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陈昕晔，表示谢意。
张剑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于北京昌平白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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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崛起定位（1）
导论：为中国崛起定位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２０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世界历史及其转型的架构下评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著的历史潮流。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１９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自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次，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１３。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最初１０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该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正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而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第三，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为中国崛起定位（2）
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在回应来自内部的挑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角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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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吗？
第一章 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中国的一些学者刻意渲染这样一个观点：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他们把１５００年作为欧洲超过亚洲的起点。比如，拜罗克和弗兰克就认为，１８００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２。中国以及亚洲、拉美等国家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剥削的结果。
实际上，被学者们一再援引为权威作家的麦迪逊对于上述说法，是持批评立场的。他把上述说法称之为〃有时被当做事实的离谱的想象〃，而他则认为，真正的事实是：１１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他援引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融资方面。似乎显然的是，从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而拜罗克则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观点……〃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而〃捏造了数据〃。
麦迪逊指出，中国从１４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到１９世纪，超过１／４的ＧＤＰ仍然来自传统的手工业、运输、贸易、建筑和房地产服务，其中大部分是在农村地区发生的，这些产业在１５００年时的相对重要性与在１８２０年时完全一样。中国在土地生产率上的巨大进步和生活标准方面较温和的改进发生在宋朝，在此之后的６个世纪内，中国人均ＧＤＰ一直停滞不前。其中的原因，是技术进步的缓慢和经济体制的缺乏改进，农村一直是增长的主要来源。对此的一个佐证是，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从唐朝到１９世纪之间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
中国学者在使用麦迪逊提供的数据，即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一时，〃忘记〃了麦迪逊指出的另一个事实，即中国自１１世纪已经陷于停滞。这种故意的忘记，原因之一是为了来论证中国近代的落后，是因为挨打的结果，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剥削给中国带来了贫困化。这是西方的左派历史学家以及中国的一些学者都最爱使用的论述方式。为了使这一论证看起来符合历史，就要把历史的起点定在西方扩张到东方的时期，也就是１９世纪。
历史现场：李鸿章对俾斯麦
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