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大凡家里有点钱财的人都不愿把小孩送到那儿去。派遣留学生的任务就没法完成。后来有人说，广东福建沿海地区的居民不是私自出海么，把名额安排到那，让地方官必须完成这个任务。于是地方官就挨家挨户动员一些穷人家，你们把孩子派到美国去，我们给你多少多少钱。
我们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修铁路的詹天佑，他是怎么出去的？他是广东香山人，家里比较穷，还不是特别穷，他的邻居在香港呆过一段时间，知道外国比较繁华。他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就跟詹天佑的父亲说，你应该派你的孩子去外国。詹天佑的父亲坚决不干说，我们家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啊，怎么能让孩子去那儿呢。但他们两家有娃娃亲，那个邻居说你只有把詹天佑送到外国去，我才把女儿嫁给你们家。没办法，詹天佑就出去了。
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4）
这说明中国”洋务运动”每一步都是很艰难的，每走一步都遇到巨大的阻力。
再比如严复，大家都知道，他的翻译作品《天演论》、《国富论》对中国思想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怎么走上留学之路的呢？他是福州人，他父亲是一个中医，家境还可以，所以他一直要走读书考科举求功名的路，但是，他十四岁时，父亲突然去世，家庭情况一下子就败了下来。这时洋务派在福州办有福州船政学堂，他家人没办法，就把严复送到了学堂，因为洋务派为了吸引人，学堂免费提供吃住，还每月发多少的生活费。严复从船政学堂毕业之后，又被送到英国留学。
这些事情说明近代化是很艰难的，最难的是修铁路，1874年，日本就开始向台湾挑衅，有点想侵略台湾的意思。李鸿章办洋务，知道铁路很重要。他有一次到北京见到恭亲王，说要修铁路。恭亲王说是应该修铁路，但是阻力太大，我都不敢提这个事。李鸿章就建议他跟慈禧太后提。恭亲王就笑笑说其实太后也不敢做主。后来，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李鸿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权力，他逐渐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比如唐山挖煤，挖煤就要用铁路来运，他就悄悄的建了一段几十公里长的小铁路。他让一个英国工程师把一些废旧锅炉改成蒸汽机。当时遇到了全体人员的反对，从当地士绅到官吏到老百姓。因为这种事情被看成是破坏风水的，所以开始就没敢让蒸汽机跑，而是让骡子拉着几个车厢运着煤在铁轨上跑。
另外还有架电线，大家知道，中国近代一直被外国侵略，电线传输军事情报很重要，所以李鸿章谈判时常常说，我们谈判传递个消息要来回一个月半个多月，别人一瞬间就能完成，我们老处在被动地位，也应该架电线。这也遇到了巨大反对，很多人都有奏折，我现在不好引了，没有带来。
从反对修铁路到反对架电线，最重要的是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西方的。当时认为西方是君主和人民互相争利，他们以利为主，所以要修铁路。我们中国是皇上为天子，不和民争利，就不需要修铁路。慈禧太后都不敢同意，因为她知道反对的人太多。但洋务派悄悄的修了一点。直到19世纪末的时候，这时情况已经很紧急了，慈禧大概也觉得不修不行了，但她也不敢一下子下决定，于是让大臣们讨论应不应该修。争论了很长时间，半年后，还是主张修铁路的大臣占了大多数。从1874年李鸿章第一次提出要修铁路，到1898或1899年清政府正式同意修铁路，经过了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这20年在中国近代军情紧急的情况下，是很重要的20年。
之所以后来慈禧同意修铁路，跟李鸿章他们在背后的运作有关系。那时慈禧最宠信的亲王是醇亲王奕譞，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李鸿章他们通过种种活动让奕宣支持修铁路，他再去说服慈禧，这才达到了目的。
“洋务运动”办得很不顺利，阻力重重，但毕竟还是把大机器引进了中国，并且把学校办起来了，翻译很多西方的声光电化方面的书籍。在”洋务运动”过程中，修铁路或是办军工厂，需要有大量的金钱资助。清政府晚期的时候财政很困难，这就显出了李鸿章的政治才能了。修军工设施对清政府是有直接好处的，都遇到了这么大阻力，那如果想办一些民用的，比如生产一些纺织品或搞些运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清政府正面临着财政危机，有人就提出，那些修船之类的本来就不应该修，既然现在没钱，就应该停掉。但是，洋务派此时已经有一定力量了，并且在几十年中也让人们感到没有这些东西确实是不行的。慈禧很为难，是停掉还是不停，也让大臣讨论。李鸿章就借着这个机会说，主张停掉的理由是说没钱，既然没钱，我们就要想办法生钱。怎么生钱？光生产枪炮不行，要办民用企业，生产消费品让人们去买。他就借着顽固派的观点，把”洋务运动”从只生产军用品转向也生产民用品，从求强走到了求福的阶段，于是就办了轮船招商局，上海织布局和一些钢铁厂、机械厂，生产民用品卖给老百姓，这样就能赚钱了。赚钱后就采取官督商办，这些在开始的时候，还是阻力很大，没有官方的支持，这些民营企业办不起来。所以官方的支持，使民用企业兴起了，”洋务运动”走到了第二阶段。
但是，“洋务运动”只有技术上的革新，没有政治、制度上的变革，逐渐显示出了不足。就像他们和顽固派的辩论，我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种泛道德主义，你想他们反对修铁路架电线之类的，都不从技术上跟你辩论，而是首先上升到一个道德的高度，说这个东西不是中国的，是西方的，你学它，就是卖国。
洋务派在这种意识架构中都没有办法辩论，只好采取我有权力就不跟他们争，自己做，绕过这个。但是洋务派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强有力的意识形态系统，唯一的就是为了和顽固派辩论提出的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自己学了西方的船坚炮利，但那只是我的一个“用”，我的根本、本体还是中国的。开始提出这个口号是为了对付顽固派，但在后来的过程中证明了洋务派的不足。它开始是有进步性，但到后来负面作用就越来越明显，它是官办，是衙门，所以的企业都是有级别的，官方安排各种职务进去，另外大家知道，是官的企业就少不了贪污腐败。包括一些顽固派，从前是反对的，后来一看这么能来钱，那也派自己的人进企业捞钱了。这时，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逐渐丧失了它的进步性和合理性，而历史的变化往往是通过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反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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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被延误的现代化（5）
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爆发了甲午战争。甲午战争中清政府惨败，“洋务运动”最大的一个成果北洋水师——在亚洲是第一大舰队，世界上都数得着的——全军覆没，人们就觉得”洋务运动”不行。
当然了北洋水师的覆没有很多原因了，我稍微讲一点。北洋水师建成之后，但有十几年没有更换过炮火，维修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慈禧早早的就预备钱要修颐和园过六十大寿。清政府晚期经济非常困难，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把修铁路的钱和北洋水师的经费都停了，都用在慈禧个人身上了。我最近看李鸿章要钱的那些奏折，那些奏折的名字都不提要钱。慈禧反对学西方技术，但享受是要西方的东西，都是让李鸿章帮着办。所以李鸿章的奏折里提的都是什么国外新东西在颐和园安装怎么怎么好，最后提一句，哪儿哪儿还需要一点钱，看能不能拨下来。
一面是北洋水师的装备十几年得不到更新维修，另一面是西方火炮、舰载炮得到迅速发展。日本的舰队比中国建得晚，但是他的火炮很发达，射得又准又快。
所以北洋水师的覆灭，是由那个腐败的体制所决定的。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一些中国人就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失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人就提出了维新变法。我觉得这时中国变革的动力就从曾左李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降到了以康梁为代表的级别很低的读书人，这还是在体制内，康梁是体制内最没有权利的一批人。这些人成为了中国变革的主要发动者。
康有为提出要学日本的明治维新，学习俄国的彼得大帝，做了很多宣传工作。他很勇敢的一点是，甲午战争是被日本打败了，又割地又赔款。但是康有为还提出学习日本，在民族义愤那么强烈的时候，他提出要以强敌为师，以自己的敌人为师。在当时，敢说这个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康有为通过种种渠道宣传自己的观点，组织了强学会等社团，他写的那些书被一个高官看中了，推荐给了光绪皇帝。光绪皇帝看了，也被打动了，就想见见康有为。但是大家知道，光绪皇帝不是一个有权力的皇帝，而且清朝的定制，皇帝不能接见四品以下的官员。光绪皇帝想见康有为没有办法见，就委托了翁同和去见康有为，看这个人说得究竟怎么样。那次康有为表现了舌战群儒的气概，应答得非常得体，把帝党的领袖翁同和——光绪的老师——说动了。翁同和回去就跟光绪皇帝说，这个人确实了不起，这样在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联系。通过来回反复的沟通，加上形势也发展到那个时候了，光绪皇帝决定变法。于是有了戊戌百日维新运动。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戊戌变法过激。实际上我们看看，康有为他们在自己的文章中宣传要立宪，要君主立宪。但是一到变法的时候，他们知道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那些变法的法令没有一条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不提这个。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反对力量已经很大了。变法条令主要是发展工商，允许民间办厂。中国从前是不允许民间办现代化企业的。
康有为他们认识到新学不新，就是西方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