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真实的史实有多少？多不多？不知道。这得去问大史学家了。
还有一些，从《史记》来讲，我想到了这么一个细节，因为中学课本里都选了《陈涉世家》，很多人都读过。里面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是陈涉在做雇农的时候，曾经跟他做雇农的一个伙伴讲了他超乎寻常的远大志向，说：“苟富贵，无相忘！”那人笑他：“若（你）为佣耕，何富贵也？”你现在是雇农，将来怎么可能富贵呢？还想那么远。紧接着，司马迁的笔让陈涉说出了我们现在也常用它来向看不起你的人所说的那句话，“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两个雇农的对话，司马迁怎么知道的？当时没有录音机，没有记录。是那个雇农在陈涉后来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哎呀，当年他曾经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还看不起他呢？或者是陈涉发达了以后跟别人说，我当年就有这样的志向，所以才有我的今天？这两种可能性都有吗？如果都没有，那就是司马迁凭着他写史时的文学家的想象，告诉了我们文学的历史真实。
《史记》中这样的细节很多，随便举一条就行。《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这一句话不就是“荷马史诗”吗？今天看美国根据《伊利亚特》拍的电影，不过我没看过，它把希腊众神在战争中的不同表现，通过现代影视表现出来。它从何而来？从《荷马史诗》。假如说我们今天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或者改编成一部小说叫《黄帝蚩尤大战》的话，那也是从司马迁这儿来的。而它告诉我们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还有《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朱熹对此慷慨悲歌谓之：“慷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篇》里引周亮工的话说：“垓下是何等时？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马逃亡，身迷大泽，亦何暇更作歌诗？即有作，亦谁闻之，而谁记之欤？吾谓此数语者，无论事之有无，应是太史公‘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说的也是这个意思。项羽被困垓下慷慨悲歌的那四句，我们今天还在传唱。这里的疑问是，当时他已经在那样的境况下了，还有心情作这样的诗吗？即便是作，只有他和虞姬两个人，后来虞姬拔剑自刎了，项羽也自刎江东。这诗是谁给记下来的？如果没有人记，那就是司马迁“笔补造化，代为传神”。这是什么？文学的历史真实。但是我们在看《史记》的时候，或者以前在看《史记》的时候，我们可能从一开始就相信项羽一定在那样的时候慷慨悲歌了这四句。对吧？由这个，我再来讲下一个例子。
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1）
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做过一件被中国民俗学界视为里程碑的事，他通过研究孟姜女千里寻夫（万喜良）哭倒长城的传说，为他层累造成古史的说法找到了强有力的证据。顾颉刚认为历史是经过层累造成的。透过我刚才讲的那些细节，大家能明白，“荷马史诗”是通过一代代歌手的传唱形成的。我们现在所读到的、所接受的很多历史，其实都是歌手们传唱下来的“荷马史诗”，也就是文学的历史真实。
经考察，顾颉刚发现春秋时期孟姜女的原型是杞梁妻，即杞梁的妻子，很明确。这个杞梁有两个写法，一个是稻梁的梁，一个是优良的良。杞良本是杞国战将，在与莒国作战时战死了。国君在野外准备向杞良妻志哀，被杞良妻拒绝。为什么？因为按照礼仪，悼念应在家中，而不是在野外进行。这是最早的原型。
顾颉刚发现，这个故事最初并非源自民间，而是来自贵族上层对于礼制、礼仪的看法。也就是，她只是说，你在野外悼念我丈夫不行，你得到我家来。这是孟姜女最早的那个原型。
到了战国时期，齐国商业很发达，娱乐业也相继发展起来，人们开始编故事、编歌、编音乐。杞良妻的故事就进入到歌和音乐中来，几经传唱，变成了会唱歌的杞良妻，在哭丈夫的时候哭的就是歌的调子。到了汉代，当时盛行的“天人感应说”又使故事衍变成杞良妻能哭，天地动容，城垣为之崩塌。城中最大的是长城，所以到南北朝时，尤其北齐大兴土木修长城，杞良妻哭倒的城就变为长城了。但这时候还不是秦始皇的长城。大家注意，是北齐的长城。民间这个时候的传唱，是因为要反对北齐的暴政，反对北齐修长城、拉民夫、苛捐杂税。到了唐朝，传唱的人们一想，长城是秦始皇开始修建的，这个故事便与秦始皇扯上了关联，然后杞良妻的名字在唐朝正式成为孟姜女。而实际上，“孟姜”在春秋时期只是一个美女的代称，并非什么固定的人名。
美女哭长城，慢慢变得有鼻子有眼了。我们从文学上来考察孟姜女哭长城的神话，还是很好的吧？能够催人泪下吧？甚至这样的女性也是很令人敬畏的吧？千里寻夫，就把长城哭倒了，而且对秦始皇这个暴君的那种憎恨，我们也油然而升吧？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神话当中去寻求历史真实的话，它会是什么样的呢？如果没有顾颉刚先生通过这样的历史考证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想到它的源头是在春秋时候由宫廷礼仪所来的吗？没有。这又是一种文学的历史真实。文学的历史真实常常搅乱了我们的历史视野，也常常使我们以为，文学中的历史真实就是历史当中曾经发生的真实事情的样子。所以，在读文学作品，或者在读史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有这样一种辨析的头脑。这个故事说明，后世所谓“孟姜女哭长城”与秦始皇暴政挂在一起的传说，是在最原始的信息上一步步叠加起来的。
因此，无论口头还是文献，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件，在经历了后人层层叠加进和当时情境相糅合的“记忆”加工以后，成为了新的流传，使传说与历史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这便很容易令人产生疑惑，即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有多少是按照高度程式化的形式，用固定的“特性形容词”编纂成的另一种形式的“荷马史诗”，或“关于过去的一副拼图”？里面保存了多少“历史的真实”？“歌手”们为后世提供了“荷马”或“孟姜女”这样现成的虚构，而我们又常常把虚构弄成真的历史。
这随手可举出很多例子，以前我也讲过，比如雍正是不是被吕四娘所杀？埋在西陵里的雍正，脑袋是不是金的？这是清朝几大疑案之一，稗官野史说雍正是被吕四娘进宫砍掉脑袋以后埋葬的，埋的时候没有头，装了个金脑袋。这是传说？是史实？还有，“雍正篡位”是改了遗诏吗？以前我们有很多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都相信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我小时侯就一直对此深信不疑。我父亲在故宫工作，他也跟我这么说，能假吗？而且，说得绘声绘色：雍正让隆科多把那个“正大光明”匾背后的康熙遗诏拿下来，把“传位十四子”的那个“十”添个横，加个勾，雍正就当皇帝啦！多好听的历史故事啊！而我们居然把这个故事当真实。一直到了很大，看书时我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历史的虚构其实很脆弱，一捅就破。现在很多人也都拿这个做例子。首先，康熙要写遗诏，按照习俗，满清的皇子要加上“皇”字，“皇多少子”才合适。如果是“传位皇十四子”，就没法改啦，要改就成了“传位皇于四子”，不对了啊！这个说法便不攻自破了。还有最致命的，满族的大清皇帝写遗诏，像我们去故宫看那些大殿，从来都是汉文和满文对照的吧。如果雍正有本事把那个汉文的遗诏添一横加一勾给改喽，满文怎么改啊？所以，我们想一想，像这样历史的所谓真实细节特别脆弱！稍加分析，稍加疑问，你就不会再被愚弄了，不会再上历史的当了。而这个当是谁让我们上的呢？稗官野史！常常是作家！常常是“戏说”！
但是“正说”就不会让我们上当吗？就不会让我们产生疑问吗？下面这个例子，又像探案一样，非常有意思。老舍是否差点儿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下面我们像探案一样来分析一下。我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是想像顾颉刚探寻孟姜女哭长城的源头一样，一直往上探寻，终于把我所能探寻到的那个源头给找到了。我们来一步一步地看这个源头，来看以“正说”形式说出来的，是神话，还是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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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12）
为了写好博士论文，我在三年的时间里系统地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史学著作，并由此发现，也慨叹，怎么那么多漂亮的话都是西方人说出来的？我们也有不少史学家，怎么跟西方史学家一比，就相形见绌了？西方史学家说的很多话，闪耀着多么睿智与理性的光芒，那种深刻性，对我的启发和触动非常大。也许因为西方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传统比我们长？通过写作博士论文，我从西方史学、西方史家身上汲取了非常丰富的营养。声明，我并非学术崇洋啊。
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记述历史的才能，可以说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它是我们的主要禀赋；在某种意义上，人人都是历史学家。哪一种记忆不是写满了编年史，……大多数人的说话都是记述，而不是为了表达思想——它确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是为了表现他们的见闻经历；这种经历，如果他们健谈，就会是一个没有穷尽的话题。如果离开叙述，空谈的溪流，即便在最聪明的人中间也会干涸，变成为一掬死水，而在愚笨的人中间就会完全枯竭。”
关于老舍是否曾经差点获得诺贝尔奖，正是这样一个人们“健谈”了20多年的话题。这个话题，无疑是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