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看来，复兴是中国现代国家〃世界观〃的核心。由此而形成的主流的历史叙事，是单一中心论，不是欧洲中心，便是中国中心。根据这种世界观，中国经济近２５年的快速发展，除了重回世界经济的中心，还意味着中国超越西方文明，〃成为未来全球文明的主导力量〃。更有甚者，将意味着中国以参透了的西方达尔文主义态度回敬西方。这就是西方一些观察家感到担心的〃中国的仇恨心结〃。
但是，〃制夷〃世界观是狭隘的。这种世界观总是无法全面检讨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在政策上，总是无法超越既得利益者的眼界，采取重大的改革措施。中国近代历史的一再顿挫，在希望之中总是失望，其中的症结，就是顺利时沉醉于成就，困顿时沉陷于愤怒。对于失败，总是无法得到深入的检讨。
晚清洋务派首领李鸿章曾经向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询问中国复兴之道。事情发生在１８９６年。甲午之战败于日本，与日签订《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出使欧美，６月抵达德国。媒体记述他与德国前宰相俾斯麦答问情形：
李：我专程前来拜访殿下，有一事想〃乞垂清诲〃。
俾：什么问题？
李：〃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
俾：辱承阁下明问，〃惜敝国去贵国较远，贵国之政平时又未尝留意，甚愧无从悬断。〃
李：〃请问何以胜政府？〃
俾：〃为人臣子，总不能与政府相争。故各国大臣，遇政府有与龃龉之处，非俯首以从命，即直言以纳诲耳。〃
李：〃然则为政府言，请问何以图治？〃
俾：〃以练兵为立国之基，舍此别无长策。〃
李：〃中国非无人之为患，特无教席亦无兵法之为患。〃〃惟异日回华，必将仿照贵国军制，以练新兵。且需聘教习之武弁，仍惟贵国是赖。〃
从这段对话中可以看出，李鸿章对于一年前的惨败，并无反省。他向俾斯麦讨教中国复兴之道，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何以胜政府〃，二是〃政府何以图治〃。第一个问题中，包含着他对甲午之战失败的解释：甲午败于日本，只是他这个臣子没有办法〃放手办理〃，最后导致〃兵不练〃的结果。因甲午清朝海军惨败，《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遭到国人痛诋，在失意中，李鸿章回顾其一生事业时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犹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在这短暂的赋闲期间，他抨击〃言官〃：〃言官制度，最是坏事〃。游历欧美之后，得出欧美〃上下一心〃，而中国却〃政杂言庞〃。他把失败归之于政府受〃言官〃左右的结果，如果更为专权，就不至于这样了。因此，在向俾斯麦寻求复兴之计时得意洋洋地告诉俾斯麦，有人说自己是〃东方俾斯麦〃，就毫不奇怪了。作为当局者，李鸿章确实执迷冥顽得很。中国的复兴竟然归结为〃放手让我干事〃，可见他的复兴概念，不过是历史上一再出现的〃中兴〃的同义语。只要中国出现一个威廉二世那样的能让俾斯麦干事的领导人，就可以了。至于第二个问题，表明他仍然深信自己一生练兵事业乃中国复兴之关键，表示回国后，要学习德国军制，〃惟贵国是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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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为什么失败？
马士和宓亨利在他们的巨著《远东国际关系史》中总结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时说道：
甲午一战，中国不但战败，而且蒙垢受辱。中国军队始终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形胜之地一一委弃，临阵不战而逃，中国殷殷寄以厚望的舰队被可耻地驱逐到设防的港口内匿不出战。中国的将领们个个显出无能，而且很多是懦夫，政府的颟顸腐败，在国家危急之秋并无异于承平之际；而中国人民虽则有了一点国家意识，还依然是一个原始的群体，其惟一的原动力就是个人利益，但知盲目的愤怒，却不知为国家利益而发愤图强。在战争期间，中国并不是以最大的精力用之于杀敌致果，而是用之于乞求列强的干涉，中国的统治者们指望不须认真努力救治其积弱的原因，而但求借外力以挽救中国免于自食其积弱的后果。挽救中国免于侵略与瓜分，是列强的义务，而中国却不负任何责任……随着和约的缔结，中国的大臣们已普遍不为人所信任，就连中国的惟一政治家李鸿章也不例外，李氏已遭谪而暂居于默默无闻的地位。中国是屈辱备至了。在一切有经验（是西方所谓的有经验而不是东方所谓的那种有经验）的观察家们看来，帝国的瓦解似乎已显然迫在眉睫而无可避免了。
甲午之战是中国学生都熟悉的。但是，他们熟悉的是清政府所表现出的战斗意志和将领的英勇。在马士和宓亨利的眼中，战斗意志不过是〃盲目的愤怒〃。有怀疑精神的中国学生在学习这段历史时或许会感到奇怪，以４亿人口的大国，何以落败于小日本？再往前推一下，从１８４０年开始，战则必败，总是远离本土、为数不过数千或万余的西方军队，把数以万计的中国军队打败，把首都占领，难道仅仅是军队的问题吗？仅仅是西方的船坚炮利吗？马士和宓亨利的描述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答案。在这个答案中，没有谈到武器装备上的差异。如果总是临阵而逃，拥有什么武器才能打胜仗呢？更何况，虽曰有４亿人民，但是，这是一些有很少〃国家意识〃的人。
中国崛起：全球主义时代的大事件
以选择市场化道路为标志，中国进入了全球主义转型时期。中国崛起舆论也恰恰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在此之前漫长的近代史上，中国崛起只是一种可能性，拿破仑那句名言，即不要惊醒〃中国睡狮〃，对于中国人的心灵，固然起着慰藉的作用，但是，雄狮毕竟是沉睡的，对于一代一代精英而言，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他们试图通过革命的方式追求〃站起来〃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却是游离于全球体系之外，中国的崛起，并不被国际舆论认真对待。当中国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出现，而是加入国际体系的时候，中国崛起，反而得到了国际舆论的重视。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选择市场化道路，推动了全球主义的形成，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这一选择，使市场体制推进到了全球市场在地理上的最后边界，而全球体系的形成，又决定性地改变着中国的国际战略，使她决定性地走向渐进转型的道路。全球主义与中国崛起成为当代世界体系中同时态的革命性事件。两者是相互促进和互为条件的。
中国的崛起是中国长期转型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一个事件。如果忽视了这一背景，就无法理解这一事件。以往阶段转型的成败，也与全球主义的发生史相关联。全球主义的〃史前时期〃，同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转型进程。在中国转型的每一历史阶段，其特定的历史问题和基本目标深深地镶嵌进全球主义进程中。而中国转型的独特性在于，在每一历史时期，转型都是一场没有完成的事件。帝国转型失败了，国家主义转型也没有完全成功，〃革命尚未成功〃既是孙中山先生的遗言，也是中国命运的谶语，可以说是对中国转型过程的恰当描述。其结果是，当我们进入到全球主义时期的时候，我们还不得不处理其史前时期的问题。不得不继续同那些未终结的幽灵周旋。这些先前时代的幽灵就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时常穿着新的衣服，来到我们身边，与当代人迫切的议事日程一道，占据着显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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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
全球主义固然揭示了国家的限度，但同时也是国家生长的条件。因为，全球主义，是因应全球问题而产生的。它为国家提供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一个向度和基础。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谋求解决本国的问题，就不能不把全球主义纳入政策框架。也就是，任何想在一个国家之内解决问题的领导人或集团，都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那些试图脱离全球进程解决问题的集团或领导者，都应当汲取阿富汗的教训。这个国家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２００１年，一直与全球进程相脱离，结果是退化为孤岛一样的国度。阿富汗甚至没有国家，而是相互战争的不同组织。塔利班政权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者，由于脱离了世界经济体系，塔利班的经济支柱只能是鸦片种植和走私。塔利班把阿富汗经营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鸦片生产基地。在塔利班瓦解前，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署的报告称，阿富汗生产的鸦片是世界其他地方鸦片产量的３倍。
阿富汗的例子显示，全球主义是文明生长的条件。任何一种文明，如果要谋求发展，就不能脱离全球化进程。在塔利班统治下，禁止音乐，炸毁巴米扬大佛，宗教不宽容，性别歧视等等，塔利班试图借助强力建设一个原教旨的###国家，最后除了导致自己的毁灭和阿富汗文明的毁灭，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极端的全球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是主权国家的终结者。这是错误的。实际上，全球化只是独裁者的终结者。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独裁者可谓生不逢时。向着全球主义的转型，正在消除着一个一个独裁者。而国家则获得新的生长动力。
〃依法治国〃与宪政转型
改革以来，中国对于宪政规则的改进是很重视的。每一次党代会都要提出修宪的建议。但是，作为宪政核心的对于权力的制约，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改革以来，比较强调法治，一再重申〃依法治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吴敬琏等学者开始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