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单位的同仁到我家里来“白相”，每次人在楼梯口就一迭声连名带姓叫上来。日后他左右逢源摊子铺得开，原是天生忙碌会办事，那时他就头绪多，帮这个买把小提琴，忙那个联络调回来，我后来赣南乡下混不开，也是逸飞几句话荐我找人帮帮忙而有后来流窜苏北一场戏，到得江北，我好像也只送袋花生米算是谢谢他。那时我能看到世界名画集，便是他特意领进单位图书馆陪我看，结果两人张冠李戴错把克里姆特当成女同志……《黄河颂》之后，陈逸飞的年少气盛之作是巨幅双联画《红旗颂》，气势宏大，呕心沥血，也被官家所否决，出不了油雕室的门，直到1996年上海举办所谓“现实主义回眸展”，我才见《红旗颂》正式挂在墙面上，想起当年油雕室壁角里有个家伙全身披挂旧军装，挎着冲锋枪给他画，一站就是好几天。那时逸飞画画好认真，1976年他与魏景山雄心勃勃接手北京军事博物馆《占领总统府》大订件，前后折腾一年多，为了捉摸红旗怎样飘，不知哪里借来庞大的鼓风机，通上电源，对准红旗使劲吹。钢盔枪械子弹壳之类更是从远郊军区借来一大堆，与魏景山两人勾头耸肩爬在木架上，一五一十描质感。
陈丹青赞叹陈逸飞早早成名。陈逸飞作完《黄河颂》、《开路先锋》、《红旗颂》、《刑场上的婚礼》、《占领总统府》的时候，年纪还是那么轻。当然到1976年、1977年，更年轻的陈丹青在画坛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时，理论家们开始把陈丹青与陈逸飞放在一块讨论了，而且发现他们两位画家有一些共同的追求。著名美术评论家刘骁纯在《困惑的时代和时代的困惑——谈新时期的写实绘画》一文中，谈到1977年画坛出现一些“新的信息”时，他认为这种新信息，最早是从陈逸飞和陈丹青的绘画作品中看到的。他说：“在谈到新时期写实绘画的历程时，不能不谈到一批转折性的作品，其中多是‘文革’刚过去时的历史画，最有代表性的是陈逸飞、魏景山的《蒋家王朝的覆灭》（1977），阿旺曲扎、陈丹青的《泪水洒满丰收田》（1977），这两幅分别是陈逸飞、陈丹青初露锋芒的成名之作。这些画的意义在于反叛‘文革’时期的虚假现实主义，找回失落了的苏联模式的真实观，在艺术观念上，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复归，而这在当时便意味着前进。这些画在两方面唤醒了后来的写实绘画：首先，追求火辣的原生形态的真实感。作品不仅强烈逆反于‘文革’期间的‘红、光、亮’，‘高、大、全’，甚至也抛弃了《血衣》、《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所存在的英雄化倾向，在这点上它们更类似刚解放不久的《地道战》（1951，罗工柳）、《开镣》（1950，胡一川）等一批‘土油画’，但技巧更成熟，追求更意识化。其次，追求超越以往的写实程度。这突出表现在静态物体上，陈逸飞把优秀习作方能达到的写实程度第一次搬上了大型历史画，对人们的视觉经验形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我们赞叹陈丹青进入画坛这么早，陈丹青则在赞叹陈逸飞早早就享有很高的艺术声誉：
那年陈逸飞仅只二十九岁。我今在学院奉命招收所谓博士生，告诉“博士”说：三十好几还来啃外语、诌论文，休想沾得了艺术的边——当年上海美专小青年出身顶高是本科，陈逸飞不过预科班，然而青春无价，才华不等闲，他们是二十岁出头便在画布上一仗一仗打过来。如今市面上或有瞄着陈逸飞不服气而说闲话的，闲话说过，请哪位说者自己也来一板一眼从头做做看。
岂止是“瞄着陈逸飞不服气而说闲话”，怀着各种心理胡乱批判者大有人在。又岂止是70年代，80年代、90年代、21世纪初，没有间断过。不只是批判陈逸飞的时候，批判陈丹青的时候，也会拉来陈逸飞做陪斗。钱海源在《谈陈丹青现象》的批判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年来，我们某些新闻媒体，围绕着改革开放以后一些美术家出国留学、考察或定居的倾向做不同的宣传，实在令人感到难以理解。譬如，有些在西方国家打入不了主流艺术，甚至为生活所迫沦落街头给人画像或到餐馆酒楼给人洗盘子的画家，有些在西方国家的街边小‘画廊’搞很不像样的所谓‘画展’的画家，在他们回国后，却被国内某些新闻媒体吹嘘为是‘在欧美走红的艺术家’、‘其画展轰动欧美画坛’云云。可是，令人费解的是，对于在欧美真正取得了成功的画家，某些新闻媒体却又要对他们妄加贬斥。比如，有人说，‘与陈丹青相比，陈逸飞和丁绍光只能算是三流画家’，说‘陈逸飞和丁绍光在欧美之所以获得成功，主要是由于靠市场经济的商业操作的成功’云云。这就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了。因为其一，既然‘三流画家’们都能在欧美取得成功，这实际上是对中国艺术的抬举，说明中国艺术的整体水平很高；但同时也是对欧美新闻媒体、艺评界和商业界的嘲讽。其二，我相信如若陈逸飞和丁绍光在艺术上毫无实力的话，在欧美是站不住脚的，是走红不起来的。而‘一流画家’陈丹青打入不了欧美主流艺术，在美国走红不起来，这至少表明他没有按自己所说的‘面向市场’的规律去操作，怪谁呢？你指责洋大人们有眼不识陈丹青这尊‘泰山’也没有用，洋大人们才不会去理睬你那套中国古代封建士大夫式的清高呢！”（《文艺报》2000年3月16日）这种手法我们已经见得多了，借陈逸飞打陈丹青，借陈丹青打陈逸飞，这是不怀好意的。陈逸飞、丁绍光、陈丹青都在国际画坛上为中国美术争得巨大的荣誉，陈逸飞不会相信钱海源们说的这些东西，丁绍光、陈丹青也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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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陈丹青笔下的陈逸飞（4）
有时候这种批判，会在被批判者那里发生另一种效果，就是寻找新的生路。陈丹青亲眼看见陈逸飞他们70年代从围墙中寻找突围，闯出一条新路。
葆元、景山、逸飞、礼庠……他们的创作在上海滩上几次三番遭批判，还要被否决。被谁否决呢？几十年过去，现在这陈年公案可以索性说说穿：面上是当年官家的“左”，内里是美术同行的“嫉”：因名头、年龄大与上海美专的浙江美院有一派，60年代毕业后大抵占据“文革”时期沪上美术机构的好位置，瞧着上海美专才子有声有色蹿起来，心里阴暗而手里有权——这类同行暗算的老把戏，说来不足道，只是葆元、逸飞当年的声名因此很奇怪：既是官方一流“正角”，又是极“左”年代的“落选英雄”，既是“文革”作品的当然作者，又是勤习苦练的技巧主义者；他们的素描习作被拍成照片到处流传，既是“地下”的，又是“公开”的——其时美术圈“习作”成风，大家一天到晚画素描：下笔要肯定，造型要精确，线条要潇洒，总之，迥异于当年形制粗糙的“工农兵”素描，其况味，介于德加、门采尔、柯勒惠支、谢罗夫，隐约间还有北欧的佐伦……70年代真有那么一种“上海式”素描，似乎天然地自外于“文革”的主流与教条，以致我们对外地的素描嗤之以鼻。实在说，当年有谁不曾以炭笔写生，而写生者有谁不曾苦心习染这种“上海素描”风？有如“非典型传染病”，被重点传染者的上海画家不计其数，我所熟识的有吴健、赵渭凉、汪铁、###耀、汤沐黎、夏予冰、韩辛，还有一个我……
陈逸飞们以自己的艺术素质和艺术人格影响了后一辈艺术人才。
这在当时并不容易，陈逸飞们避开围墙，减少正面牺牲，私下里在素描上深下苦功，结果成为基础雄厚的一群，成就了自己，成就了艺术。
而美专才子知已知彼。“文革”晚期陈逸飞一度猛画素描，整开纸，沉甸甸抱出来给人看。其时他的声名已然超过美专老同学，尚且修心养技不懈怠。那天我们从西洋比到中国，此人说到彼人，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大谈怎样才是好素描，逸飞忽然说：
“我们所有人其实都学夏葆元。”
是的，我记得那一刻，夏日迟暮，我们在林阴道中边骑边谈，路过普希金铜像那一带。
陈丹青回国执教以来，目睹教育领域尤其是艺术教育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几年间，他做过一些实践，做过很多思考。《退步集》中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就占了较大比重。
陈丹青涉及的一个问题是，今天的艺术教育，规模大、学位多、学位高、考试严格、科目齐全，却不见陈逸飞们那样的人才。而当年的上海美专，各方条件所限，却仅在油画领域就出了这么一批以陈逸飞为代表的产生广泛影响的画家。
三十多年过去了。今天，陈逸飞、邱瑞敏尚在沪上，见著于沪上，其余油画才子早已风流云散：赖礼庠、魏景山、夏葆元、王永强、刘耀真、严国基先后定居大洋彼岸，前数年国基逝世了，而最早的移居者离去上海超过二十年——“文革”初期那一天，阳光透过淮海路梧桐枝叶照亮他们年轻的背景，斑斓耀眼，如今，他们的平均年龄将届六十岁了。他们昔日的声名因“文革”而起，自亦以“文革”的枉然一空而被沪地所淡忘；别无选择地，他们只能事奉当年的政治宣传，然而他们有才气——论才气，论品质，若非言过其实，上海美专60年代毕业生远胜今日学院的许多专家与名家，一如样板戏的要角实乃建国后不可多得的英才。他们是幸运的，而他们也可惜：生逢其时，得逞其才，才不逢时，则不免随时势所消损。此后生逢其时的新人物今已遍在上海，而上海的美术界应该记得上海曾经有过的人物：民国沪上的西画盛世，不说也罢，要说日后好好说，值此“上海美专”建校纪念，我以校外的晚辈，为文追述这所学校的教育功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