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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账。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那第一册何以多卖一本呢？就因为有一位极熟的友人，怕寄售处不遵定价，额外需索，所以亲去试验一回，果然划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试验了——但由此看来，足见那二十位读者，是有出必看，没有一人中止的，我们至今很感谢。
至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板，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被了火，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这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这里可以补充说明一点：那个去试验买书的“极熟的友人”是许寿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称《域外小说集》为《新生》乙编。有了甲编（给《河南》月刊写稿）和这乙编，当初办《新生》杂志的想法可以说是实现了，只不过用了另外的形式，并且推迟了一两年而已。
后来，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评论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纾］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这时，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已经和羽太信子结了婚，费用不够了。鲁迅为了资助他们，决定回国来做事。正好许寿裳在1909年4月回国担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的教务长，鲁迅就托他帮自己求一职业，许即向学堂新任监督沈钧儒推荐，于是鲁迅即于这年8月回国来了。
辛亥革命前后（1）
1909年8月间，鲁迅回国，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做生理学和化学教员。他在这学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当时的同事夏丏尊的《鲁迅翁杂忆》一文曾经记述了若干片断：
那时两级师范学校有许多功课是聘用日本人为教师的，教师所编的讲义要人翻译一过，上课的时候也要有人在旁边翻译。我和周先生在那里所担任的就是这翻译的职务。我担任教育学科方面的翻译，周先生担任生物学科方面的翻译。此外，他还兼任着几点钟的生理卫生的教课。
翻译的职务是劳苦而且难以表现自己的，除了用文字语言传达他人的意思以外，并无任何可以显出才能的地方。周先生在学校里，却很受学生尊敬，他所译的讲义，就很被人称赞。
周先生教生理卫生，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馀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防你们看不懂的，要末，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在无文字学素养未曾亲听过讲的人看来，好比一部天书了。这是当时一段珍闻。
周先生那时虽尚年青，丰采和晚年所见者差不多。衣服是向不讲究的，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从端午前就着起，一直要着到重阳。一年之中，足足有半年看见他着洋官纱，这洋官纱在我记忆里很深。
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
这样安静地过了几个月，到12月，学校里忽然起了一个风潮。原任监督（即校长）沈钧儒被选为浙江省谘议局副议长了，上面派了夏震武来接任监督。这可是一个欺世盗名的官僚。从《光绪朝东华录》的点滴材料中，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妄人了。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丙申（1901年1月18日）条：“谕：现因时事艰难，下诏求言，原期广益集思，有裨大局。近日工部主事夏震武，条奏多未能按切时事立言，著不准行。”夏震武还奏劾军机大臣王文韶，“请置重典”，上谕驳斥他说：“何得以传闻臆度之词，率请将大臣置之重典，殊属冒昧。姑念迂儒不达时务，虽其言过甚而心尚怀忠，免其置议。”碰了个硬钉子。上谕还宣布：不许他再上奏折了：“本日引见时条奏繁征博引，虽间有可采，究多窒碍难行，总之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毋庸再行渎奏。”上谕说他“书生之见，不免好名”，是很中肯的。可是他碰了这个钉子还不够。那时，奕劻、李鸿章正在北京同各国谈判辛丑条约的事，这夏震武竟异想天开，“妄请自充专使”，出使俄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壬子（1901年2月3日）上谕：“国家交涉事宜，何等慎重详筹，岂有以疏远小臣，自请简使，即可遽信之理。夏震武……直以国家重大之事视同儿戏。推其心欲自博忧国敢言之誉，贻朝廷以弃贤拒谏之名，实属狂愚谬妄，自应予以重惩，姑念迂儒无知，从宽严行申斥，勿庸前往京师，亦不准再行渎请。”就是这样一个“狂愚谬妄”之人。他对自己期许甚高，只屈就了一个学堂的监督，已经是极不得意了。官职虽小，也要拿出做大官的排场来。所以一到职就生出事来了。
这次风潮的情形，当年的同事许寿裳、杨莘耜、张宗祥都写有回忆。许寿裳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
衡山先生被选为谘议局副议长了，继任者是一位以道学自命的夏震武，我们名之曰“夏木瓜”。到校的一天，他要我陪同谒圣，我拒绝了，说开学时已经拜过孔子，恕不奉陪。他很不高兴，我也如此。接着因为他对于住堂的教员们，仅仅差送一张名片，并不亲自拜会，教员们大哗，立刻###于会议厅，请他出席，他还要摆臭架子，于是教员们一哄而散。我因为新旧监督接替未了，即向旧监督辞职，不料教员们也陆续辞职，鲁迅便是其中之一。教员计有朱希祖，夏丏尊，章嵚，张宗祥，钱家治，张邦华，冯祖荀，胡浚济，杨乃康，沈朗斋……，统统搬出了校舍，表示决绝。夏震武来信骂我是“离经叛道，非圣侮法”，简直是要砍头的罪名；我便报以“理学欺人，大言诬实”。使得他只好勉强辞职，我们便回校，回校后开了一个“木瓜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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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2）
杨莘耜的《六十年间师友的回忆》中说：
杭州俗语，凡是遇到木头木脑不懂事情的人，都名之曰“木瓜”。衡山先生辞职后，提学使云南人袁嘉谷，派一富阳人，号称“理学家”和“孝子”的夏震武来做校长。夏为人极端守旧，其时两级师范教职员中留日学生约占十之###，短衣无辫。在夏震武看起来，这些人都是乱党，都是革命党，我们对夏亦看不顺眼，说他是个老顽固，说他是个假孝子（传说他在母死后庐墓三年中生有一子的事情，这种争论，在现在看来，也是很可笑的）。
上任前一天，夏有一信给许季茀，说是我明天到校接任，大家应齐集礼堂，听候率领拜孔夫子。我们见了这封信，都哄堂大笑，第二天早上我们都齐集大楼上等他，果然他戴着满清的红缨帽白石头顶子，穿着袍儿、套儿、靴儿的来了，他见了我们这一群人，衣冠不整，短发蓬松，又没有为他设孔夫子牌位，似乎有点生气，他就自己高坐在椅子上。季茀时为教务长，当然第一个和他接谈，他开口便说：“你们这个师范学堂办得很不好。”还没有说到第二句，大家听了，都勃然大怒，哄然而起，“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你说！”“你当面侮辱我们。”有的人还大声地骂他，“你这个假孝子”，“你这个假道学”，“你这个老顽固，还配来做我们的校长。”大声呼喊，闹成一团，他看着样子不对头，就想脱身而逃。冯祖荀就拦住了大门，不让他走，一定要责问他“我们什么地方办得不好？你说出来！”有的说：“我们办得不好，让你一个人来办罢！”他在一群仆从拥护之下，夺门而去。群情大愤，还在纷纷讨论如何对付，正在这时，他来一信给季茀，说是你不能一天立于教育之上（原文如此），也就是说，把许给开除了，来一个杀鸡吓猴子办法，使大家安静下来。殊不知他这一举，更坚强了大家的斗志。于是，大家议决：大家搬出学校去，即日罢教。搬到哪里去呢？我们建议，黄醋园湖州会馆有房子，尽可住得下，大家听了，都卷好铺盖，整理好行李书籍，背的背，挑的挑，哄然离开了两级师范搬到了黄醋园去，学生们都瞠目而视，并震动了全省。我们离开了学校之后，他一时到哪里去可以找这许多人来呢？袁嘉谷也为之茫然，劝他辞职，他不肯，说：“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后来这句话成为鲁迅和我们几个人的口头禅，凡是一件事，要继续办下去，就应用“兄弟一定要坚持到底”）大约僵持半个月光景，袁看看实在搞不下去了，就叫杭州人孙智敏来代校长，孙年轻比较开明。孙来黄醋园，请我们回校，这场风暴就慢慢平静下来。我们齐集在黄醋园湖州会馆拍了一张照片，胜利地回校了。夏震武是个大木瓜，不识相，因此这一次斗争就叫做“木瓜之役”。
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