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梁后来回忆：“三镇兵入山西后，太原方面已无抗拒实力，当时，阎、温、黄等多次集议，多主由太原暂时退出，到陕西与张凤翙靠拢，联络起来。但因所采路线主张不一致，结果，阎和赵戴文等走了北路，温走了南路，黄留太原未走，与王嗣昌、张德荣先住在阳曲县青龙镇，后入城在天主教堂躲藏，再转至天津，议和后才回太原。”
议定兵分南北之后，临行时，阎锡山曾对将士训话说：“当九月初七日决定起义之深夜，我即闻悉清军有克复武汉大智门的消息，当时惟恐影响革命信心，故始终未敢与诸将士言及，惟我断定今后革命情势，一定与全国人心而蜂起发展，最后胜利必归我们。革命军的奋斗，是以少击众，以小敌大，必须再接再厉，从失败中走上成功之途。今日之分退，即他日合攻之谋也。我们必须坚持到底，百折不回，暂避其锋，待有利时机，以歼灭其主力。”
但是，阎锡山与姚以价当时均有慌怕之感。不久，姚以价脱离山西民军，后转赴江西，担任了李烈钧的参谋；阎锡山仓促北走，致使太原军心涣散，人心不安。
据景梅九写道：
未几，姚（以价）君即由娘子关回太原，我方疑其退兵过速，一时阎、黄（国梁）俱返，神色仓皇。但云：“刘越西君，苦战雪花山，身炮浴火中，很勇壮！但不能当敌炮火连发；且命中甚准，弹已落到前敌司令部，故我军不能再守！”我道：“宜镇定，勿张皇！我拟一文告安人心，彼军未必敢入关。”阎不答。我即辞出，到政事部，拟安民文告成，张贴街市。然阎已出城北走，人心不靖，此固预定计划。但如此慌迫，实违我心。我因到报馆，对（郭）润轩说：“他们走了，不要紧，我们守城，效死勿去！”张 之（起凤）君强拉我去陆军学堂见杨海ЦΓㄅ砹洌Ｑ罘酱沸赝纯嘣唬骸拔叶圆黄鹕轿魅耍 币幻嫠担幻嬉允智棺阅狻Ｖ芤渚η拦矗友钍种卸嵯率智估此担骸耙来蠹宜涝谝淮Γ衷谒亲吡耍颐前丫诱倨鹄矗箍梢宰允兀裁匆溃炕姑坏剿赖氖焙蛄ǎ 蔽液茉尥芫幕埃踩傲撕＇甫几句。时岐山已从太谷来，说他“共得枪数十枝，和娘子关下来的军队联成一气，还可以革命。”他又对我说：“南下军队和我有旧，且陕西民军，都和我们有关系，南下可以联合下河东，出河南，再谋大举。”这几句话很使我动意，因我正念井勿幕故。温静庵（寿泉）君亦主南下，我乃劝周君牺牲意见，同到南路再讲，并道：“你们可以率队前行，我率学生队保守辎重车殿后！” 。。
四、率军转战绥包 兵分南北（2）
就这样，在仓促之间，阎锡山率晋北人北上了，温寿泉率晋南人南下了。
阎锡山仓皇撤离太原后，并未考虑与大同的起义军会合，即经忻州、静乐、宁武，拟退往清军力量最为薄弱的包头一带，再做计议。
行至五寨，与朔方兴讨使孔庚等相会。孔认为阎放弃太原出走，是一大失策，但事已至此，难以挽回，遂建议阎通电全国声明北伐，以保全山西民军荣誉。阎锡山采纳了孔庚的建议，但仓促间未能发出通电。
12月23日阎锡山在黄河滩一盟，大开演说，借以激发军心。据张树帜日记载：
都督首先演说云：凡我北伐诸同胞，同为汉族，同是军人，自当克尽天职，捐躯效命，同胞之俯首戢身伏处于异族专制之下以听鞭策者，亦既二百六十有余年。今禹三分，光复逾二，脱离满清，功亏一篑，建功树业，时不再来。即使冲枪林，冒弹雨，疆场致命，千秋万载后俎豆馨香，亦凛凛有生气。此时战事，迁延数月，于兹亦骑虎之势，得下为难，勿因败以生畏葸，勿坐观以误事机。再抖精神，重振志气，扫伪朝之余毒，复祖国之光旗，此功此责，乃山与诸同胞共之者也。军士闻之，咸有敌忾敢死之志。时军心虽一致进行，知死不避。奈边徼瘠苦，饷糈告乏，兼之天气严寒，衣未挟纩，食仅糜粥，冻馁难堪，几有不解自散之势。众议筹款，拊髀徒叹！树帜进言，愿力担任，径往河曲县筹款，众属之云：事之成败，在此一举。
以后，阎锡山委孔庚为北路军总司令，凡北进部队，统归孔节制。孔奉命后，立即到代县阳明堡布置军事。
阎率部行至保德，吴信芳、张培梅率雁门、怀仁两地民军来会。当时天寒地冻，少吃缺穿，官兵冻饿不堪。阎派张树帜到河曲县筹饷。12月28日，张令河曲县知事祝某于31日捐银二万两，以便购置一切。30日晚，张树帜返河曲催款。据张树帜日记载：“祝某捐款不缴，又令商人罢市。树帜愤甚，即将祝令鞭挞数次，严加看管，令其一面缴银，一面开市。祝令立将捐款如数缴出。树帜遂购布靴1500双，布袄1200件，棉衣千余套，白面2万斤，小米40石，干糇3000斤，衣食充足，北上无虞。又闻该县有大炮4尊，上刻神功大将军等字，能容火药7斤半，容子弹3斤半，远击15里，声闻60里，即同治七年张曜攻金积堡所遗者。树帜一见此炮，真是喜出望外，叹为天助民军，以灭仇虏！”这批粮服和大炮，运回古城镇分发官兵，军容士气为之一振。
南下的温寿泉等率部出太原沿大路南行。走在最后的是押运子弹车的二十几名学生军，由景梅九率领。至徐沟，在一破店休息，大家又饥又困，情绪很不好。景梅九让同行的郭润轩向学生们解释说：“此次南下，还要联合诸军，或东出陕洛，或卷土北上，乃‘以退为进’的办法，并非败绩可比，我们必须整装，押定子弹车，徐徐而行，不要忙乱！”这话使大家的情绪稍有好转。不一时，碰到陕西同盟会员王一山，他是陕西民军的代表，来商议建立联军事宜的。他介绍了陕西的革命形势，使景梅九等人受到很大鼓舞，特别是对于井勿幕自成一军，陕军可以分兵河东，更寄予莫大希望。
12月23日，南下民军约3000人到达祁县。但是，城门四闭，部队只得停车城外。14日到平遥，也是城门紧闭，但是城里的人把面食等从城墙上吊了下来，解决了民军的吃饭问题。到介休，则另是一番景象，因为知县是由政事部委派的同盟会员张之仲，自然是开门欢迎。大家有在衙门休息的，有在城外休息的，吃住都很舒适。在灵石，大家商议整顿军旅，有人提议以杨彭龄为行军都督，温寿泉虽不同意，但也不好违拗大家的意思，于是做了“行军都督”的旗帜，以壮军威。
到洪洞，得悉刘汉卿率领的南路军现驻县城东北的曲亭镇，景梅九等乃去联系。原来，南路军曾占领平阳，继续南下时在隘口受挫，刘汉卿牺牲，南路军退返洪洞。经过协商，两军合而为一，仍以杨彭龄为行军都督，统率全军。
这时的军事重镇平阳府（临汾）仍为清军驻守。民军南下河东，必须经过临汾，杨彭龄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是否攻城。景梅九说：“平阳城坚，且我军初至，主客势分，攻之必不利。不如绕道至河津，打听秦军消息，能渡河与秦军联合固好；否则，乘机攻陷河东，亦上策也！”大家赞同他的意见，但又恐清军截击。景说：“我军新来，彼不知虚实，但听我军又增厚援，何敢攻我？”有人建议修书一封致谢有功，说明我军目的，以免意外。景梅九遂提笔写道：“革命军目的在攻取燕京，以定大局，我军将东出巩洛，与中原义军相会，明日即行开拔，请足下偃旗息鼓，勿自惊扰！我辈决不攻平阳也！”第二天，民军从平阳城外整队通过，城上果然偃旗息鼓，静悄悄地若空城一般。
民军后经襄陵、稷山，于12月27日到达河津。在河津县城的小学堂，进行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军旅整顿。“是时民军队伍极为复杂，曰义勇队，曰洪汉军，曰霹雳队，曰学生军，曰陆军，曰改编新军，兵士纷纭，毫无纪律。于是温寿泉、杨彭龄、李鸣凤、吴汇之、景梅九、张翙之等拟将军队重新编制，乃编为步队一标，马队一营，炮队一营，编洪汉军为国民军，以李鸣凤为国民军司令官（一说五路招讨使），以吴养渭为标统，以韩长泉、郝富珍、靳殿华、钟仁义、许多章诸人为管带，此外又编一侦探队以通军事上之消息。”经过整顿，军纪为之一振。同时决定，温寿泉、景梅九等随王一山赴陕西求援。杨彭龄被解除军队领导职务，亦离军赴陕。
12月31日，王用宾从运城来，与李鸣凤等议取运城之策，说运城空虚，如兼程前进，运城可唾手而得，运城攻下则河东局势可大定。遂决定兵分两路，李鸣凤国民军为一路取道万泉，台寿民等的陆军为一路取道临晋，向运城进发。
四、率军转战绥包 进占包头
阎锡山率北路军为何要向绥远的包头进攻？原来，清朝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和西部地区设有归绥道，归绥道是山西省的四道之一。归绥道的常驻部队为山西的后路巡防（前路巡防归太原镇指挥，中路巡防归大同镇指挥），后路巡防统领为周维藩。周为清翰林院编修，后赴日考察军政，曾结识一些同盟会员。太原起义后，归绥道的清朝将军、副都统、道台均慌作一团，周维藩在当地同盟会员杨瑞鹏的推动下至兴和宣布起义。而包头的同盟会员在杨瑞鹏的发动下，曹富章、张林等也曾在包头附近的黄草洼宣布起义，并开进包头（后被五原厅同知樊恩庆*）。阎锡山深知绥包一带有革命基础，经济富庶，而且相对晋北离清军主力遥远，于是将此作为“暂避其锋”，以“待有利时机”的落脚点。
阎在河曲县十里长滩附近之古城镇，休整部队。这时，包头的同盟会员杨瑞鹏、王肯堂于策划起义失败后，拟渡河赴陕，行经古城镇与山西民军相遇；李德懋在丰镇起义失败后，亦来到古城镇；张瑜率部会同归绥道外八旗统领周维藩亦来会合；孔庚亦由阳明堡返回。阎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