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宗祥的《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说：
夏震武自以为是一个理学大儒，一生以尊经、尊王为主的人物。我们在前清末年的教书匠，除了一班“禄蠹”之外，没有一个不提起皇帝就头痛，提起政府就眼乌的。而且师道自尊的架子也很不小。历来新监督到任（当时名校长为监督），先要拜见拜见各位教师，教师眼中看监督就有点等于一般官僚，倘然谈话不投机，或者有点外行，就有点爱理不理，尖刻一些的简直要挖苦几句了。夏监督到校之后，教务长许季茀就拿了一张教师名单去和他接洽，他就很不客气地说另有指示，季茀只好退出。接着就有一纸手谕下来。内开：一，定某日在礼堂与各教师相见；二，必须各穿按品礼服等等。这一来可就放了大炮，而且炮也炸咧。第一，要教师在礼堂见监督而且要穿礼服，这就等于下属见上司的“庭参”；第二，袍褂、大帽、不但有的人很少，就有，也不愿意穿这种服饰（内中张协和、夏丏尊二人还有两条假辫子，季茀和鲁迅连假辫子也没有）。因此，以季茀为首认为监督对教师不礼貌，全体教师罢教，向提学使提出辞呈。其所以要向提学使辞职而不向夏某辞职，是因为他藐视我们，我们也不理他。全校学生无课可上，集合起来向提学使请求设法上课。夏监督方面当然也有几位随着进校的人和几个同乡的学生，为之出力奔走，想分散教师的团结。自然有几个和平的，表示只要大家上课他也没有意见。碰到了鲁迅和我，就不客气来一顿“冷嘲热讽”。因之对方就用梁山泊上的混名编排了三个人：许季茀是“白衣秀士”、周豫才是“拚命三郎”、张冷僧是“霹雳火”，还有一名“神机军师”像是说许缄甫的。相持一两星期，政府邀请杭州耆绅如陆春江之类，到校挽留诸教师；教师听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官话之后，大家就拿出聘书向桌上一放说：我们如再就职，人格何在，既上堂亦难为学生表率，正愁无处辞职，今官厅耆老均在，请即从此告别。大家就起身出屋。学生等知己无望，更连日向官厅请愿要求早日复课。又数日，忽然发出通告提前放寒假（其时距寒假尚有月馀）。于是省城各校教师连名呈请提学使以为不合章则。记得是一篇四六，故友张献之主稿的，末二句说“方期落笔，而成竹在胸，岂意图穷，而匕首忽见”。夏氏至此万不能留，乃辞职离校，官厅以高等学堂监督暂行兼代。是役告竣。同志者二十馀人合摄一影而无题名，我乃题之曰“木瓜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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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3）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师因抵制新任监督夏震武，宣布辞职，于离校后合影留念。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湖州会馆。前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木瓜之役”，教员联合起来，成功地抵制了官厅任命的校长，虽然只是一个学校的事，影响也不过及于杭州学界，却是一场新对旧的斗争的胜利，知识分子对官厅斗争的胜利。即小见大，这也反映出了清末那时社会政治风气等等方面在变化。
1910年9月，鲁迅应绍兴府中学堂校长杜海生的聘请，去教生物学兼任监学。
回到故乡，鲁迅马上就遭到了“无辫之灾”。他的辫子，早在日本就已剪掉。现在可麻烦了。他在《病后杂谈之馀》一文中回忆说：
1909年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生理学和化学教员的时候。
我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范爱农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要看看光复的绍兴。武装演说的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怀疑。后来他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这军政府也只不过存在了几天时间。11月10日晚上，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第二天宣布成立绍兴军政分府，他当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鲁迅的《范爱农》一文中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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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4）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王金发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
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之后，登了不少骂人的文章。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诈取了他的钱，还骂他，要派人用手枪来打死你们了。
听了这话，鲁迅觉得很诧异：我领的钱是学校的校款，怎么说是诈取呢？后来才知道所谓诈取，并不是指这钱，而是王金发另外送给《越铎日报》的一笔钱。这就使鲁迅很感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再在绍兴待下去，于是辞去了校长的职务，把账目和一角又两枚铜元的馀款交给了军政分府派来的接收员，盘算着外出谋生。
这一年的冬天，鲁迅创作了他的第一篇小说《怀旧》。这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写一个冬烘先生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张皇失措的情形，表现出了作者杰出的讽刺才能。这篇后来发表在1913年1月号的《小说月报》上。
鲁迅辞职之后，得另外寻个职业。曾经有意到上海去当编辑。这件事，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鲁迅与书店》一节中说：
辛亥革命之后，他同范爱农合办师范学校几个月，与军政分府的王金发部下不大弄得来，就辞了职，想到上海去当编辑。他托了蔡谷卿介绍，向大书店去说，不久寄了一页德文来，叫翻译了拿来看。他在大家公用的没有门窗的大厅里踱了大半天，终于决定应考，因为考取了可以有一百多元的薪水。他抄好了译文，邮寄上海，适值蔡孑民的信来到，叫他到南京的###去，于是他立即动身，那考试的结果如何也不去管它，所以没有人记得这是及第还是落第了。
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招请，也许鲁迅就到上海当编辑去了吧。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教育总长是蔡元培。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
其时一切草创，规模未具，部中供给膳宿，每人仅月支三十元。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草拟各种规章，日不暇给，乘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