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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夏季粘蜻蜓，冬季自制冰激凌。夏天粘蜻蜓，好像是男孩子们的游戏，我也跟着玩得有声有色。首先，我们将雨后树干上的一种天然胶加热，使之变得更加黏稠，然后放在竹竿头上，轻轻地对着树丛上的蜻蜓的背一点，几乎是百战百胜。被粘到的蜻蜓，大多是放在自家的纱窗上，常常是每天有二三十只。蜻蜓得不到放生，而自然死亡。现在想起来，这种玩法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北京的金秋时节过后，就是北风呼啸、冰天雪地的冬天了。那时北京的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而且经常有积雪。这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无疑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除了打雪仗、堆雪人以外，最有意思是每个人从家里带些白糖出来。我们用糖和白雪，自制冰激凌，既不嫌脏又不怕冷。一个个孩子在寒风中，吃得口唇发紫，却没有一人生病拉肚子，尚为奇事一桩。
五是，跳皮筋。要跳皮筋，首先要攒皮筋。一般地说，皮筋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每天牛奶瓶上的免费皮筋，另一个是买来的，买来的皮筋又叫“牛皮筋”，是一种淡褐色的，比那种免费的皮筋要结实、耐用多了。无论是哪一种皮筋，总要攒上一二百根，串在一起才够得上玩耍的长度。那时，我的家境不错，所以常常是买很多皮筋。为此，让我也结识了不少的朋友。皮筋的跳法，少说也有几十种。玩时，人数不限。三个女孩儿就能凑成“一台戏”。两个人将皮筋拉成单或双线，一个人在中间跳，跳得好，则可不断升级，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犯了规的，便被淘汰下来；变成拉皮筋的，换另一个女孩儿来玩。但就算没有朋友时，自己仍是“一台戏”。若是在户外，可将皮筋拴在树上；在屋里时，又可将皮筋拴在两把椅子腿上，自跳自乐。这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法。
其六，抓拐。拐分成猪拐和羊拐两种。猪拐既大且笨，不受欢迎。羊拐则小巧玲珑，很受青睐。一副为四个，染了色，外加一个沙包就齐了。玩法是在将沙包扔向上空的一瞬间，眼睛随沙包而起，手上只是凭感觉，将拐放成各种得分的图案；在第二次将沙包扔起时，一边抓拐一边接沙包，以积分多少为胜负。抓拐的游戏，是一种手、脑、眼相结合的灵巧运动。我当年有两付小羊拐。其中的一付，是我的一个表姐送给我的。羊拐的表面极其光滑，像是用水红色的半透明状的玉做成的，奇妙无比。
除此以外，玩沙包、攒烟盒、转着大院练骑车等等，孩子们玩得乐不可支。
我曾经把儿时的玩法，试着讲给我那个在美国长大的女儿听。她听时聚精会神，听后目瞪口呆。说来也是，在当今这个玩具极大丰富、网上游戏迷人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又有几个能够懂得他们父母幼时的处境？又有几个能够理解他们父母对往事的那份珍贵的情怀呢？
1971年，14岁的那一年，我搬回了父母身边。当时我家住在母亲当园长的外交部幼儿园里。那里离八一中学很近，所以我便去了那个学校。
八一中学，“文革”前是一所专供部队高级干部子弟求学和住宿的学校。学校地方宽阔，规模正式，环境优美。八一中学分为三大部分，即小学部、中学部和教师住宅区。
六、蓦然回首（15）
光是我们中学部就包括一个四百米标准跑道的操场，操场的正前方设有正规的主席台。主席台的东面是一座六层楼高的教学楼以及十几排整整齐齐的平房教室。除此之外，学校里还有几个分散的小操场、大礼堂、游泳池、实验室、广播室、图书馆、医务室、校办工厂及教师食堂。
就当年的水准来说，教师的质量也是相当高的。我在那里就读五年，班主任一直从初一跟到高二，她是北京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有着十分优秀的口才，在讲解数学的原理、公式和计算上有着十分独特的方法，引发了多数学生在数学方面的浓厚兴趣。其他的课程，比如化学、物理、英文、语文等也是由一些资历高深的老师任教。
另外我所在的班级，百分之六十的学生是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的后代，都是些肯读书的孩子。尽管是在“文革”期间，由于小环境良好，我们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的。
我在班上自始至终都不是最聪明的学生，却是最认真的学生，所以各门的功课不仅在全班、乃至全年级都是排在前列的，而且担任团支部书记一职多年。那个时候，一部分精力放在学习上，另一部分精力则放在社会工作上。一个团支部书记，凡事都要操心。拟定团员发展计划、找发展对象谈心、召集支部委员开会、组织发展新团员宣誓会，以及监督各个支部委员的工作，面面俱到，无一处可以忽略。这样全神贯注地投入，所得到的回报是可喜的，我的团支部连年被评为全校唯一的优秀团支部。
不可忘记的是，我们一直是处在“文革”的特殊年代里。尽管到了“文革”后期，批斗老师的现象没有了，全国各个时期的大批判运动仍把我们学生卷进去。除此以外，就是思想汇报、年终总结等等。我们团支部的这些工作，十有###都落在了我的肩上。于是我又重操小学时代写稿的旧业。
在校读书的五年中，有些事情给平凡的生活带来了几多色彩。
一是很多事情让我感到兴奋。那时学校里忽然发明了一种集中教学法，用现代的名词叫做“强化法”。强化法是指在相对集中的时间里，对知识进行高强度的学习和练习以达到特别强化的效果。强化法具有高强度、高难度、高密度的特点，效果不错。学校把这种方法用在物理电学原理的教学上。每个班按照不同的日程表，集中在物理实验室，闭门专修电学原理，为期两个月。讲授电学的老师是个老先生，说起话来慢慢悠悠，不温不火。他对电学的原理、程式讲得井井有条。在两个月的授课中，我们除了听课、读书、自习外，还有大大小小的测验和考试。在第二个月结束之际，我们每个学生要自制两样东西上交，一是台灯，二是半导体，这让我很兴奋。台灯的制作材料比较简单，由个人准备。半导体的材料则是学校为每个学生准备好的。台灯是在家完成的，而半导体则是在学校实验室内完成的。在装半导体方面，男生好像天生比女生灵。其实装半导体本身并没什么难的，只要是按照图纸和说明书，一步步地细做，就像在美国按照说明书烤蛋糕一样，百分之九十都会成功。当全班的四十多名学生的四十多台收音机，在同一天下午装成时，实验室里的播音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聚会。好在那时的电台频道并不多，除了中央台，就是北京台，除了新闻，就是样板戏之类，声音此起彼伏。
还有就是让我感到新鲜的事。那时学校里，各年级各班都仍旧保持着定时定期的学工学农活动。我们除了在校办工厂学习外，还要走出校门去学。学校在高中期间，每个班按个人志愿分成若干个小组，如：电工组、木工组、学医组等等。我参加的学医小组，学习和实习的地点是空军大院的卫生院。刚开始，我们只是做一些铺床等基础护理工作，后来则开始学着给病人量体温和血压等，最后竟让我们这些毫无医学知识的高中生给部队的战士们打预防针。我的很多基础医学知识就是从那时学起的。
六、蓦然回首（16）
除此之外，我们八一中学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从未参加过迎宾之类的活动。倒是一年一度的五一、十一，颐和园举行的游园活动的疏导工作，必由八一中学的学生来担任。年年如此，不过此项工作玩的成分居多，人人都喜欢。
进入中学以后，我的暑假活动内容也变了。多数时间是以阅读小说为主，来打发时间。也有时是走家串户访问同学。最奇怪的事发生在高中时期的暑假。我突发奇想，跟另一个女生到附近的六郎庄大队拜赤脚医生为师。我们背着药箱，穿行在田间小路上，为农民行医看病。我们每天都去，相当于今日所说的“义工”。刚开始，不过是一些打针发药的小事。到后来，居然连接生小孩儿也上手了。现在回想起来真会有些后怕。当时那种农民家庭的土法接生是很原始、很落后的。顺产则罢，若是难产，不要说我自己，就连赤脚医生恐怕也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进行抢救。不过恐怕也就是在那个年代里，才让我们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年轻人的精神有了发挥的余地，居然也是事事顺利，接生时从未出过差错。
我于1976年高中毕业。也就是在同一年，“文革”宣告结束。我从1965年入学，在求学的十一年中，有十年都是在“文革”里。有人认为我们是毫无知识的一代人，其实也不尽然。“文革”期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让我们无法像今天中国的高中生那样幸运，那样自由自在地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我们的老师还是尽其所能，为我们打下了一个相对扎实的基础。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毕竟知识的学习是日积月累的、终其一生的事情。所以，人们仍旧可以欣喜地看到，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日后颇有建树的仍不乏其人。
凡是独生子女或是弟妹不满12岁的学生，可以留城。我正好符合第二条，故毕业之后我留北京待分配。
赋闲在家里，十分无聊。正好赶上1977年外贸部、北京海关、上海海关联合在中山公园主办“走私展览会”。我舅舅在外贸部工作，经他介绍，我在展览会上当了为期三个月的讲解员。“走私展览”共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有五个讲解员，都是由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