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关键是没有抓住真人秀最本质最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现场评委与选手面对面口试的对话过程就是超级女声成功的重要部分，而我们的节目却忽略掉了，浪费了这些好素材。
另外体育解说不如歌唱更大众化、文艺化，脱离了体育比赛本身，就失去了表演价值，与“超女”相比是一个先天不足。但是，如果弄得好，应该比实际播出的效果要强。
我的同事张斌有着尖锐的观点和勇于表达的个性，他是这次大赛节目的总主持人。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次解说大赛是“既没有办出好看的节目，也没有选出优秀的人才”，他有资格说，我深表赞同。诚然，解说员的业务，不像歌手，现场开唱就能比出谁好谁坏；解说需要实践积累，初期看的是潜质，可能有人起点高，但发展潜力差，不会提高；而有的人起点一般，但是能看到上升空间，特别是身上带着一些与众不同的气质，更需要给他们机会。
这次当评委的经历，让我有个想起来后怕的念头——按照比赛标准，当年的我水平不见得就比这些选手高，我能有今天真是太幸运了，真是命运的眷顾，完全是老天给的机会啊！真是要谢天谢地谢人！
张斌所说的“没选出优秀的人才”，可能指的现阶段，这些人当中肯定有可造之才，张斌也有恨铁不成钢的意思。另外，也是如今观众要求的起点高，参照标准不同的原因，在我和张斌、刘建宏这代人出现之后，在体育频道要想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的人，要超越我们，起点要更高。不像我们刚出现的时候，1995年、1996年，观众比较宽容，体育解说从广播时代刚进入电视时代吧，大家比较懵懂，所以我们干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我期盼有人超越我们，希望再有新的解说风格出现，但是这需要时间。体育解说是多种素质结合的边缘学科，这种人才可遇不可求。我不是否定专业的科班院校，但是不能只靠学校一条路来培养，还应该在实践当中去探索发现和锻炼。至少现实证明，观众比较认可的、喜欢的解说员，很少有播音主持科班出身的，从宋世雄、孙正平、韩乔生、蔡猛，到刘建宏、张斌和我，包括更年轻的贺炜、于嘉、洪刚和甄诚，没有人是播音主持专业科班出身的，也许这和以前的专业院校没有主持人专业有关。
所有这些，再次让我感慨命运的不可捉摸。冥冥之中不知是什么力量，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经历这一切，我更相信任何事情不会十全十美，我享受着“爱好即是工作”的幸福，同时，必须承受不能像普通球迷那样率性而为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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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辞典
2000年的时候，《开心辞典》刚刚推出，黄安做主持人，因为他的出场费太高，节目组就想从台里选人，找到我，想让我录几期，试试镜。还有一个候选人是王小丫，她当时已经是二套节目财经报道的主持人。录节目时，请了一些台湾娱乐节目的幕后工作人员，如现场导演、切换、造型师等，参与节目把把关。我录了3期，王小丫录了3期。
在录制过程中，大家对我的评价都非常好。在节目录完之后，大家吃饭庆祝的时候，台湾的导演和策划人当着节目制片人郑蔚说，他们没有想到，在大陆还有我这样的男主持人。当时我还不知道吴宗宪，也没看过他的节目。他们说我这种长相是典型的“面傻心贼”，长得很忠厚很老实的面相，其实有冷冷的搞笑的暗坏，就像当时台湾最当红的主持人吴宗宪，他就是这类长相，表面是标准的正面人老实人的样子，但心里是挺坏挺歪、会搞笑冷幽默的。他们还跟郑蔚说：“他的现场反应、搞笑环节把握非常好，我们一直不相信他是做体育主持的，我们以为他就是做娱乐节目的，他做得太好了。”
在酒桌上郑蔚就问我，能不能长期固定给这个节目做主持人，我说要问体育中心领导。后来我去请示马国力，他说，偶然帮他们客串一两期还可以，如果固定做是不行的，你要么调离体育中心，到经济中心，我就不管你了，要么你就留在我这儿，不能给他做固定主持人。
一个栏目是需要固定主持人的，主持人是一个栏目的符号。当时郑蔚非常努力，甚至请了经济中心的主任，主管副台长出面，打了非常正式的邀请报告给体育中心。当时是2000年前后，我的工作非常简单，平时没节目，周末有转播，这种娱乐节目录制起来3天就把一个月的录完了，一周一播，集中4天能录出两个月的来，时间完全能排得开。可是领导有他的考虑，坚决不同意。这种局面下，郑蔚必须现实地考虑问题。
虽然我录像的时候满场爆笑，笑料包袱不断，一个接一个，跟参赛选手的交流和提前沟通，接他们的话，都非常好，大概两个小时就录完一期，很快很顺，所有工作人员都觉得很轻松，一边工作一边由衷地发出笑声，效果极好。可是由于我不能再去做这个节目，郑蔚们只能把样片的剪辑有倾向地处理了一下，要给领导看，要放弃我，用的都是我表现不佳的镜头。要知道电视的后期剪辑可以把一个人剪成两个完全不同的样子的，就这样播出了三集，从播出来的节目看，我真是傻乎乎的，因为既然已经决定放弃我，所以就这样做了。
北京一家报纸，不久就登了一篇文章：《黄健翔的主持空间有多大》，他们提出的也是善意的批评，针对那时候主持人串行、反串现象比较多，出于爱护我的目的，希望我恪守本分，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也许是看了我那三集《开心辞典》很“不开心”，才发表如此的议论。
就这样，我认识了王小丫，还在她主持的《开心辞典》节目里做过嘉宾。那是一期春节特别节目，我与其他主持人一起答题，赢电脑捐给贫困地区小学。
后来有一阵子常约上几位同行一起吃饭、唱歌，包括王小丫、撒贝宁、阿丘等人，一起K歌，挺高兴。做主持人之后，私生活空间挺小，挺压抑，外出常被人指指点点，大家聚在一起玩，还能够放松一点。大家轮流做东，请客吃饭唱歌。有一次，王小丫撒贝宁说，下次该我们请客了。拖了两年，也没兑现过。撒贝宁说请我们喝王八汤。过了半年，我们问他王八养了没有？再过半年又问，王八多大时才给我们喝汤？又过半年，问他王八是不是下蛋了？最新的版本是，当别人催问小撒，什么时候请大家喝汤的时候，他沉痛地说：王八已经在海啸中壮烈牺牲了！王小丫经常关手机，或呼叫转移，真是对她“失望”。
撒贝宁是“麦霸”，总唱很高很难的歌，震得大家不能唱，我们只能起哄叫好。阿丘也唱得不错，他的粤语歌唱得特别好，《上海滩》、《霍元甲》，语言地道，味儿特足。有一段时间，我们轮流给王小丫和撒贝宁打电话，问你们什么时候做东啊？这两人互相推诿。一年过去了，我们都把他们忘记了。其实，也有那么两次，小丫和小撒准备好了约大家，可是我们因为各有各的节目，有人出差有人直播，总凑不齐，大家爽约了。可是，我们大家总是把账赖在他俩头上，好像人家真的很不情愿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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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拒绝
《艺术人生》节目组在2004年要制作的一档新节目叫《文化访谈录》，他们的制片人曾经找过我，希望我做主持人。认真听完他们的方案，我拒绝了他们的好意。首先，体育中心不让我们到其他中心做节目，特别是做固定节目的主持人，这已有过先例。其次，他们设计的访谈话题正襟危坐，不够轻松，不够娱乐化，而我的知识结构并不是像他们所想的那么宽，我自己心里没底，觉得很多话题我根本把握不了，太大了。
结果，节目组的人告诉我，关于第一个问题，他们可以请高层领导出面摆平。至于第二个问题，他们只希望我像个读书人那样斯文地坐着和聆听，只要我的知名度和形象，可以借助我的人气把节目带“火”起来。
我感激他们对我的认可。但是，我还是坚决而近乎粗鲁地拒绝了他们。我说，那样的说话方式太假了，我说不了那样的话。平时，我爱说和所说的都是“又歪又邪”、“剑走偏锋”的话。其实，他们的班底和我都是一个年代出生的人，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和思想，他们看中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些特点。但是为了让节目能够上马，必须先按照“主流意识形态”的基调去设计策划。他们给我的解释是：节目上马以后，再慢慢地调整。但我怕自己不能胜任，因为这个节目起点太高，调子定得太正统主流，而我是个说话经常“捅娄子”的人。于是，当他们“恋恋不舍”地“纠缠”着我、试图说服我的时候，我用很“无情”的方式挫伤了他们，让他们最终放弃了我。这也是我做人很不成功的地方之一。
后来《文化访谈录》节目播出了。有一次某个节日，这个节目的制片人给我发短信问候，让我很感动，因为我曾经不够友好地拒绝过他们。于是我回短信，祝贺他们节目开播，并为当初的“粗鲁”表示歉意。她回复说，我当初所说都是对的。这个节目就像当初我说那样，变成了一个远离设计者与初创者最初理想的东西，而且，她本人，也已经离开了。
其实，这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可以左右的。一个人在什么环境下就会说什么话，一个节目同样如此，我想她应该是理解我的。只不过，她和另外的一些我所尊敬的同龄人，比我更愿意为了自己最初的理想，去做实际的努力，哪怕是注定了要绕一个很大的弯路，也在所不惜。而我，是害怕这样的失败的。
多“彩”人生
2001年10月，财政部推出中国足球彩票，我们这些足球工作者，纷纷应邀给媒体做预测，设计方案。于是，也有人跑来问：你们要是买足彩，肯定会中大奖吧？你们是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