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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弓尚文将载有与同盟会员往来的情况及同盟会活动的日记本丢失。协本部有人拾得后，即向丁抚告密。蒋虎臣、弓尚文被捕下狱，赵萃珍弟兄闻风逃匿。李嵩山是日记中所写的主要人物，丁、夏捕搜尤紧。南桂馨在1959年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义前兵运 初军权（3）
其中所记的主要人物就是李嵩山，因为关于奔走登报各事，嵩山出力最多。此外，有关人物更多。因之，姚协统派二标队官祝孝萱至嵩山住所搜捕。我那时与李同院居住，正在紧急之际，我把嵩山送到基督教堂霍心斋处暂避，霍又把他转送到外国人邮务长宅。但这时，姚协统紧闭城门，搜捕嵩山，日久，必有被捕之虞。嵩山倘遇不测，则一切革命计划势必泄露。阎锡山找我设法放李出城远逃，则一切均无征验，大狱可免。适警务公所职员李树洲不悉此事，来找嵩山。我即延入我的屋里，向他说明嵩山被通缉事，并请他转求警务公所侦探长李成标营救。但树洲并非同盟会员，亦无革命意志，当时我怕他不肯照办，我先晓以利害。我说：“弓的笔记涉及巡警道王谟，王与丁抚不睦，倘嵩山被捕，与王诸多不便。”树洲为了他长官的安全，才肯转求成标。成标本系同盟会员，于是欣然慨允。我即在夜间，以轿车送嵩山至成标处，化装警察，以查火车为名，随成标混出城外，登车逃至保定。在保定与速成军官学校学生同盟会员张培梅等会晤，张等为之布置善后，逃至安徽。我又向阎锡山索取百元，赶到保定。这时嵩山已离保定先逃，我交张培梅转寄此款，便又返回太原报告阎锡山。这一危机才算度过。
这次打击夏、齐的活动，是山西同盟分会与清廷在山西的统治者斗争的初次交锋。虽然统治者将同盟会员蒋虎臣等逮捕下狱（后被保释），但同盟会初试锋芒就使巡抚红人夏学津不能安于宝位（丁宝铨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夏调离军队，改任军械局总办，马龙标复任86标标统）。其次，通过这次活动，大大增强了同盟会内部的团结，提高了会员们的警惕，大家不分文人武将，同心对付当权者，展示了革命方面的力量。
但是，丁宝铨对夏学津的被迫调离仍然耿耿于怀，颇有等待时机让他重掌兵权的心愿。就在这时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文交惨案”。
“文交惨案”是因铲除（罂粟）酿成的。原来自咸丰年间以来，交城、文水两县之交，以开栅镇为中心，附近农民即开始种烟，“所出土浆几为天下之最”。农民因利之所在，扩大种植面积。政府为了增收地亩税，乃“履亩升科”。种烟遂成为半合法性质。1909年清政府又颁布六年禁绝种烟的命令，提前禁绝者，官员受奖。山西巡抚丁宝铨为了邀功，一面谎报山西种烟业已禁绝；一面大肆开展禁烟。农民以种烟为生，要求缓禁。而县令刘彤光为了使农民按期完粮纳税，谎称转请抚台明年仍准种烟。于是，农民仍依历年习惯，按时种烟。省咨议局派倡导禁烟和天足的太谷绅士孟步云前往文水宣传禁烟，刘彤光又谎称禁烟已经办妥，次年决无一人私种。1910年春，烟苗业已出土，孟步云又去宣传，以“洋烟不禁，中国必危”等语晓谕群众。农民气势汹汹，以禁止种烟“我辈生路已绝，何暇管他朝廷之事”相回答。孟步云回省报告，丁宝铨认为让夏学津重掌兵权的时机已到，遂派夏学津率第85标第1营及骑兵等五六百人，进驻交城县广兴村和文水县城内。3月13日，夏率兵进开栅镇，会同知县刘彤光，强令农民铲除烟苗。群众环跪哀求，请对已下籽出苗之处开除禁令。夏学津本想借此表现，不依群众，并强捕武树福等6人，众人乃持农具刀棒，群集追夺，与官兵发生冲突。夏学津下令开枪，击毙群众40余人，伤60余人。 旁观者亦受其害，一学生弹中额角，一骑马行人中弹立毙。夏学津又威逼农民，揭竿横扫，各村烟苗数日尽除。以后又将武树福斩首。夏残民以逞，自以为得计。不料此事为《晋阳公报》所闻，同盟会员总编纂王用宾以案情重大，即密嘱该报访员革命党人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驰赴肇事地点，实地察访，按其见闻写成新闻，揭诸报端。丁抚见报怒形于色，即传报社经理刘锦训，诬民为匪，否认肇事，要求刘登报更正，并许以知府保升。刘回社商诸各位负责人，认为新闻千真万确，不仅不能更正，尚须继续报道。刘以公职在身，乃辞去报社总理职赴京暂避，遗职由王用宾兼代。次日，丁抚阅报，只见辞职启事，并无更正字样，遂将访员张树帜、蒋虎臣二人逮捕，并将对此案敢于说真话的咨议局议员张士秀（同盟会员）以“挟妓逞凶”为名，判刑2年，解回原籍临晋县监狱执行。此事传向全国，上海《申报》和汉口《中西日报》以及各埠报刊，多予刊载。丁抚见事难于掩盖，遂变本加厉将刘锦训传折奏参，又拟逮捕王用宾等，以转移社会视听。后王用宾逃到石家庄，又撰写《正告山西咨议局》一文，以刺丁抚，在报上发表。丁宝铨见报怒不可遏，正欲大兴冤狱，不料，此事被御史胡思敬奏参，上谕“交直隶总督陈夔尤彻查，拟议具奏”。这时丁宝铨的气焰方杀。到1910年5月15日，始奉谕将丁宝铨交部察议，文水县知县刘彤光革职永不叙用，交城县知县刘星明革职，陆军教练处帮办夏学津撤差褫革。
在“文交惨案”中，同盟会员站在人民群众一边，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终于斗倒残民的坏官，既在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又积累了斗争经验。
“文交惨案”中，由于同盟会员的勇敢斗争，使丁宝铨想提拔夏学津重带军队的计划无法实现，因而也圆了阎锡山掌握兵权的梦。胡思敬参奏见谕后不久，黄国梁接任第85标标统，阎锡山接任第86标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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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改造军队
阎锡山出任第86标标统后，山西新军的实际领导权可以说基本上掌握在同盟会的手里了。经过阎锡山的推荐，常越任第85标教练官，南桂馨任85标军需官，马开崧任第86标教练官，乔煦任第1营管带（营长），张瑜任第2营管带，都是同盟会会员。反对革命的实际上只有第85标第3营管带熊国斌和第86标第3营管带瑞镛（满族）了。
此时，阎锡山环顾三晋，觉得前途大有可为。因为山西的军队共分新军、旧军两部，新军计有一个混成协（旅），下辖两标，第85标除步兵外，尚有骑兵营和工兵队。第86标除步兵外，尚有炮兵营和辎重队。全协新军共有4000余人，都驻防省城太原，而新军的将校中大部分不是同盟会员就是阎锡山的同学。旧军共有13个营。但总兵力也不过4000人左右，而且大部分分驻绥远、大同、代州、临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3个营，旧军又守旧落伍，力量很单薄。这样，新旧军力量对比形成新强旧弱之势，明显对革命有利。
为了进一步控制新军，改造军队，为发动起义作准备，阎锡山一连办了以下几件大事：
一、他在暗里支持同盟会员“倒丁”活动的同时，又公开争取到山西巡抚丁宝铨、新军协统姚鸿发、山西咨议局长梁善济的赞同与支持，在山西独树一帜地实行征兵制，征集了全协人数十分之六的山西农工青年，也撵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营混子”，使新兵与旧兵的比例从二比八变成了八比二，于是更容易掌握，使他们在同盟会的一声号令之下，成为忠实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赵戴文、温寿泉、南桂馨、张瑜、乔煦、常越，朝夕密议如何促使新军革命化问题。也在这时，已调到省督练公所任总办的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了整理军队的计划，这对同盟会来说，是一次建立军事基干队伍、扩充力量的极好时机。因此，阎锡山积极活动，与姚鸿发商定从两标中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并争取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队长。据阎锡山讲，模范队“名义上作训练的表率，实际上作起义的骨干。”
三、积极在基层官兵中发展组织。姚鸿发既然要整理军队，阎锡山即顺其意，与其商量决定了“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办法， 并借此机会让一批有文化的同盟会员开始下连队当兵或任文书职务，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杨彭龄，他就是组织决定下营去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在兵营中他团结了相当一部分士兵，工作成绩非常出色。1955年6月温寿泉、黄国梁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1911年间，姚鸿发向黄国梁、阎锡山提出整理军队的计划，商定从两标内挑选优秀士兵，成立一个模范队。又因老兵巧于规避，不便教练，难于整肃纪律，须将当兵年久的老营混子，逐渐淘汰，招添新兵，即决定要实行“旧兵退伍，补充新兵，教育一年”的做法。在同盟会方面，却趁此建立军事运动的基本队伍，并运动到王嗣昌、张德荣（均同盟会员）任一、二两标的模范队长，更在社会上发动有志青年多人，入营当兵，如杨彭龄即由组织决定下营盘当兵，深入兵棚做兵运工作的。
可是，在旧兵的处理问题上，出了重大问题。因为旧兵中有许多人已是同盟会员，而且不少是正目（班长），如果听任这些人流散社会，对革命将是重大损失。在老兵来说，退伍即是失业，所以都不愿离开部队。杨彭龄将此情况报告南桂馨，南又汇报阎锡山。阎说：“已经决定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