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被赶到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泥草屋里。游斗之后，再次被扫地出门，进“牛棚”隔离反省。他们各自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里，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彼此不能见面，更不得交谈。丁玲的小屋有一扇玻璃窗，造反派们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紧闭的小窗，成了丁玲和陈明互通心声的“秘密联络路线”。遗憾的是，窗外悬有一条晒衣服的绳子，几乎每天都挂满了农场职工晾晒的衣物。丁玲必须从衣物间的缝隙，才能看到阳光下的露天。
有一天，丁玲偶然站在窗前，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朝外望去，她一下子惊喜住了：那不是被关进这间“单人牢房”后她日夜思念的亲人吗？她睁大着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再仔细看他：他穿一件棉衣，眉毛上边压着一顶厚厚的狗皮帽子，拿一把竹扎的大扫帚，正在若无其事地“左右开弓”，掀起阵阵尘土，大步大步地朝着她的窗前扫来。丁玲看得十分清楚，他那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正朝她的窗户注视着。她生怕让看守她的那个厉害的女人发现这个秘密，急忙拿半张旧报纸，用浆糊朝玻璃窗上一粘，就把这条“秘密联络线”给切断了。她的心怦怦地跳。她刚躺到炕上，看守就闯进屋子来了，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喊道：“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被造反派关在这里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摘帽右派”，每天三次进食堂请罪、打饭，都要从丁玲住的门前走过。这就使她又得到了和亲人见面的机会。当然，那只是一刹时间，而且“黑五类”都是低头排队进食堂的。有一天，丁玲正在屋外捅火墙的炉子，这是造反派分配给她的“轻微劳动”。背上钉着白布的一群“黑五类”低头排队走了过来。陈明有心计，早就偷偷地写好了一张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握在手心里。陈明低头从她身边走过，她忽然感觉有一个东西，轻微地落在她的身边。她平常动作缓慢，这时不知哪来的一股轻巧劲，本能地一下子就把它踏在脚下，然后用眼睛朝四周一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她赶快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她心里着急：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大胆呵！她急忙把纸团揣入怀里，走进小屋，小心翼翼地塞进铺盖底下，一颗急剧跳动的不安的心，这才稍稍平定下来。她又去干那“轻微的劳动”，干完活后，就进屋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她不敢伸手把压在铺盖底下的那个纸团掏出来，她害怕一旦被看守的人发现，又是一场大祸。她并不担心自己：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喷气式”也坐了，人到此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是怕惹出事来，祸及陈明。她侧耳倾听周围一切细微的动静，等到她确认绝对安全时，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从铺盖底下轻轻地拿出小纸团。展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熟悉的字迹，出现在她闪亮的眼前：
“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署名是：“永远爱你的。”
这以后，丁玲在炉边，在陈明走过的过道上，经常发现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一个破火柴盒子，她已经十分“老练”了：一发现，就迅即收起来，揣进怀里。夜深人静，她在煤油灯下展开细心默读：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里也好，可以少听些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扰，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生命的英雄，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宝泉岭农场（4）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因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要珍重。”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
这不是写在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上、写在一个破火柴盒上、写在一张废报纸一角的信。这是诗。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与信念凝结成的思想最高的升华。陈明写的这些深厚而充满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的词句，在困难的时刻，对他的患难战友、他的亲人丁玲，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支持。
丁玲生前回忆说：这些用特殊材料，在特殊环境里写的书简，成为她每天唯一的精神食粮，她每天含情背诵，现在还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默写下来。
这些书简，她都贴身珍藏着。一天深夜，她又被抓走，两个女看守，还脱光她的衣服，强行搜走了每一个纸片。她再三恳求：这些纸片，是我丁玲的“罪证”。无知而凶暴的来人，哪里懂得这些，不屑一顾地把这厚厚的一大叠干枯的苞米叶子、破火柴盒、废报纸一角，统统搜出来丢满一地，让人用扫帚扫出去毁弃了。
丁玲在北大荒写了整整三本厚厚的日记，大都在“文革”中被抄烧一光，现在保存下来的，就剩下这一点珍贵的片断。
1969年5月12日
到21队劳动，在场院搬草帘，摊晒化肥，住集体宿舍，晚饭后扫室外卫生；擦玻璃。
5月13日
劳动照常，晚读毛选。
5月14日
晚写汇报，发觉纸是黄色的，好象戴了一副茶镜，眼睛在黑暗处只见一片白光，在微亮地方，眼前则有两朵黑花。
5月15日
晚上擦玻璃时，眼睛显得比昨天更厉害，在走廊里完全是摸着走，……
5月16日
天不亮，我就醒在床上……医生检查了，是夜盲症，给了我些药……
5月17日
今天在马房铡草，我上午背草，下午打扫马房的卫生。
5月18目
仍在马房背草，晚写汇报，想到刘胡兰……
5月19日
白天掏厕所，晚抄汇报。
1967年11月13日，天还没亮，丁玲又被抓走了。陈明急得到处打听，不知下落。陈明去农场公安局询问，公安局的人说：现在两派武斗，公安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能管造反派抓人？陈明又赶到农场党委会，正巧碰到一个造反派头头朝外走。这人平时对丁玲还很关心，这时却板着面孔，直等走到大门口，看看四周无人，他才小声对陈明说：“老丁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说罢扭头就走。陈明二话不说，拔腿赶到鹤岗，爬上过住的煤车，直奔汤原。他一到汤原，就碰到武装排长相承仕。老相一见老陈就问：“你来干啥？”
陈明急着回答：“找老丁。”
相承仕一把把老陈拉进屋：“老丁在我们这里。”他拍着老陈的肩膀说：“你放一百个心，老丁在这里，没有人敢动她一个指头。”
“那你们揪她干什么？”
相承仕哈哈大笑：“你这大作家还不明白，老丁在汤原呆了6年，威信高，揪回来肃清流毒呗。”丁玲被“揪”回汤原，陪“走资派”在汤原县城游斗一次后，便安安静静地在“牛棚”里休息了一个多月。1958年山东支边来的民兵连长老类头，是个老党员，他就住在“牛棚”旁的值班室里，经常拿点自己腌的咸菜给丁玲。丁玲见老类头的旧棉被又脏又破，便要为地拆洗、缝补。老类头连忙说：“这是啥时候，你还惦记着我，快别麻烦了。”丁玲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连见面也难，就算留个纪念吧。”
丁玲在汤原农场认识了李亚铎、郭硕基等一批喜爱写作的业余作者。这时有人贴出大字报造谣说：外国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丁玲在汤原，搞了个“丁玲地下俱乐部”。这时，农场党委秘书赵发炳正在写一本小说《家庭内幕》，他的名字，也写在“地下俱乐部”成员的名单上。赵发炳一看，气得跑回办公室，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他说：要说跟丁玲学写作就是搞“丁玲地下俱乐部”，那还不只是我这几个，还有谁，有谁，他一气写上36个人的名字。这可是轰动农场的“阶级斗争的大动向”，逐级快速上报，一直报到沈阳军区。军区一听，这还了得，这个“大右派”居然还成立了地下俱乐部，立即派专人来调查深挖。来人翻档案，查历史，查来查去，发现参加“丁玲地下俱乐部”的人，都是上甘岭的战士和英雄，他们不但向丁玲学写作，还演革命戏，传播革命文艺。沈阳军区党委狠狠地批评汤原17团（按：当时汤原农场已按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改称为17团）的党委说：“你们太不严肃了，也不搞清楚，就上报。”
当年被列入“地下俱乐部”黑名单的人，有的蹲牛棚，有的挨批斗，有的还被抄了家。这次我去汤原采访，他们和我谈起这段往事，都以自己是“丁玲地下俱乐部”的成员而自豪，因为老丁领着他们，在北大荒创业初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北大荒撒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
1968年初，丁玲夫妇又被汤原的造反派“送还”到宝泉岭。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一辆吉普车飞速驶进宝泉岭农场一队队部，来人当着陈明的面，宣读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令，将他押上去往北京的火车。陈明担心老丁的下落：是抓我一个，还是和老丁一起抓。夜深了，火车风快地飞驰。陈明突然听到从隔壁包房传来两声熟悉的咳嗽声，人到绝处，也有欢乐。陈明高兴地从咳嗽声中知道，老丁也在这列车上，就近在隔壁的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