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工。
通过上述措施，阎锡山将晋西23县（多不完整）6800余私商，强行废除。这样一来，使许多私商无以为生，甚至有的商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愤而自杀。
事实上，造成物价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完全归咎于私商。尽管阎锡山废除了私商，但是，晋西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好转。恰恰证明阎锡山废除私商的做法是有悖于经济法则的。
第三，要求合作供销，垄断市场。1943年春，阎锡山将各县经济管理局，一律改组为县合作供销社，统制商业，管理市场。
由于私商的废除，各县合作供销社自然而然地全面控制了市场。首先通过负责商品流通的便利条件，垄断了零售市场。并通过商品类别，分设棉布、百货、杂货、副食、文具等门市部，垄断了零售贸易。接着，与粮食调节处结合，控制了粮食市场。又与平价购销处结合，垄断了采购批发业务。此外，合作供销社还开食堂、旅店、澡堂、理发店、照相馆等，将服务性行业也包揽了。 。。
一、“克难”求存（7）
随着合作供销社业务的扩大，在县以下较大的村镇，设置合作供销分社，按村镇市场的供需情况，分设若干专业门市部，或一个综合门市部，控制乡村零售贸易，并管理乡村服务行业。
不仅如此，合作供销社还通过供销业务，控制当地的手工业生产。合作供销社专门设置手工业生产管理社，负责管理各种手工业生产，从生产到产品的销售均置于其控制之下。手工业生产管理社首先根据手工业的不同行业，组织各业生产小组，如棉布生产小组、文具生产小组等，然后供给各生产小组原料，经成本核算后，接收其产品，不准各生产小组自行出售其产品。这种对各生产小组的管理办法，简称三定、二包、一管理，即定质、定量、定价；包供原料、包销产品；管理其生产活动。这样合作供销社便直接控制了手工业生产。
手工业生产具有行业分散，人员庞杂等特点，尤其是在晋西，各县手工业生产者总计不足200人， 分散在20余个县，而要将其统一管理，亦非易事。结果，由于存在原料的供给，产品的接收等问题，仅数月，各生产小组因无法维持，相继停产。
第四，别出心裁，发行“合作券”。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实施以来，不论成功与否，基本上没有什么阻力可言。但是，阎锡山也遇到了令其头痛的问题——缺少资金。
本来阎锡山手中的法币就不甚丰厚，除支付军政费用外，还相继开设一些民用企业。而废除私商，首先需要一笔资金，接收产品。尽管在废除私商的过程中捞了一笔，但是，仍不敷支配。
如何解决资金问题呢？发行晋钞吧，第3次晋钞刚刚回笼完毕，再发恐无信用，而且国民党中央明令禁止发行地方纸币。想来想去，阎锡山豁然想到自己曾提出的“物产证券”，于是决定由合作社发行“合作券”——“产物的收条”。
起初，阎锡山计划由随部经济管理社，用合作券的名称，立一折子，不印票子，交产品买货，一律记入折子。但是，因立摺存帐太繁琐，遂决定由随部经济管理社印发合作券。
合作券虽不是货币，但是一种有价证券。为保证印刷精美，防止伪造，阎锡山又决定由其印票机构——晋兴出版社统一印制。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并印有县名。然后，由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发行。
阎锡山为避免国民党中央的责难，以示合作券与货币有所区别，特规定了合作券的五条原则：（一）以一县为流通范围，一出县境，即不能流通，县与县间使用汇兑办法；（二）合作券是产物的收条，把“发行”叫做“开付”；（三）不使用金融机构发行，而用商业机构——合作供销社开付；（四）按各县生产情形及交易总额决定应印数量，决不多印；（五）不印辅币，由各收合作社自印5角、2角5分、1角三种“找零凭条”。
阎锡山认为，合作券的开付，有一举多得的好处：一则可以鼓励生产，二则可以便利消费；三则可以补救货币上筹码的不足。
为了保证合作券的顺利发放，阎锡山还颁布了《山西省各县经济合作社联合社开付合作券办法》。规定合作券仅限于在原开付之合联社所属县境内购买物品；持券人如果向它县购买物品，或在它处有需用，得请求付合作券之合联社为之汇兑；合作券以日工为计算标准，每一日工折合作券为10元；合作券接受产物，须依据评定之价格，开付合作券；合作社必须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不得将合作券移作另项开支等等。
一、“克难”求存（8）
根据上述办法，山西省经济管理局合作事业管理处，将合作券分发给各县合作社，然后通过接收产物向外开付，各县的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记帐拨付）收购人民的粮食。而人民则用合作券到合作社购买所需的生活用品。
因此，阎锡山自豪地说：“我新经济的灵魂，是扩大生产；而接收产物唯一的武器是合作券，可以说合作券是新经济制度的中心”。合作券不仅“可以鼓励人民无限制的发展生产”，而且由于“合作券是接收产物的收条，收一物，发一券，券物相等，不会贬值落价”。因为，合作券不受市场价格的影响，收物付券，收若干物，付若干券，产物的价值不变，合作券的价值也不变。所以，付出的合作券越多，接收的产物就越多，产物越多，国民经济就越繁荣，人民的生活也就越富裕。合作券在阎锡山眼里仿佛成了救世良方。
那么，开付合作券的结果如何？广大晋西人民的生活是否因之而有所改善呢？事实却与阎锡山所想象的大相径庭。
合作券的发行，既没有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也未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阎锡山让山西省经济管理局粮食调节处，用合作券向农民购买粮食，而且规定每石小麦15元，固定不变。当时合作券与法币之比为1∶2，即每石小麦为法币30元。可是，小麦涨价至每石法币40、50、60元时，而合作券价仍为15元。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用同等价值的粮食买不到相应的货物，农民不再将粮食交付合作社。后由于商品供给紧张，物价飞涨，粮食调节处才将粮价调整为，每石小麦合作券250元，不久，每石小麦涨价至法币4000元，但收购价仍为合作券250元。据统计，从1943年初至1945年7月，阎锡山共发行合作券700余万元，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购粮，共购得3万多石粮食。仅此一项，农民损失约法币5000万元以上。
合作券在开付过程中，也遇到诸多问题。首先，合作券的本位不确定，势必引起定物价的混乱。阎锡山虽说合作券不是货币，只是产物的收条，但是，如何通过产物来定合作券的价格呢？阎锡山最初要用“虚本位”，确定合作券价格。不久改用“粮本位”，以粮价作比，把粮价固定下来，以稳定合作券的价格。但是，粮食价格因受市场、季节等影响，根本无法固定，合作券价格自然难以稳定。最后，他又实行“工本位”，即以生产一石小麦所需18个工，每工定为合作券10元。
阎锡山以粮、工等作为合作券的本位，认为粮价不变，工价不变，物价即不变，合作券价就可以长久稳定下来。实际上，无论是粮价还是工价都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建立在这种本位基础之上的合作券价格自然也不可能稳定，势必引起确定物价的混乱。
其次，接收物产，矛盾重重。阎锡山自嘘合作券能“辟开造产途径”，可尽量接收人民的产物。可是，阎锡山忽略了一个基本的经济现象，是否所有产物均适合社会需要？接收的产物能否全能推销出去？实行的结果表明，有的生产小组因原料、技术等因素，生产不出社会需要的产品；有的则盲目地生产过剩产品；有的则粗制滥造，产品质量低劣，可合作社还得全部接收。这样一来，更加剧了经济的混乱，一方面大量的过剩产品堆满了合作社的仓库，另一方面人民所需的用品日趋短缺，供需矛盾日益尖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克难”求存（9）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阎锡山又成立了“平价购销处”，以法币向蒋管区采购日用品，调拨各县合作社销售。这虽然缓解了供需紧张的矛盾。可是，又出现了新的矛盾：用法币采购商品，用合作券兑换商品，而回收的合作券又无法兑换为法币，导致资金周转困难，无法继续采购商品。以后，只好在合作社设立“供销部”和“购销部”两个门市部，前者收合作券，后者收法币，由各县合作社自行调度。但这样做还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合作社唯恐供销部把外来商品卖出去无法清理法币债务，将来货一律交由购销部出售，结果供销部依然是山货累累。
再者，合作券常常“汇而不兑”。合作券的流通受县界的限制，一旦出县即不能使用。阎锡山为此曾制定了“汇兑办法，规定各县合作社按合作券与法币的比率，折合成法币，实行汇兑。但由于各县“券”、“币”比率不同，物价也不同，折算相当困难，时常发生“汇而不兑”之事。
“新经济政策”是阎锡山在抗战期间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措施，对于缓减战时经济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用合作券曾收购了粮食3万余石。又如互助合作，实行专业化生产，在战时特定的条件下，不失为一项应急之策。但是，阎锡山的“新经济政策”从另一方面说，则给晋西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本来晋西经济基础就十分薄弱，人民生活就相当艰苦，“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人民生活更为艰难。
台湾学者称：“新经济的实施，是从基层做起，由家家计划到村村计划，使人尽其力，力无靡费，所以在抗战中的山西，可以说无闲人，无穷人，人人皆有工作，人人皆有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