个聪明的日本人来打造兵器和战船－但良工对越国的贡献，首先在于柴禾床和人工苦胆；除此之外，以后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日本人还派上了别的其他有趣的用场。又比如说，文仲以为越王不接见群众是不喜欢搞个人崇拜。于是文仲屁颠屁颠地跑下山去拦阻狂热的群众。
聪明不见得是一件好事，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关键得看聪明的程度和各人的运气。如果看见有个三围让人鼻血长流的女子在悬赋招亲，只要你会写点骈五骊六的文字就可以把这妞儿搂在怀里轻薄一番，这时不妨表现得聪明一点；但是如果在越王纵论天下的时候，也许应该经常大叫一声：提问！请问大王，步兵和骑兵有何区别？越王就会含笑解答。当然，这些粗浅的把戏只是下下下之再下策，人家如果晓得你是个聪明人，你却在那儿装笨，就有居心叵测的嫌疑，这种情况比一个笨蛋被别人看成了聪明人还要可怕。最稳妥的办法还是把自己的脑袋换成真正的木瓜－有一段时间在下曾经计划写一篇一百万字的论文，来论证古今中外，从来就没有人是因为聪明而幸福过的。苏格拉底其实并不聪明，他之所以成为哲学家仅仅是因为他有个凶悍的老婆，而诸葛亮则是因为老婆太丑。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没有把自己搞得和释迦牟尼一样了不起，聪明人就会为了享受百分之一的快乐而付出百分之九十九的痛苦和烦恼。木瓜得到的快乐是零，而付出的烦恼也是零。用经济学的术语，木瓜的收益率远远高于聪明的脑袋（在现代数论中，0比0也就是等于1，而1％比99％是 ，写到这里，我找不到计算器，所以只好先空着，但这决不能证明计算器比我聪明，所以也就不可能证明我比计算器幸福）。站在历史的纵深，我们可以明白，文仲先生的绝对智力和范蠡不相上下，但他们最后的结局就大不一样（诸君也许还记得，上文中我们曾提到范先生后来变成了大富翁陶朱公，每晚还可以享用西施，虽然他的财富不一定能赛得过今天的官员们，西施也不见得就比今天的小姐更*有趣，但已经足以让我羡慕得要死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古人含蓄
在吾野良工到达越国之前，西施并不叫西施，而是唤着夷光。人们对西施的兴趣恐怕多在她的脸蛋上－历史上的中国人并不总是象现在这样，**太监王妃是视觉和文学艺术中用得最广泛的题材。从所有的文献记录来看，古代中国人非常的讲究含蓄和文雅，他们就算去参加GROUP SEX PARTY，也会穿戴整齐，手摇折扇或者以手巾掩面；大家见面后彬彬有礼，先还要喝茶清论，谈谈琴棋书画；就算是被最烈的*烧晕了头的女人，直到总攻前的最后一刻也还不会褪下小衣，娇羞可喜。光是这一点上她们就和当代人有很大的区别，当代的时尚男女一旦需要，不论时间场合就急不可耐地宽衣解带，反正condom也不贵。就算急切之间找不到condom，也有发达的事后处理技术作为后盾，以免露出破绽让老公、老婆知道或者让别人抓住把柄。我有个朋友因为颇有些实权，所以他就经常向我诉苦，那些女孩子动不动就在办公室、公园草地或者汽车里怎么怎么他，有个姑娘看上去象只羞搭搭的小白兔，但是这只小白兔有一次甚至弄折了他的宝贝。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文献记录表明，古代中国人比现在的含蓄文雅，但这仍然不能说明古代中国人都是由君子和淑女构成的集合。我们知道，中国人的特点是，什么都可以干，但绝不是什么都能说；就算不得不说，也不能采用最直接了当的说法（众所周知，绅士和流氓的区别在于，在嫖一个15岁的姑娘时，绅士们总是彬彬有礼，温柔体贴；而流氓们总是恶狠狠地撕烂人家的内衣，一点教养也没有）；一部中国历史，就此充斥着大量含混模糊的字眼。在历史的长河中，象西门庆那样猖獗的青年，实在罕见。这位猖獗的青年有一次在院子里对天叫嚣：就算大爷淫了王母，奸了嫦娥，也不减这泼天富贵。结果如何呢？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青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少，但似乎从来也没有绝迹。比如说，最近有个司法局长携带小点心到下面去检查扫黄工作，因为搞得实在不含蓄文雅，折腾得那小点心非常之苦，而且还要在当面在公众场合讲出来羞辱人家（在这样猖獗的当代青年面前，估计西门庆也会脸红）。*的工作虽然比较特殊，但毕竟不包括当众被羞辱一项，所以那妹妹一怒之下居然不顾他是个局长把他给告了。在我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局长实在是憨厚率直，令人激赏；另一方面我也为他惋惜，如果他认识吾野良工，一切都可能大不一样。
历史之须
以上两段我们论述到了古代的中国人是非常的含蓄文雅，所以他们只在文献里提及了西施的容貌，而对西施的胸脯谈论得非常少。在官方的文献里，我们找不到有关她胸脯的任何记录。我们只能从男人的立场来推测，如果西施只是凭沉鱼落雁、休花闭月之貌，就要让雄才大略的吴王夫差变成一个荒淫无度的色狼，简直就像每个月多增加300块工资就能让官员们不再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一样，纯属无稽之谈。那么就可以导出这样一个问题：西施的胸脯究竟有多大？这是问题1。除此之外，关于西施的处女性的问题，也历来是史学界的一大疑案，这是问题2。如果你阅读过一些德高望重的历史学者的著作，你会发现有几人曾经为此吵得不可开交，论争的焦点在于：西施在被献给吴王之前，到底是不是处女；如果不是，那么是谁完成了这一壮举（或者说，妈妈的，占了这一便宜），这是问题3。在吾野良工的“西行越国大揭秘”手稿被发现之前，上述种种问题都悬而未决，但是现在，因着这份手稿的出现，一切疑问都将迎刃而解；不单如此，还有种种前所未闻的细节，如果我一一讲述出来，那么结果只有三种：一是根本没人看见这篇《吾野良工正传》，所以写了等于没写；二是我成了文化英雄，可以到处去宣讲“良工文化”、“西施文化”、“处女文化”；三是我成了过街老鼠，捉到的人可以拿去换500美元。至于第一和第二种可能性不难想见，但为什么可能会出现第三种结果，你只有在知道那些细节讲了些什么以后，才能够明白。
写到这里我非常的郁闷，几乎有了罢手不干的决定。众所周知，西施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而且有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可以看作是国产精品的代表、骄傲。如果我是一个专门掏粪的狗仔队队员，那么将真相暴露给大众一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二则可以博取自己的名气，换来大把的钞票――能够搞搞西施这样的名女人的新闻，就算不是千载难逢，也可以说是百中无一的好机会。然而我不是记者，也不认识任何记者，不能把这份珍贵如珠宝，同时也低贱如垃圾、危险如手榴弹一样的手稿卖出去。对着这份泛黄的手稿我很烦恼。本来我生活得好好的，每天早上顶着沙尘暴骑自行车去上班，糊弄完领导以后就可以坐在计算机前上网看黄色照片（我编了一个程序，每当有别人的视线也落在屏幕上的时候，这些*会自动转码，变成宣传防火知识或者给希望儿童募捐的正经内容。如果您也需要这个程序，请按此下载）；但是自从发现了这份手稿以后，我的烦恼真是可意会而不可言述，可以用这样一个故事来说明：有个老头长着长长的胡子，有一天别人问他睡觉的时候，是把胡子放在被子外边还是放在被子里边。老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一会儿把胡子放在外边，感觉不对；放在被子里边，感觉也不对；折腾了一晚，再也睡不着。现在你可以明白，吾野良工的手稿，就成了我的胡子。 。 想看书来
西施真容
为了处理这样一个讨厌的胡子，我考察了几乎所有出名的历史学家的史学观点和方法，从希若多得到布罗代尔到黄仁宇，但是他们根本不能提供给我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伙人并没有发现任何史实，只是动脑筋怎么去解释别人发现和考证过的历史事件，这和我遇到的困难，有着性质上的不同。我是一个老实人，喜欢一切都有规矩，而且一切都按规矩办。可惜的是，官员们之所以要创造各种规章制度，订立若干复杂的程序，主要目的是为了使自己有事情做，以满足自尊心，并享受为官和折腾别人的乐趣，就一点也没有考虑到我处理良工手稿的问题。所以他们订立的规矩，就一点也帮不上忙。无论有没有规矩，也许我可以先把关于西施、西施和良工、西施和文仲、西施和越王、西施和夫差、西施和范蠡的史实先写出来，搞一个长编，如果必要再把它们删去。当然我没必要安个题目叫：一女对五男。我说过了，我是个老实人，不喜欢噱头；而且西施和文仲之间没有任何可以证实的性关系（前面我们提到，文仲在老婆私奔之后就把自己阉了，而此时他还没有遇见西施），用这样的题目不免会在别人的联想中含混这一史实。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施遇到良工之前根本不叫西施，她只有一个名字叫夷光，但是为了避免名称转换之间的麻烦，在本论文中在下就一以贯之地以西施来称呼她。之所以要耗时费力啪啪地敲着键盘特别提醒读者诸君，是因为西施和夷光，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这差别就象我和克林顿的差别一样，决不能忽略－如果说我和克林顿没有差别，希拉里一定会气得发疯。女人一旦发疯就什么事都搞得出来，我可不想招惹她。
�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