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抚五看过，说“深表赞同”。适。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给上海编辑部。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现在只把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转录如下：
荷戟独彷徨（2）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了。它在1922年7月出满九卷之后停刊。后来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这样描写他当时的心情：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在《新青年》杂志停刊之后，同鲁迅关系最深的刊物就要算《语丝》周刊了。说起来，这刊物的创办就同鲁迅有关。孙伏园在《鲁迅和当年北京的几个副刊》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鲁迅先生写了一首诗《我的失恋》，寄给了《晨报副刊》。稿已经发排，在见报的头天晚上，我到报馆看大样时，鲁迅先生的诗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抽掉了。抽去这稿，我已经按捺不住火气，再加上刘勉己又跑来说那首诗实在要不得，但吞吞吐吐地又说不出何以“要不得”的理由来，于是我气极了，就顺手打了他一个嘴巴，还追着大骂他一顿。第二天我气忿忿地跑到鲁迅先生的寓所，告诉他“我辞职了”。鲁迅先生认为这事和他有关，心里有些不安，给了我很大的安慰。
那时孙伏园是一位很有名的副刊编辑，他辞掉了晨报馆的职务，邵飘萍就请他到京报馆去编副刊了。他辞职这事还有另一个后果，就是促成《语丝》周刊的创刊。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文中回忆说：
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语丝》周刊的创刊号是1924年11月17日出版的。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知道，他捐了十元钱资助创刊的费用。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入《坟》）一文。文章就这年9月25日杭州雷峰塔倒坍一事谈到白蛇传。据这个神话传说，那可爱的白蛇娘娘就是被法海和尚镇压在雷峰塔下的。鲁迅借这个神话故事表示了自己对妇女解放的主张：
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
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
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
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
在《语丝》第三期上，鲁迅发表了散文诗《秋夜》。
第四期，他又发表了《影的告别》、《求乞者》这两篇散文诗以及那首结果导致《语丝》创刊的讽刺诗《我的失恋》。后来这些都收入了散文诗集《野草》。《野草》全书中的各篇最初都是在《语丝》上发表的。这些优美的散文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作者矛盾而痛苦的心情：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乐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随你了，我不愿住。
我不愿意！
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
——《影的告别》
我将得不到布施，得不到布施心；我将得到自居于布施之上者的烦腻，疑心，憎恶。
我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
我至少将得到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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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戟独彷徨（3）
——《求乞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和铁，火焰和毒，恢复和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
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纵使寻不到身外的青春，也总得自己来一掷我身中的迟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现在没有星，没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爱的翔舞；青年们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希望》
还有《过客》那篇中写的那“过客”，反映的也是作者的心情。他1925年4月11日致赵其文的信中作了这样的解释：
《过客》的意思不过如来信所说那样，即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但这种反抗，每容易蹉跌在“爱”——感激也在内——里，所以那过客得了小女孩的一片破布的布施也几乎不能前进了。
在作者的心中，其实还是怀着希望的：
1924年7月，鲁迅应邀赴西安，到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合办的暑期学校讲学。这是7月20日开学典礼上的合影。21日，鲁迅讲了《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淡淡的血痕中》
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
——《一觉》
鲁迅的青年朋友聂绀弩在1940年写的一篇《略谈鲁迅先生的〈野草〉》一文中指出：“《野草》是鲁迅先生为自己写，写自己的书，是理解他的锁钥，是他的思想发展的全程中一个重要的枢纽；不过，同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不能不向前迈进一大步的忠实的反映。”（《聂绀弩全集》第三卷，第386页。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
在《语丝》周刊上，鲁迅还发表了《示众》（第二十二期）、《高老夫子》（第二十六期）和《离婚》（第五十四期）三篇小说。后来都收入小说集《彷徨》里。
《彷徨》是鲁迅第二个短篇小说集，收1924、1925这两年里所作小说十一篇。第一篇《祝福》写农妇祥林嫂悲惨的一生，并对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理学家鲁四老爷做了深刻的揭露。末一篇《离婚》也是写农妇的不幸的，主人公爱姑比起祥林嫂要泼辣些，可是她的反抗精神也没有能够帮助她改变事情的结局。
书中《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两篇是写知识分子的。他们原来都颇有一点抱负，可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都颓唐，沦落了。《在酒楼上》的主人公吕纬甫，《孤独者》的主人公魏连殳，这两个形象都有若干作者自传的成分。而魏连殳身上更有作者好友范爱农的一些气质。
《幸福的家庭》和《伤逝》这两篇从不同的角度来写爱情、婚姻、家庭、妇女这些问题。《幸福的家庭》是用诙谐的笔调写成的，而《伤逝》却显示出极其浓重的悲剧色彩。两篇都表现出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经济问题是头等重要的问题。在经济问题的压力之下，不但诗意和情趣都得让路，就是山盟海誓也是没有用的。《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这深深相爱的一对恋人，终于不得不分手，生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