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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6日（农历辛亥年八月十五日）经与阎锡山商定，借中秋节之机，由同盟会员南桂馨、杨彭龄、王嗣昌、李成林、杨沛霖等出面，召集第85标第1、2两营准备退伍的正目王泽山、王致嘉、郝富珍、高永胜、于凤山、刘得魁、柳殿魁、谢得之、梁俊王、马孔青、魏斐然等，以及两营营铺经理和准备退伍的老兵共80余人，在太原城内察院后德盛园饭店，歃血饮酒，以“从事革命、誓不背盟”为誓词，宣誓结盟，等待遣散命令宣布后，即按计划分头行动，一旦有事，或闻讯集中，或就地响应，总之以继续革命为目标。不料集合后四天，即爆发了武昌起义。姚鸿发不敢宣布遣散计划，害怕因此促成事变。但同盟会却借此机会，团结了很多正目和士兵，激发了他们同仇敌忾的气概。后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起义的骨干分子，有的甚至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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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1）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告捷，各省纷纷响应。首先响应的是湖南和陕西（同一天），其次响应的是江西（10月23日）。江西起义对山西影响不大，大者是与山西有地缘关系的陕西起义。陕西同盟会员景梅九、井勿幕等联络会党和新军起义，建立陕西省政府后，推新军队官、铁血丈夫团成员的张凤翙为都督，并由井勿幕率领起义军渡河攻入山西，切断清廷与西北的联系，也从侧面威胁到清廷在山西的统治。
这时，山西也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围绕政权问题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
第一种势力是清廷在山西的统治力量。这种势力的代表者，当然是最高官座巡抚。1911年6月巡抚丁宝铨因“交文惨案”被开缺后，由顺天宛平县人，时任江苏布政使陆钟琦（进士出身）调升。巡抚衙门有：布政使王庆平，分管财政；提法使李盛铎，分管司法；提学使骆成骧，分管教育；劝业道王大贞，分管实业；巡警道连印，分管治安。统称六大宪。巡抚能指使的军队主要是由绿营改练的巡防队和新军，但新军基本上已由革命党人掌握。巡防队有三路：前路巡防由太原镇总兵统领，驻临汾，担任河东及上党地区各州县的防务；中路巡防由大同镇总兵统领，驻大同，担任韩信岭以北，外长城以南的防务；后路巡防由绥远将军节制，担任口外7旗的防务。另有太原抚标，即巡抚卫队。各路巡防队，原则上每路7旗，每旗300余，共约2000人。
第二种势力是立宪派。立宪派以省咨议局局长梁善济和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为首。他们企图以“和平让渡”的办法抵制革命。他们商定一面劝陆钟琦自动交权；一面又联合直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人物，自然也联系到了阎锡山。
第三种势力是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主要依靠新军。虽然新军第43协统领是谭振德，但标统以下军官多数是同盟会员或革命的同情者。第85标三个营管带依次为白文惠、姚以价、熊国斌，前二人同情革命，只有熊国斌反对革命。第86标三个管带依次为乔煦、张瑜、瑞镛，前二人是同盟会会员，只有瑞镛（满族）是反对革命的。在协直属部队中，骑兵营管带马开崧和辎重队队官焦纯礼是同盟会会员，炮队队官张治尧和工程队队官殷铭，陆军警察队队官李润发，测量队队官张维清，大都是同情革命的。在两标的队官（连长）和士兵中也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所以，新军的形势对革命是相当有利的。
当时，新军驻防太原城内外。第86标标本部及第2营驻文殊寺（今东仓巷）营盘，第1、3两营驻后小河营盘，第3营驻岗上营盘。辎重队和工程队驻南门外，骑兵营驻满州坟（今晋阳饭店西南），炮队驻菜园村。
巡抚陆钟琦对同盟会的活动早有所闻，所以到职以后，千方百计企图扼杀革命。他首先派人修理城墙，进行防范；其后召见留日学生到各学堂视察，以观动静；再后，以视察新军为名，统计官兵无辫人数；最后着人搜集同盟会员名单，准备一网打尽。
但这一计划还未来得及付诸实施时，武昌起义就爆发了。陆得到武昌起义的消息，慌了手脚，立即召集督练公所总办姚鸿发和协统谭振德以及下属衙门的高级官员会商对策。他们提出新军不可靠，应该调到省城以外驻防，并决定立即调巡防队两旗到太原（行至忻州，太原已起义，被忻州知州朱善元劝阻回到大同）守卫巡抚衙门和弹药库等要害部门。他的又一对策是搞缓兵之计。他把他的儿子陆光熙（字亮臣）召到太原，让其联络革命党人，麻痹革命者的意志。据陆钟琦的家庭教师孙振汝回忆：陆光熙“知道陆钟琦反对革命，又不能拥兵自卫，此次来太原，既欲维持他父亲的地位，又怕时局决裂，所以他的计划是俟革命军至，不战不降，调停中立，联系上级军官，以取和平。”
一、义前兵运 部署起义（2）
陆钟琦的这一缓兵之计，其实是包藏祸心大有阴谋的。原来，他想叫他的儿子陆亮臣暂且稳住阎锡山，然后，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调虎离山与釜底抽薪双管齐下，将存在山西的5000支德造新枪运3000支到河南，再把新军第85、第86两标分开，一标调临汾，一标调代州。
面对几派势力角逐的形势，革命党人在陆钟琦图谋对策的同时，也在积极策划起义。然而对巡抚的耳目，他们同样采取了麻痹对方的策略。据《阎锡山早年*》中说：
在山西巡抚陆钟琦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臣来晋，作缓和革命之计。亮臣与我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也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团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5000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3000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和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亮臣与我见面的当日晚间，我就到姚总办处问说：“亮臣曾否来访？”他说：“来过了，他并且说和你谈得很好，是不是再过几天我们共同谈谈？”我说：“总办决定罢！”我辞出后，向督练公所的办公人员打听，知道运枪与开兵的事，已决定赶速实行。此时我益猜疑陆亮臣此来，完全是想敷衍住我，把运枪和开兵两事做成。而此等计划，不只是陆巡抚一人打此如意算盘，官绅军界中亦均有参与谋者。
我从督练公所回来，赵戴文同志就在家中等我，一见面就问我说：“陆公子来干什么？”我说：“他也是计划响应武昌。”他说：“可靠么？”我说：“我们今天不研究他可靠不可靠，我正要找你研究由他来得到的感想，作我们决策的依据。”他接着问：“你看他究竟来作什么？”我说：“顶好也是敷衍住我们，完成运枪开兵的事，然后静观革命与情势的发展，如果革命有过半成功的成分时，拥戴上他父亲，联合上大家，作一个突变，与响应武昌起义是不会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他说：“事既如此急迫，是不是要和大家商量个办法？”我说：“革命是个危险事，与大家谋，不易成功，反易泄露。”
那时，清统治者为了防止新军造反，平时是不许新军携带子弹的，有枪无弹难以举事，因此同盟会员们都在积极准备，待机发难。
在这紧锣密鼓的运筹中，阎锡山和赵戴文估计了一下两标的力量。阎锡山认为：“我的二标的三个管带（营长）张瑜、乔煦都是我们的坚强同志，只有瑞镛是个旗人，其余下级军官，都很可靠，行动的时候，只要把瑞镛一个人囚禁起来，即无其他顾虑。骑炮营是些老军人，不赞成，也不会反对，且炮兵中有不少下级军官和头目（班长）是我们的同志，可能控制该营。工辎队虽不同情，亦不会有急剧的抵抗，且人数又少，关系不大。需要特别注意的，只有一标，因为一标的黄国梁标统与我私交虽好，但不是同志，他的三个管带白和庵（文惠）、姚以价、熊国斌亦然，故只能从下边运用，因为队官（连长）与头目之间，我们的同志还不少。”这时，赵戴文问：“姚以价不是你的同学吗？他虽然是保皇党，但保皇党已无前途，你是不是打算在他身上用力？”阎锡山说：“是的，但按他的性情，不加逼迫，他不愿意冒险，他所以不参加同盟会而参加保皇党，就是因为不愿冒险，不过逼迫他的路子还有。” txt小说上传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