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再觅一东樱馆，绝不可得。即所谓旅馆，亦殊不宏。今此所居，月只八円，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现拟即迁土樋町，此亦非乐乡，不过距校较近，少免奔波而已。事物不相校雠，辄昧善恶。而今而后，吾将以乌托邦目东樱馆，即贵临馆亦不妨称华严界也。
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然观已，即归寓大啮，健饭如恒，差足自喜。同校相处尚善，校内待遇不劣不优。惟往纳学费，则拒不受，彼既不收，我亦不逊。至晚即化为时计，入我怀中，计亦良得也。
当时所写的信件，就比多年后写的回忆文更接近事实了。
1904年，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学合影。解剖学是医学校的一门重要功课。在仙台，这门课是由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两位教授分任的。藤野先生是一位特别敬业的教师，十分关注鲁迅这个中国留学生。每个星期，他都叫鲁迅把听课笔记送去给他检查，给补上脱漏的地方，改正解剖图的错误，甚至日语语法的错误也都一一订正。他极希望这个中国留学生成为一个好的医生，学成归国，把新的医学带回去。他常常询问鲁迅学习中的困难，给他作个别的辅导。后来鲁迅在写作回忆录的时候，专门写了一篇《藤野先生》，满怀敬意地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当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到鲁迅晚年，增田涉和佐藤春夫为岩波文库翻译《鲁迅选集》，问鲁迅希望选入哪些作品，他回答说：你们选就行了，我只希望把《藤野先生》选进去。
学医的梦（2）
周作人的《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有一张鲁迅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的分数单：解剖：593；生理：633；德语：60；化学：603；组织：727；伦理：83；物理：60；平均：655。在142人中间列第68名。
1905年11月6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二年级全体同学欢送敷波教授赴德国留影。敷波是二年级组织学实习教师，坐第二排中。第四排右起第五人为鲁迅。这成绩也就是如鲁迅自己说的，“同学一百馀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藤野先生》）可是，就是这样的考试成绩，已经引起了一些胸怀狭窄的、有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学生的忌妒，他们无中生有地说是因为藤野先生透漏了题目，他才考得这样的成绩。他们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吞吞吐吐地对他说些冷言冷语，还写匿名信骂他。这使鲁迅非常悲愤，使他更痛感到祖国国际地位的低落令人多么难堪。他恨恨地说：“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只有一年半的光景，1906年3月他就退学了。后来他说，他决心退学，是因为受到一张时事幻灯片的刺激。这事他说过两次。在《〈呐喊〉自序》中说的是：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馀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地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当年鲁迅在细菌学教室里看到的那张幼灯片后来没有找到。这是1905年3月20日在中国开原城外拍摄的另一张时事片。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在几年之后写的《藤野先生》里，鲁迅又把这事说了一遍，只有一点不同，就是那个给俄国军队做侦探的中国人，不是被砍头而是被枪毙。人当年留下的好些张刽子手挥刀砍去的新闻图片中可以推知这篇当是误记。
鲁迅放弃医学，决心以文学为自己的终身事业，当然不会是一个刺激和一时冲动的结果。在这几年里，他读了许多文学书。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这应该是他决心从事文学活动的远因吧。现在突然遇到这强烈的刺激，于是他作出了最终的抉择，提出了退学的申请。1906年3月15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同意鲁迅退学。离开仙台之前，他向藤野先生辞行：
到第二学年的终结，我便去寻藤野先生，告诉他我将不学医学，并且离开这仙台。他的脸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说话，但竟没有说。
“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有用的。”其实我并没有决意要学生物学，因为看得他有些凄然，便说了一个慰安他的谎话。
“为医学而教的解剖学之类，怕于生物学也没有什么大帮助。”他叹息说。
将走的前几天，他叫我到他家里去，交给我一张照相，后面写着两个字道：“惜别”。（《藤野先生》）
学医的梦（3）
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北京鲁迅工作室的墙上，书桌的对面。他说：“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从仙台退了学，回到东京，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住了些时候。
许寿裳在《怀亡友鲁迅》一文中记述了他们的这一次相见：
第二学年春假的时候，他照例回到东京，忽而转变了。
“我退学了。”他对我说。
“为什么？”我听了出惊问道，心中有点怀疑他的见异思迁，“你不是学得正有兴趣么？为什么要中断……”
“是的，”他踌躇一下，终于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子，坏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
我们相对一苦笑，因为子坏子这两大类，本是我们日常谈话的资料。
1906年3月离开仙台前，与医专同学合影留念。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鲁迅决心从事文学，同他这些年思考国民性问题有关。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鲁迅在弘文学院的时候，常常和我讨论下列三个相关的大问题：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
他对这三大问题的研究，毕生孜孜不懈，后来所以毅然决然放弃学医而从事于文艺运动，其目标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每一个民族都有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质，不同的文化传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国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有些什么特点，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说国民性比较起来又有什么缺点，这问题鲁迅苦苦思考了一生。在他去世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还将中国和日本两国的国民性作了对比，他说：
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可见终鲁迅一生，这个问题一直萦回在他的脑际。这种思考，在他的文章里时有反映，即如小说《阿Q正传》，他自己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一文里就说过，“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在杂文作品中，对国民性弱点的反映就更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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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1）
1906年夏天，鲁迅回国去了一趟，这是母亲叫他回去结婚。
关于这次婚事的情况，我们知道得极少，只知道是以不幸始，以不幸终。新娘朱安（1878—1947），山阴（今并入绍兴）人，比鲁迅大三岁。这门亲事，据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阿长的结局二》中说，还同教鲁迅读过《鉴略》的叔祖父周兆蓝的夫人有一点关系：
仁房的兆蓝，字玉田，蓝太太即是他的夫人，母家丁家弄朱姓，大儿子小名曰谦，字伯，谦少奶奶的母家姓赵，是观音桥的大族，到那时却早已败落了。她因为和鲁老太太很要好，所以便来给鲁迅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
朱安像《鲁迅的故家·仁房的大概》中又说：“戊戌以后，伯扌为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这里说的“丧儿之痛”，是指1898年12月20日鲁迅的四弟椿寿夭折。大约就是在这“时相过从”的慰问中间，她给鲁迅说媒的。周作人1899年5月19日（夏历四月初五）日记：“晴。晨同朱筱云兄、伯扌为叔、衡延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又5月21日日记：“晴。归家。小云兄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