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喜和小林正孝等，他们被分到日军各部队或山西产业、华北交通等企业团体和侨民中去宣传“残留运动”。
阎锡山觉得这些还不够，又组织了“亚洲民族革命同志会”（简称“亚民会”，也称“亚盟会”），将所有被留下的日本人都吸收到这个组织中。办理这个组织的负责人是徐士珙和城野宏。阎锡山对参加该组织的日本人说：“中日两国原系同文同种，都是亚洲民族，应该精诚团结，密切合作，共同‘防共’、‘灭共’。只有这样，中日两国，才能‘共存共荣’。”此外还组织了“日侨管理处”作为管理军队以外日本侨民的机关，徐士珙也是该组织的负责人。
一、抢摘“桃子”（11）
残留下来的日本人，开始被编成6个护路大队，实数约5000余人。他们分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归护路司令赵承绶、副司令元全福（元泉馨）、参谋长于复国（岩田清一）指挥，担任守护、抢修铁路交通线和掩护运输以及作为阎军的机动预备队，配合阎军进行*的内战。
随后，阎锡山同日军商定了以“特务团”名义改组日军的计划。该计划是在日军第1军司令部设9个步兵团，加上特科队、医院、生产机构等共约万人，大体相当于一个师团。并设想以此为骨干，组成3种部队：全由日本人组成的部队；只有指挥官和基干人员是日本人，而其他是中国人的部队；全部是中国人，但置于日本的编制内，并接受日本人指挥的部队。这三类部队总数预定为6万人。1946年2月，按照阎锡山的旨意，以日军第1军的名义下达了组编“特务团”的命令，每个旅团各自组建1个步兵团（联队），在司令部组建1个由各兵团选拔的士兵组成的步兵团。“特务团”司令部从第1军司令部分出，并设立政治部。日军第114师团师团长山浦三郎中将被指定为残留日军司令官，该师团参谋太田黑少佐为司令部参谋（因山浦三郎住榆次，实际负责人是岩田），城野宏则负责政治工作。
1947年，“特务团”改编为暂编独立第10总队，由今村方策出任总司令。元全福被阎锡山任命为野战军副司令，岩田兼任炮兵指挥处的指挥。根据阎锡山的提议，在太原小北门内还办了日本人的士官学校，由岩田负责。
此外，阎锡山在大同，也“残留”日军近千名（原系坂本部队未遣返者），成立了1个“大同保安总队”。总队长为日本人林大佐（改名陈丰山），副总队长为日本人武威，下辖3个大队。1947年下半年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阎锡山还将在大同“残留”下来的战车队编为“大同坦克队”，下辖3个小队，战车约20余辆。在阎锡山的“碉堡建设局”中，也留用了日本技术人员200多人，担任各碉堡区构筑洋灰钢筋工事的技术指导。
参加“残留”运动的不只是山西的一部分日本军人和侨民，还有从北平、石家庄等地来的一部分日本军人。到1948年阎锡山的兵力愈来愈不足，大批残留日军战死。为此，阎锡山同城野宏等人商定，准备再从日本招募10万义勇军来山西。他们曾派日军军官永福浩喜到上海活动。梁■武和徐士珙也奉阎锡山之命到日本斡旋。只因太原很快解放，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残留山西的日军，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阎锡山发动的*战争，包括忻县、大同、汾孝、阳泉、临汾、晋中以及太原等战斗和战役，为阎锡山卖了力，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新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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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巩固统治（1）
飞渝述职
1945年10月26日，阎锡山放下手头棘手的军政大事，急忙飞抵重庆，名之“述职”。又据台湾出版的《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讲，“此行为报告敌我情况，及军政措施，密陈救国之道。”到底因何而走？初因是这样的：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经过40天谈判，终于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列入纪要的十二个问题，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各自表述自己的意见，未获协议，同意以后继续商谈或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这次谈判的主要成果是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即国共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义”。同时，双方认为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途径。阎锡山看到“双十协定”后，心里好不是滋味，一方面认为，协定的签定，能够暂时减轻*军队对自己的压力，为自己恢复山西的统治，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又认为蒋介石低估了*力量的发展，对*警惕不够。他觉得自己“在晋西八年的艰苦抗战，处在敌叛前后夹击的局面下，”对日本了解，对*更了解，国共关系的事自己应有发言权，因此认为有必要以述职为名赴重庆进言蒋介石，同时也摸一下蒋介石的“山西牌”。
对于阎锡山赴渝，《今日中国》杂志报道说：
“我国抗战胜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伯川先生，于10月26日乘飞机飞抵重庆白士驿机场。时已黄昏，到机场欢迎之军政首长及社会人士达数百人。
“抗战八年，阎公从未离开第二战区，此次莅临陪都，乃系第一次。委员长蒋介石命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商震主任负责招待，并指定以孔庸之先生及何敬之公馆为行馆。”
同阎锡山一道赴渝的有前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朱绶光，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化之，山西省政府财政厅厅长王平，驻西安办事处处长黄肤初，兵站总监刘绍庭、田粮处长耿誓等。
10月27日，阎锡山晋谒蒋介石，密谈多时，报告了山西受降经过，及*“非法”活动情形。接着由蒋介石安排，出席由蒋主持的国民政府总理纪念周。在纪念周上讲述了第二战区八年抗战之经过及有关重要军政措施。另外，蒋介石还召集部会司处长以上人员参加的干部会议，请阎锡山讲述“兵农合一”制度推行情形及与共产党争夺地盘的有效措施。同时，阎还应内政部、铨叙部、地政部及兵役署等单位之请，讲述了山西推行“兵农合一”制度成效。
11月12日，在重庆范庄孔祥熙公馆阎锡山与军统头子戴笠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交流了各自对时局的看法及其对付*的办法。《今日中国》杂志第150期，记述谈话内容如下：
留渝期间，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戴笠由平津回渝，来孔公馆晋谒，两人都认为共产党之武力不可也不能轻视，解决此一问题，恐较对付日本军阀还棘手。对于国是意见，许多不谋而合，会谈非常愉快。阎公离开孔公馆，在车中对随员说：“戴局长人很能干，了解全盘情况，以后多与联系。”
二、巩固统治（2）
阎戴会谈经过：
戴笠将军：“抗战期间，军统局派平津的工作同志，多蒙长官照顾，非常感激。”
先生：“敌后工作对抗战非常重要，第二战区帮助他们进入敌区是应该的。”
戴：“日本投降前，张子奇先生赴敌区联络伪军，行前我们谈过，一旦战争结束，收拾华北局势，最好由长官坐镇北平，就怕长官离不开山西。”
先生：“子奇路过山西，和我说过，的确如此。山西大半地区早被共产党大事扩张而占据，如二十七年一月他们就在五台擅行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地方民众经他们组织、控制，为时已久，根深蒂固，随时袭击各处，我离山西，山西难保；我在山西，也恐难保。山西是平津的右臂，确保华北，必须先能保住山西，你的看法是对的。”
戴：“今后对付共产党的武力，恐怕要比八年抗战还要难得多了。”
先生：“我也是这样想。据说中央认为，三个月就可以把共产党消灭了，是这样吗？你以为如何？”
戴：“我也听说过，但绝非委员长的意思，我从来没听到委员长这样说过。”
先生：“在抗战以前，共产党的势力比现在要薄弱得多，中央曾经全力剿匪，剿了好多年，都没有消灭得了，现在共产党的实力，比以前膨胀了不只十倍，三个月又如何能消灭得了呢？”
戴：“现在整个山东和河北几乎都控制在共产党手中，打通平汉路和津浦路，已非常困难。今后剿匪戡乱，恐怕还得用委员长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办法，如江西五次围剿，稳扎稳打，也许需要三年五年。”
先生：“子奇对我说，军统局已经策反成功几十万伪军，这件工作做得很好。这几十万伪军如果落在共产党手中，那还得了。就是日本失败，他们散在民间，几十万人为害地方，也是很麻烦的。”
戴：“伪军如周佛海的税警团和孙良诚的部队，素质都不差。为了战争一旦结束，确保京沪地区，暗中策动将孙良诚的部队调到南京附近，周佛海费了很大的力量才达成。所以日本投降后，周佛海有足够的力量，维持京沪的秩序，不为共产党所乘，我们才能顺利地接受京沪，受降还都。”
先生：“听说中央要进行编遣，这一点，需要特别慎重。如果敌人投降，而把打了八年仗的军官骤然编遣，他们一定不服气，不安心，就会出毛病，万一被共产党吸收走，不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吗？那可不得了。”
戴：“打了八年仗，军队都非常疲惫，名额不足，的确需要休息、整补、训练。军统局的别动军及忠义救国军大部分经中美合作所的美国教官训练装备，都是自动武器，如果把他们编为维持交通的警察部队，配合上军统掌握的七十多万伪军，足可以维持交通，防止共产党破坏，使所有参加抗战的部队赶快整补，加强训练，一年以后，我们的力量就可以对付共产党，形成强大武力了。”
先生：“美国人太天真，日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