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也另兼他职，于是西南联合大学的许多具体事务由梅贻琦来掌管。
联大初到昆明，好多联大的学者、“中央研究院”的学者家里的家具都是用汽油箱子拼装的，外面罩上布套。有一次，张伯苓去赵元任家，就坐在这种凳子上。张伯苓身高体重，坐在这种摇摇晃晃的凳子上，生怕坐垮了，自己用两只手撑着，和赵元任、杨步伟夫妇谈了很久。杨步伟看他很累，就说换个地方坐坐吧，他把一只手往上一抬，说不累，可是身子往后一斜，几乎跌下来。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联大时期，张伯苓虽因政务羁缠，但其教育理想与信念不改，依旧关注国家与民族命运，也时时考虑着南开的复兴和未来图景。1942年，张伯苓敏锐地感觉到法西斯败亡指日可待，南开复校为期不远，故积极开展起人才储备和学术拓展活动。同年，南开大学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他更是急切地督责负责人员努力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希望将南开的“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办学理念融入边疆教育，达到造福边疆的目的。抗战胜利后不久，1945年10月2日，张伯苓派时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喻传鉴回天津办理复校工作。
三校联合的基础
西南联大学是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特殊的存在方式，之所以成为中国教育史的奇迹，培养了大量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精神使然。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时期的稳定和发展，是和三校师生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1941年4月，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张伯苓校长自重庆告诉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说，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隆重地庆祝。黄钰生在会上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高材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来，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之后，会议非常热烈，纷纷举出三校出身人物互相支援的情形。所有的人都感到联大的团结，远远超过了三校通家关系之上。［1］［1］郑天挺《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有一年联大校庆，黄钰生谈到三校同仁在一起工作和谐应归功于三校具有如云、如海、如山的风度，即清华智慧如云，北大宽容如海，南开稳重如山。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就配上“自然、自由、自在”为下联。他解释说，自然是求真不贵做作，自由是同善不尚拘束，自在是无求有所不为。他认为在如云、如海、如山的气氛中，三校同仁必然向往自然、自由、自在。
当时，不论是清华、北大的校长还是一些知名教授，多多少少都和南开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也是三校合作的基础。
蒋梦麟曾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校董，参与南开大学的策划与发展。梅贻琦是私立敬业中学堂（南开前身）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之所以会走上教育道路，更是和张伯苓的教诲和引导有着直接的关系。此外，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陶孟和、胡适都曾担任过南开大学的校董，汤用彤、罗常培等人也曾在南开大学任教，陶孟和、江泽涵、吴大猷、钱思亮等都是从南开学校毕业的。清华的李济、蒋廷黻、李继侗、萧遽教授等都来自南开大学。共同的南开奋斗经历和南开情结使得三校联合顺利地通过了磨合期，克服了最初的困难。西南联合大学也因保持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精华，成为战时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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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蒋梦麟（1）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别号孟邻，浙江省余姚县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886年（光绪十二年）生，幼年在私塾读书，12岁进入绍兴中西学堂，开始学习外语和科学知识。后在家乡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学。次年2月入加州大学，先习农学，后转学教育，1912年于加州大学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3月，蒋梦麟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后即回国。1919年初，蒋梦麟被聘为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自1919年至1945年，蒋梦麟在北大工作了20余年。1964年病逝于台北。
从北平到昆明
七七事变爆发时，蒋梦麟已从北京大学到庐山参加会议，“当时蒋委员长在这华中避暑胜地召集知识分子商讨军国大事”。1937年7月8日，蒋梦麟吃过午饭在房间休息，忽然，“中央日报”社长程沧波来敲门，告诉蒋梦麟日军在前一晚对卢沟桥发动攻击的消息，蒋梦麟一下子从床上跳起来，追问详情。
蒋梦麟在庐山和南京，看到的和听到的是不惜代价保卫国家，全面抵抗侵略。蒋梦麟由南京到了杭州，在杭州，他目睹了日本的飞机轰炸杭州的飞机场，也得知了北方的三所大学南迁到长沙成立联合大学的计划，经过考虑，蒋梦麟同意了这个方案。
“我晓得在战事结束以前恐怕没有机会再见到父亲和我的老家。而且战局前途难料，因此我就向朋友借了一辆别克轿车驶回家乡。这时父亲年纪已经很大，看到我回家自然笑逐颜开。我离开家重返南京时告诉父亲说，中国将在火光血海中获得新生。”［1］［1］蒋梦麟《西潮》
长沙临时大学组建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9月20日左右，蒋梦麟到达长沙，几个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杨振声在《北大在长沙》文中描写这时的生活：“我们都各得其所恢复了学校生活，住在每人一间的学生宿舍里，天冷后大家还围着长沙特有的小火缸煮茶谈天。围着大饭桌吃包饭，大家都欣赏长沙的肥青菜、嫩豆腐、四角一个的大角鱼、一毛多一斤的肥猪肉。”
战时的教育，和北平自然不一样，大家自动地要求吃苦，要求缩减月
薪，共赴国难。于是，在一次常委会中，决议薪水打七折支付。又公推蒋梦麟兼总务长、梅贻琦兼教务长、张伯苓兼建设长。蒋梦麟成天算账，累出胃病来，才让旁人帮他的忙。蒋梦麟的胃病大概就是这时落下来，1938年又发作一次。1939年3月1日，蒋梦麟在致胡适的信中，提到这次胃病。“弟自去年8月患胃病起，静养4个月，于11月底告痊愈。现则一切如常，精神颇佳，胃口亦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北大功狗”蒋梦麟（2）
然而，随着战火的蔓延，长沙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于是，联合大学准备西迁，在蒋梦麟的建议下，蒋介石同意迁到昆明。因为那里有滇越铁路与海运相衔接，有利于联合大学将来与海外的联系。
联合大学校舍紧张，学生无法安置。1938年2月底，蒋梦麟给叶公超的一份电报中说：“昆明校舍无着，工料两难，建筑需时。蒙自海关银行等处闲置，房屋相连，可容900人，据视察报告，气候花木均佳，堪作校址。”［1］蒋梦麟为解决校舍问题，亲自去蒙自考察，3月14日回昆明，第二天下午就开会决定文法学院设在蒙自。［1］引自浦薛凤《九龙二月》
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从4月28日三路师生胜利汇合，仅隔六天就开学，充分反映了西南联大的办事效率高。1938年8月初，“房荒问题已不如过去那么严重，又奉###名流成立师范学院。”蒋梦麟高兴不已，说：“真是双喜临门。”此时，已经决定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蒋梦麟代表联大找黄钰生谈话：“校常委会希望黄先生能出来担任联大师范学院院长。”8月16日，联大常委会决定聘任黄钰生为联大师范学院院长。1938年底正式上课。
1939年9月，联合大学再度扩充，学生人数已达三千人。很多学生是从沦陷区，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到达自由区。蒋梦麟在《西潮》中写道：“我的儿子原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战事发生后他也赶到昆明来和我一起住。他在途中就曾遇到好几次意外，有一次，他和一群朋友坐一条小船，企图在黑夜中偷渡一座由敌人把守的桥梁，结果被敌人发现而遭射击。另一次，一群走在他们前头的学生被敌人发现，其中一人被捕，日军砍了他的头悬挂树上示众。”
“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在昆明之初，三校也有一定的矛盾，蒋梦麟处理得很艺术——就是“无为”。他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蒋梦麟对梅贻琦说：“联大事务还要月涵（梅贻琦字月涵）先生多负责。”蒋梦麟负责联大的对外事务。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一多之孙闻黎明说，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员配置，科系设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较好。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里回忆到，“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
据钱穆的《师友杂记》，当时，梅贻琦在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于是引起了北大师生的不满。一日，蒋梦麟有事到蒙自文法学院，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当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起来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之言，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
“北大功狗”蒋梦麟（3）
“蒋梦麟在西南联大时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如果争的话，就成西北联大了”，曾为蒋梦麟作传的学者马勇这样评价蒋的“无为”。西北联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