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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租用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家的地自建房子，打算长住，等待抗战胜利。然而，1940年冬，史语所迁到四川南溪李庄镇，傅斯年离开了昆明。
傅斯年离昆后，他建的房子由古琴专家查阜西继住。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棕皮营附近的寺庙安营扎寨期间，金克木访问过他。1939年，金克木获得一个机会到湖南大学教法文。暑假期间，他到昆明拜访北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给金一张名片，介绍金去见在昆明乡间的傅斯年。
金克木回忆说，“傅胖子”叼着烟斗出来见我时没端架子，也不问来意。彼此在桌边对坐后，他开口第一句就是：“历史是个大杂货摊子。”不像讲课，也不像谈话，倒像是自言自语发牢骚。
在一所大庙式的旧房子里，一间大屋子用白布幔隔出一小间，里面只有桌子椅子。开门见山，没说几句，傅斯年说研究“西洋史”的没有一个人。金克木打断他的话，提出一位教授。傅斯年叭嗒一口大烟斗，说：“那是教书，不是研究。”这时，金克木发现烟斗里装的是云南烟叶碎片，不是外国烟丝，而且火早已熄了，只吸烟，不冒烟。
“不懂希腊文，不看原始资料，研究什么希腊史。”傅斯年鼓励金克木学习希腊文，并送给金克木一本英文注解的拉丁文的恺撒著的《高卢战纪》。“他说到拉丁文，还是劝我学希腊文。他上天下地，滔滔不绝，夹着不少英文和古文，也不在乎我插嘴。”［1］［1］金克木，《倒读历史》，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版
傅斯年和蒋梦麟吵架
1945年5月抗战胜利前夕，蒋梦麟在美国考察教育。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想拉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动下，欣然同意，但并不辞去北大校长、西南联大常委一职。这个消息由北###学院院长周炳琳带回昆明，蒋此举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满。北大历史系教授兼秘书长郑天挺说：“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蒋梦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又说：“梦麟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无遗矣！”
叼着烟斗的傅斯年（3）
西南联大的教授为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不党不官，所以才有郑天挺之语。有“傅大炮”之称的傅斯年脾气火暴，言语耿直，以抨击国民党贪污腐败而闻名。傅斯年对蒋梦麟此举会有何反应，我们先来看看他的非常之举。1938年，傅斯年担任国民参政员，曾两次上书弹劾行政院长孔祥熙，上层虽不予理睬，但后来还是让他抓住了孔祥熙贪污的劣迹，在国民参政大会上炮轰孔祥熙并最终把孔轰下台。孔的继任者宋子文也难逃此数。傅斯年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朝野震动，宋子文也只好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一下子赶走两任行政院长，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在重庆的傅斯年对老朋友蒋梦麟出任秘书长一事颇为气愤，曾面陈蒋应辞去北大校长之职。据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给郑天挺的信中写道：“先与孟邻（蒋梦麟号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真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胡）适之先生担任（北大校长），在他无问题。孟邻此一态度，至可佩也……。”7月8日，蒋梦麟给郑天挺的信中也谈及此事，其中道：“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趋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事后，两人友好如初。［1］［1］郑嗣仁《郑天挺与北京大学》
1945年8月，蒋梦麟正式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同时退出西南联大。胡适继任北大校长，他尚未归国时由傅斯年代理。
10月27日下午四时，梅贻琦召集联大教授会举办茶叙，欢迎傅斯年到联大任职。3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职，并担任西南联大常委。
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
冯友兰教授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写道：“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这几句话把联大作为民主堡垒的特点作了精确的表述。“一二·一运动”成就了联大“民主堡垒”之美誉，将联大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推向了高潮。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1945年末，以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心，爱国学生掀起了反对内战、争取民主的运动。1945年12月1日，50多名国民党军人和便衣特务闯进校园，向学生大打出手。中###员学生潘琰带领同学们与之抗争，凶恶的敌人竟将两颗手榴弹投向人群。潘琰胸部中弹牺牲，与潘琰一起壮烈牺牲的还有于再、李鲁连和张华昌。惨案发生后，西南联大师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抗活动。这就是历史上的“一二·一运动”。“一二·一”惨案是昆明国民党军政首脑李宗黄、关麟征有预谋、有计划挑起的，愤怒的闻一多痛斥国民党是“白色恐怖”！
“一二·一”惨案使联大教授的政治立场分化，“左派”、“右派”、“中间派”泾渭分明，在处理###时，联大教授的态度是当时时局的缩影。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周，傅斯年由重庆来昆明，处理联大师生的罢课事件。傅斯年一下飞机，见到关麟征第一句就是：“你杀了我的学生们，比杀了我的儿女更让我心痛。”但傅斯年毕竟是站在国民党当局的立场上来处理###，在1945年12月17日的教授会议上，和闻一多面对面发生冲突。当局要求复课，学生要求满足条件（严惩屠杀无辜教师和学生之党政负责人等）才能复课。傅斯年要求学生限期复课，闻一多反对。据张奚若两天后对《罢委会通讯》记者讲，争执中“一多与傅常委闹起来，一多说：‘这样，何不到老蒋面前去三呼万岁！’这是揭傅斯年的旧疤，很少人知道的。我就劝解：大家争执，何必重提以前的旧事。傅气得大骂：‘有特殊党派的给我滚出去！’”［１］［1］《闻一多年谱长编》
傅斯年从重庆带来消息，向联大教授施加压力。当局要学生尽快复课，不然，蒋介石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编入青年军。在教授会议上，冯友兰对傅斯年开玩笑说：“你原来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２］因为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最著名的学生领袖，而这次虽然同情遇难学生，但完全维护国民党的利益。当年闻一多非常反对学生罢课闹###，这一次，完全支持学生罢课。这种转变，显然符合历史的逻辑。［2］《三松堂自序》
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冯友兰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方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双方都做了妥协。
梅贻琦在教授会上一言不发，但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对闻一多的评价，称其为“理想革命家”。在处理“一二·一”惨案引发的###问题上，可以想见梅贻琦内心的压力，傅斯年和梅贻琦曾提出一起辞职，亦有部分教授随之请辞。
1946年3月17日，在经过停灵复课后长达两个多月的反复斗争下，昆明###决定为“一二·一”牺牲的烈士出殡，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担任了公祭典礼的主祭人。昆明的学生、市民3万多人，参加了出殡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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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推动现代文学教学的教育家（1）
杨振声在北大求学时和傅斯年、罗家伦一起创办《新潮》；五四运动中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20世纪30年代主编中小学教科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执教联大中文系，推动新文学的教学；联大结束后北上接管北大。杨振声在近代文学史和高等教育史上都应留下一笔。然而，他却是被遗忘的。
杨振声身材高大，为人豪爽，擅饮酒。他在字画鉴定和欣赏方面，可称专家。居北平时，他爱逛古董店铺，喜欢收藏字画，每有新的收藏，常常约请邓以蛰、胡适、朱自清等朋友一起欣赏。曾和张伯驹等人结社，一起作诗钟。杨振声学养深厚，举止文雅。梁实秋这样评价他：与杨振声在一起，许多人都有一种“自惭鄙吝，若鸦凤之相比”的感觉。
杨振声是怎样的风度和风采，我们不妨从其学生的回忆中摘取几段，感受教授当年。
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大正式上课。临大中文系学生孙昌熙是山东人，得到杨振声的关怀：“先生在公务丛胜中，在山东形势吃紧，鲁籍学生惶惶不安的时候，不忘照料他们。爱乡才能爱国，卫国就是保家，培养人才，储备力量，收复失地，我体会这大概就是当时先生的心情。”一些因有困难而影响读书的山东学生，或是为了谈谈形势的学生常去找杨振声。孙昌熙在这种情形下见到了杨先生。“时已冬令，先生已穿长棉袍，愈显高大，而风度潇洒。前发稍稀，长方形脸上，目光炯炯，高鼻梁，口含一只大烟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