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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的生命已经镶嵌在我的肺腑里，他开始抓住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的体力，我的全部。一切都无法像从前那样再向学习或工作倾斜。我盼早日“失业”，盼早日“滞在家中”。可惜，我有业不得失，有家无法滞在。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签证还是依附于我的“家族滞在”。
这下可好了，他终于成为堂堂的“社会人”。踏上日本岛八年以来，我也算第一次有望从跑上下来歇歇脚。我将有幸成为守在摇篮旁的母亲。
他“入社”的第一天，我在办公室魂不守舍，思绪已远远地偏离了眼前的计算机，也没有落在正在腹中拳打脚踢、做着健美操的宝宝身上，我是在全神贯注地想今晚该如何为他摆庆功宴。
下班后，即去采购，提着装得满满的六个大塑料袋，我腆着大肚子，走出菜店，一步一摇，两步一歇地摇到了家，手心勒出了两道紫红。
忙完一阵之后，一桌丰盛的晚餐准备出来了，我放起轻柔的舞曲，拿出香醇的美酒，等待着与他干杯。
刚刚坐下，门铃便响了，“又忘带钥匙了”，我一边在心中甜甜地责怪，一边用手托着肚子，吃力地从沙发上站起，急急地迈着碎步去开门。
三个人影同时出现在门口，我吃了一惊。
“公司很近，我把部长和同期入社的同事叫来了。”只见丈夫笑容可掬。虽说有些突然，反正家里已备了酒菜，来得也算正是时候。
大家席地围坐在低矮的日式餐桌前，我一边向部长表示感谢，并请新同事多多关照，一边为每个人倒酒。
大家一本正经地向我做自我介绍，原来包括丈夫在内的三个人分别为三个国籍：日本、韩国、中国。几杯酒落肚后，日本籍的部长开始慷慨陈词，那架势像是在召开一个国际会议。他从日本讲到韩国，从韩国讲到中国，又从中国讲到亚洲，从亚洲讲到世界。两个“新人”加上我洗耳恭听，目光发热。当听到“亚洲是一家，四海皆兄弟”，“技术与友谊没有国界”时，那位韩国人突然说：“我喜欢部长，喜欢这公司，我总算找到了好日本人。”然后搂住部长的脖子哭了起来。
我温了一块毛巾递给他，他抬起头，微醺的目光中充满善意：“我和你丈夫一个姓，在公司我会关照小弟，你尽管安心生孩子，安心带孩子。”他还说我与他夫人酷似，说话像，神情像，动作也像。他还让我一定去他家玩。
十点半，大家走了，在我心中留下了久久的感动。我知道了这位韩国人的身世。
他是在日韩国人，今年四十五岁，大儿子十六岁，寄养在韩国的哥哥家，如今称他“叔叔”，呼其兄“爸爸”。他经营过两家公司，生意兴隆。几年前，毁于泡沫经济，他破产了。从此，他一改人生态度，决心从事业家变为生活家。于是，又生一子，渴望找回那份逝去的天伦之乐。不想，此儿自出世以后便病魔缠身，那小小躯体里一直插着横七竖八的管子，迄今为止，他尚未回过家……
第二天，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位多难的韩国大哥的事，特别是他那从来没有离开过病榻的孩子，我不懂不幸的运行规律，只希望它是可以控制的。如果灾难必定降临的话，它应该落在父亲的身上，或者落在母亲的身上，父母各分一半也可以。惟一不该的是落在天使般的孩子身上。迎接“人之初”的应该是金灿灿的世界，应该是暖融融的人间。
晚上，我带着一身疲惫回到家，意外地又看到一桌宴席。定睛一看，才发现尽是土豆片、鱼干、花生米等现成食品。只见丈夫与韩国大哥相对而坐，正在举杯。
见我回来，丈夫说：“大哥送孩子的衣服来了。”我这才看见屋角放着一个大纸口袋，里面整整齐齐地装着一摞干干净净的童装。“这么多，这么新的衣服怎么可以都给我？你的孩子一定还能穿。”我忙说。
“这是我老婆让我带来的。她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可惜，孩子一天到晚躺在病房里，用不上。”韩国大哥的语气诚恳极了。
“你的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我不知是否该问，却还是脱口而出。韩国大哥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中的男孩大约四岁，皮肤白净得像个女孩。他的右鼻孔里插着一根透明的塑料管，从表情中看，他对此异物已很习惯，面容十分安详。
苦味西瓜（2）
“我一定去医院看他。”我将照片还给韩国大哥。只见韩国大哥把脸贴在照片上，伏案呜咽起来：“他可以不会走路，可以不会说话，可他不该不会笑，人生至少应该有微笑。”
“他会笑的！他一定会笑的！”本想安慰韩国大哥，可自己的眼泪却“刷”地流了下来……
“你赶紧吃饭，吃完了炒几个菜给大嫂捎去，大嫂还在医院陪床呢。”还是丈夫的话止住了我的泪。我囫囵吞枣地吃了几口便系上围裙下了厨房。两大饭盒的热菜热饭准备好了，我把饭盒装入一个塑料袋，交给了韩国大哥。道别时，韩国大哥对我说：“我老婆急着见你，过两天我就带她来。”“不！不！应该是我去看她，让她先忙孩子。”我真的想尽快去看看他们母子。
直到深夜我们俩还在聊韩国大哥。丈夫告诉我韩国大哥现在已是负债累累，分文皆无。白天他们一起外出联系业务时，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
“还有几周才发工资呢，先让他到家里来吃晚饭吧，大嫂的饭我也做。”我建议。“我叫他来。”丈夫与我一拍即合。
次日下班后，我又买了不少菜，准备做四个人的饭。赶到家，韩国大哥果然来了。“晚饭马上就好。”我放下书包就准备下厨房。“不，我还有事，马上就走。今天我是来送西瓜的。”我这才看见电冰箱旁边放着一个有篮球那么大的西瓜。
“冬天在日本买这么大的西瓜要贵死人呦。再说，他连买饮料的钱都没有……”我思忖着。“我不要！”我也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这么重的西瓜，我已经拎来了，难道你还让我拎走吗？”韩国大哥显然有些不悦。
“这样吧。我留一半，你带走一半给夫人和孩子。”我只好走“中庸之道”了。
“这西瓜是为你买的。你马上就要生娃娃了，别跟我推来让去的。”韩国大哥的语气里有点火。
“好吧。这西瓜我留下，但你明天一定来吃晚饭。”我奈何他不得。
“好！”韩国大哥爽快地答应了。
可是，我第二天下班回家后没有看到韩国大哥，只有丈夫一个人在抽闷烟。
“韩国大哥呢？” “他不来了。” “今天忙，明天来也行。” “明天也不来了。”
“明天有事？下周来也行。” “下周也不来了。” 我这才发现丈夫有点不对劲。
“出什么事了？” “部长的钱包丢了。” “在哪里丢的？” “车里。”
“车里有谁？” “有我和韩国大哥。” “部长怀疑你了？”
“部长说他看见了韩国大哥裤兜里露出的一个钱包边，那正是部长的。” “是韩国大哥？” 丈夫不再言语，直到烟快烧到了手指，他才长叹了一口气说：“都是为了给你买西瓜，韩国大哥被公司开除了。”
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厨房，缓缓打开电冰箱。一分为二的西瓜使我真正体会到了“苦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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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歪的故事（1）
老李活得谨小慎微，从不敢多拿哪怕是天赐的幸运。如果福分来得过厚了，他会想办法还回去一点儿。给女儿起名“歪歪”也是这个意思，因为女儿生下来五官实在是太端正了。
老李在国内是大学老师。可到了日本，他变成了一个四十九岁的学生，他的指导教师比他年轻一岁。他老老实实地做着学问，认认真真地挣着签证。他的硕士论文顺利完成了，但由于年龄上的劣势，他求职无门，维持签证的方便之门便是进入博士课程。他向指导教师表决心：继续在知识的大道上冲刺。指导教师态度和蔼却言语刻薄：等你博士毕业了，回中国是不是也快退休了？我不愿培养垃圾博士。
无奈，老李没有上交他半年来的心血之作——一篇研究有成的硕士论文，他主动留级了。他的留学签证顺利地得到延期。为了换取全家在留资格的稳定，他脱下了最后一件孔乙己的长衫，选择了伤害自尊心的极限方式。
靠在他的“留学”签证上的“家族滞在”者自然是娇妻爱女。妻子在国内同样是大学老师，可现在则成了家里家外惟一的整劳力。老李的创汇成绩远比不上老婆，于是自觉地成了一位节约王。他每天中午在学校冲一碗葱花面。葱从根部切起，每次只切三刀。当你从冰箱里取出葱来，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葱的刀口处时常会有一小截（很短）从葱芯生长出来。老李说他的“三刀”往往是切在这新的生长点上的，可纳闷的是为什么一根葱还是切完了呢？歪歪三岁时第一次来到日本。在迎来女儿最初的日子里，妈妈停下了工作，爸爸掩上了书本。一家三口走遍迪斯尼乐园、水族馆、横滨海域及箱根温泉等一切可能去玩的地方。歪歪拥有了连日本小朋友也难以享受的集中快乐。可惜一两周以后老李家的生活方式一切复原了。歪歪的生活不再是公园，不再是新玩具。三岁的歪歪完全跟不上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她用小手拼命地指百货店里那高高端坐的，和真婴儿一般大的，会眨眼睛、会摇头的洋娃娃，她相信只要这样指下去，闹着不走，爸爸妈妈一定会把娃娃替她搬回家的。可是歪歪最终得到的却仅仅是两个屁板，懦弱的父亲竟然动了肝火。晚上，歪歪抱着从北京带来的小布娃娃睡去了，脸上挂着浸满委屈的泪花。
半年后，老李夫妇下了决心，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