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盆，抗战胜利在此，建国必成亦在此。
那么，“兵农合一”实施的情况果真像阎锡山说得那样吗？非也。
从编组情况看，并不像阎锡山想象的那样简单。以汾西为例，经过几次抽兵、抓壮丁，青年人已经不多，余者莫不愁眉苦脸，不愿被抽去当常备兵。于是有的给村干部送礼送钱，免被抽走，有的隐瞒年龄，甚至有的不惜自残以示抵抗。新入营的常备兵，许多人设法潜逃。阎锡山对此十分不满地说道：“我近来最感不快者，即兵农合一之下，入营的新战士逃的不少”。并且以严厉的口气命令道：从今以后，“不应该再有逃兵，如果有，是等于太阳从西方上来，因为潜逃了的，除已享受的优待粮花必须退出外，还得编组优待人，并且领不上份地，被捕获后，服役无年限，不但自己无办法，且连累全家无活路，真是太危险了”。
阎锡山设想“兵农合一”的实行可使打仗的人多。美国武官柯约瑟1944年5月会见阎时，曾问阎“兵农合一”后可增加多少兵？阎回答说，能增加总人口数的1/12。他分析当时役龄壮丁，县县均在总人口数的1/4以上，20个人中，平均有3个役龄壮丁，其中1个为常备兵，2个为国民兵，所以在营服役打仗的兵可增加1/12。
而事实上，实行“兵农合一”后，入营的常备兵，根本达不到增加1/12的数目。按照阎锡山的规定，各村役龄壮丁人数，一定要符合全体村民的1/4。但实际上晋西各县的役龄壮丁，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这样一来，遭殃的还是老百姓，50多岁的老头硬说多报了年岁，十五六岁的孩子则硬说少报了年龄。经过一周的“突击瞒龄漏丁”运动，汾西县的役龄壮丁人为地达到27％，超过了原定指标，阎锡山特予传令嘉奖。
从份地划分上看，份地划分中，特别是评产中肆意提高单产，严重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按照划分份地规定，先由村中选出评议员来丈量土地、评定产量。阎锡山规定每份地的纯收益必须够20官石。可是，晋西各县多为山坡地，产量不高。如汾西县的勍香、它支两个编村的上等地，每亩最高年产量不过石，大部年产量在1石以下。若按实际产量划分份地，势必份地增多，但这样既不符合阎锡山的份地规定，又增加了份地的亩数，一部分国民兵便领不上份地。那么，如何解决呢？只有人为地增加土地产量，把亩产1石提为石，5斗提为1石。结果受害的还是领种份地的农民，因而，各村出现国民兵不愿领种份地的现象；有的国民兵则明分暗不分，仍然各种各地，有的领了地，可生产的粮食还不够交各种负担，只得逃亡在外。阎锡山也不得不承认：“耕作小组之编成，因助耕人之劳动能力大小不一，耕作技术优劣不一，并与主耕人立场不同，领受份地后，虽加强政治管理，合伙耕种，亦不如乐于自动耕作收获大。”。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克难”求存（13）
从均粮上看，不仅没有得到均衡目的，反而增加了农民的粮银负担。阎锡山让薄右丞杜撰了一套“均粮法”（后称为百川均粮法）。这种“均粮法”是一种累进办法。例如，如果亩产量1石的土地为粮银7厘，而年产量2石的土地，粮银就不只是1分4厘，而是1分8厘或2分，亩产量越高，累进数越大。
阎锡山在晋西实行田赋征实的政策，每两粮银的负担是征一（石）、购二（石）、附加三（石）、马料四（斗）、村摊粮五（斗），这尚不包括临时摊派。
“兵农合一”推行两年多的时间，共划份地156385份，编耕作小组151685组，共抽常备兵70190人，把176520个国民兵和编入耕作小组的65万多男女老少， 全都束缚于土地上。
如果说“兵农合一”提出时还有解决兵源和军粮，维持抗战的一面的话，那么，它的实施则完全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进行强行统治的基础上的。在“兵农合一”制度之下，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原规定田赋征购和省、县、村摊粮、抗战负担30％；地租；种子肥料一切铺垫15％；余粮50％。可是优待粮花、马料、民调粮等均未计算在内。实际上一份地的负担超过50％（高者达80％）。例如孝义县一、二区，每亩产量最高者小麦1官石2斗，最低者4官斗，平均约为8官斗（240斤）。每亩粮银9分4厘，假定每份地60亩，共计粮银5两6钱4分，应纳田赋、地租、随赋负担、及调节购粮麦或米1官石，每两7石3斗，每份地共41石1斗7升2合。再加每份地饲料3石3斗，种子1石9斗5升，共计46石4斗2升2合。按平均产量8斗计，每份地若收粮48石，除去负担费用，所剩无几，仅可余粮1石5斗7升8合。 如果产量达不到平均数，则再无余粮，或者入不敷出。
对于这一切，阎锡山心里十分清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为了慰藉晋西人民，特颁发布告，豁免田粮。布告云：
抗战八年，本长官率晋绥军，屯驻晋西，所带军队，较抗战前增添二倍，晋西人民当晋绥人民二十分之一，田赋当三十分之一。以两倍的军队在此……地区，屯驻八年之久，经过大小战役11681次，加以人民每年4个月的抗战义务劳动，且役龄壮丁三分之一全服兵役，生产人员减少，食粮及义务人员加多，男人义务做工，女人义务做军服。向来男耕女织，今成为女耕女织，全体男女老幼，背送余粮、草料、柴炭、械弹、器材，以及供应军队吃饭喝水，抬送伤员，……八年之久，始终如一，……今日战事行将结束，兹决定凡征一借一以上之县村，今年一律豁免秋征，并呈请中央凡征一借三之县村，一律豁免三十五年（即1946年——引者注）田赋一年，以慰我晋西人民爱国热忱！
此布告虽然是为了安抚民心，但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阎锡山推行“兵农合一”政策，给晋西人民所带来的巨大灾难。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阎锡山不仅将“兵农合一”当作解决兵源和粮食的途径，而且将之视为“开展政权”的唯一武器。阎锡山告诫他的干部：“兵农合一”不只是补兵的问题，或者是实行物劳主张，而且是打破共产党地下组织，巩固“同志会”组织的唯一好办法。其方法是通过“兵农合一”，先取得领份地的役龄壮丁和获得利益的人的同情与支持，然后秘密地发展地下组织，如此逐步发展，建立起地下政权，奠定“兵农合一”的政治基础。
这样，“兵农合一”也就由先前的支持抗战彻底走向其反面。
二、与日勾搭（1）
白 壁 关 会 谈
日本军方在军事上对华进行全面进攻的同时，试图用政治手段瓦解、诱降中国军队。早在1938年6月，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制定了一套所谓“谋略计划”，其中规定对中国各派地方军，进行瓦解和诱降工作，其中把对阎锡山军的瓦解工作秘密代号为“狸工作”。1939年中国派遣军总部成立之后，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将对阎锡山诱降的“狸工作”更名为“伯工作”，并由日本华北方面军专任其事。
当时，日方判断：“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的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日本陆军省、兴亚院及中国派遣军总部对该项工作“颇为重视”，并联合“领导了该项工作”，具体责成华北方面军第1军执行此项任务。日方认为该项工作的主要目标在于：“通过阎锡山的加入南京政府（即汪精卫南京伪政府——引者注），以促使抱机会主义态度的反蒋将领挺身而出，从而打开重庆政权崩溃的缺口，以此向中外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处理。”
1940年2月，田中隆吉任第1军参谋长后，即让伪山西省长苏体仁找人给阎锡山送信。苏体仁先派阎锡山的族侄阎宜亭（名志义）携板垣征四郎的亲笔信，前往晋西。在阎宜亭还未返回太原之前，又派汉奸白太冲（孝义县白壁关村人，曾任汾阳、孝义游击支队长，1939年被俘投敌），偕同日本特务小林高安，到孝义县兑九峪，通过伪“兴亚黄军”司令蔡雄飞（阎军第68师副师长，1939年被俘投敌）的介绍，与驻隰县大麦郊的阎军警卫军（又称暂1军）军长傅存怀接洽。然后通过傅的安排，秘密前往克难坡会晤阎锡山。
阎锡山此时因发动“十二月事变”，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对于日军主动前来联络，自然欣喜，复信田中隆吉和苏体仁，表示“愿与日军合作，共同‘剿共’，安定山西治安”。从此，白太冲便一直往来于太原与克难坡之间。
日军经白太冲打开了与阎锡山往来的大门，便又派宪兵队便衣特务大矢正春，由翻译前田（朝鲜人）陪同，以投降为名，冒险前往克难坡见阎劝降。阎因大矢地位不高，未予接见，而令将大矢等送交距克难坡10余里的宪兵司令部优待看管。然后，又令宪兵司令李润发将大矢、前田及日俘小林一雄送交赵承绶司令部，让赵“派妥人秘密送太原交还日军，表示我们对日方的‘友好’，争取日方对我们的谅解。” 于是，赵承绶便派运输大队长阎立人（阎锡山的族孙）将大矢3人送交太原日军司令部。田中隆吉亲自接见阎立人，对阎锡山送还日人表示感谢，特送给阎立人伪联币1000元，让给赵承绶捎信说：“日军愿与山西军合作，协力‘剿共’，恢复山西的政权。承送还俘获日人两名，足见阎长官诚意，希两军亲善关系，日益增进。”
不久，大矢又持田中隆吉之信，再次到隰县赵承绶司令部，要求见阎锡山。赵向阎请示，阎恐惹出风声，未让大矢去克难坡。赵派专人将信送交阎，阎以赵承绶名义复函田中。并且阎锡山还派其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随大矢到太原，探听日军的诚意。刘到太原后，经阎宜亭介绍，受到苏体仁的特别接待，苏还从北平请回梁上椿，共同商议如何促进日、阎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