赍文，欢迎我回省，我打算即刻回攻太原。因归绥是我们的副目标，最后目标是收复太原。我亦知攻绥不利，但不愿先告诸将，以防夜遭不测。”次早，我仍下令进攻归绥，前进五里后，停止待命。比及东行五里，我复下令转向南进，大家才知道是回攻太原。行抵晋北之神池，有一天主教外籍神父来欢迎我说：“共和了！共和了！”诸将士甚为兴奋。我对诸将士说：“共和虽已宣布，回太原尚须奋斗！不宣布共和我不悲观，宣布了共和我们反不敢乐观。更应整饬军纪，争取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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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率军转战绥包 继转托克托
山西民军在刀什尔失利后，即转进托克托。
托克托也是归绥道口外十二厅之一，是个通判厅，最高行政长官为通判。它位于小黑河汇流黄河的入口处，是当时的水旱码头，商业繁盛，地方殷实。山西民军由包头东进时，绥远将军堃岫派了200名巡防队到托，地方上还有个百余人的冬防队，准备以此来防堵民军。
当山西民军进至托克托境内的祝乐沁时，通判包富荣十分惊慌，急忙召集绅商共谋对策。与同盟会接触过的一些知识分子阎懋、刘兆瑞、李永清等，以地方力量薄弱、无法抵抗为由，主张欢迎山西民军，以免地方遭受损失；冬防队队长吴英却坚决主张抗拒。包富荣自知力不能敌，乃顺应舆情，决定开门欢迎。他一面派人到祝乐沁村与山西民军联系，表示欢迎，并让托城和距城5里的商业重镇河口两地的“乡耆府”（相当民国时的商会）和地方士绅阎懋、刘兆瑞、李永清、吴英、石茂兰等安排欢迎和招待等事宜；一面让堃岫派来的巡防队撤回归化城，并将冬防队收枪解散。1912年1月28日（农历辛亥年十二月初十日），山西民军抵托城，包富荣和地方士绅出城迎接，托城和河口商号都悬白旗表示欢迎。
山西民军进驻托克托后，阎锡山于第二日出布告安民并令交出私有武器；接着开监释囚，将愿意当兵的囚犯编入敢死队，又招募一些赌博汉和流浪者当兵，补充军队；除支用税局、盐局和地方上的一些公款外，又向商号和富户借银8万两（后按年息8厘，以现金、公债券、保晋公司股票归还）；为官兵每人做了一套三面新的蓝布棉军衣。山西民军在托城住了半个月，纪律良好，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反对欢迎民军的吴英，暗中进行破坏。他诬告河口大户金福海私藏来复枪12支；又以供应民军为名，私自开条向商号借款，以破坏民军声誉；还向堃岫报告民军动态，并请派兵消灭民军。他是当地一名武术家，交游很广，教了许多徒弟，很有势力，霸占水源田产，群众敢怒而不敢言。山西民军澄清其确系破坏后，遂将吴英逮捕，游街之后，召开大会宣布罪状，并在河口十字街头枭首示众。
据张树帜日记载：
十三日（公历2月2日）
阎都督以托城既得，筹划进攻归化之策。适有赵熙成奉清抚李盛铎及谘议局公信，仍请都督停战，克日旋省。是时都督与赵戴文、杨沛霖等俱持南旋主意，惟总司令官孔庚、参谋李黾，以王家驹阵亡，若不歼灭归化满虏，无以对死者。兵站司令官张树帜亦主进攻归化，组织军政府，为民军根据地。数日间，意见分歧，南旋与否，未能解决。嗣后张树帜以军士皆动归思，无有斗志，亦劝孔庚改北伐而南旋。孔庚勉于众意，然为王家驹复仇之心，终不能忘。
时南北议和接近结束，驻军于托克托的阎锡山得此消息，又接到前咨议局副议长杜上化等人邀他回省的信，遂否决孔庚为报王家驹阵亡之仇准备东取归绥的意见，决计南归，乃通电报告山西局势变化及南归决策。其电文曰：
上海临时政府代表、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咨议局、北伐联军总司令代表、民意报公鉴：锡山督师无状，兵败娘关，放弃太原，罪尤万死。敢将致败原因及败后情形，并遵电派遣国民会议代表，先行布告。忆自十月初九日，南军停战，清兵即连日遣使来晋议和。其时清兵精锐既逼东南，北巡防旗兵又皆负固不服，节节进占，岌岌可危。窃计与其三面受敌，兵单力弱，不如暂从和议，廓清内乱，然后联合南军，徐图进攻。不意清兵明讲和议，暗事进攻，此致败之一因也。迨仓促接战，敌炮猛烈，前线之兵，半系新练，且以寡敌众，力遂不支；而总司令姚以价遽撤预备队，为〔与〕该司令部人员弹药粮食等项，乘车遁回太原，自弃藩篱。敌又进攻不已，此又致败之一因也。锡山见此情状，无可如何，一面分遣何参谋绪甫，率领奇兵五百，绕道逆袭，以图截敌后路，一面至太原再为卷土重来之计。不意甫抵省城，而咨议局梁善济邀集一般私人，准备欢迎新抚。署府局面，全行改换。逼我出城，刻不容缓。其时锡山手无一兵，欲争不得，又恐清兵逼城，生灵涂炭，乃偕二三同志，狼狈北奔，此又致败之一因也。山西大局从兹败坏。推原其咎，何敢怨人，每一念及，痛不欲生，获罪国民，何颜相对！山川阻深，邮电隔绝，满腔心血，无可告语。惟以共和未成，徒死无益，乃与副都督分投南北，相约太原以南副都督任之，太原以北锡山任之。由是赴雁门，临保德，集合朔方各军共计八千余人，由府谷渡河，取道归绥，并约秦蜀两军同践旧约，会师北伐，自为秦晋蜀北伐先锋队司令官，期与南方北伐队互为声援。幸而大军齐至，包头、萨拉齐之清兵，望风自溃。归绥行将欲下，突有南来侦兵传到代表伍翁真、蒸两电，殊属进退维谷。进则恐违临时政府之命，退则恐遭太原议和之故辙，加以太原咨议局纯系梁善济之私人，不足为全晋人民之代表，一误再误。山西一隅不足惜，其如*之大局何？用特不揣冒昧，遣员赴忻，电恳仍认本军政府前派到〔之〕刘绵训、李素、刘懋赏三人为山西国民会议代表。所有太原咨议局及所派代表，全晋人民决不公认。锡山所当遵谨〔谨遵〕电示，不日返旆太原，用待后命。倘蒙不弃，尚祈时赐针砭。晋军大都督阎锡山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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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乡视事 忻州受阻（1）
正当阎锡山率军北上转战绥包之时，革命党人与清廷的议和也初见端倪。
武昌起义，清政府为反扑，派军占领汉口后，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由英国公使朱尔典出面调停，建议双方停战议和。当时，同盟会和革命军方面低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巨大力量，也未看出北洋军的虚弱本质和受到打击后已经残破不全的状况，误认为袁世凯拥有优势兵力，又有帝国主义的支持，势力非常强大，恐怕打下去会遭到失败，于是妥协思想占了上风，错误地把袁世凯这个野心家认为是可以争取的第三种力量，甘愿推他为共和国大总统，以换取革命的早日胜利。袁世凯则看准时机，利用议和，以倡言君主立宪向革命党讨价还价，以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逼清帝退位，从而实现他的个人目的，篡夺*革命的胜利果实。因此，当英国公使出面调停时，双方都表示愿意停战议和。
1911年12月7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议和全权大臣，袁即日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9日，11省革命军政府代表公推伍廷芳为总代表，与唐进行谈判。会址定在上海。
在议和会议正式开会之前，双方同意先行停战。但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深知山西处于京畿的肘腋之间，将来不管是维持清皇室的统治，还是由他执政，让同盟会员在山西建立革命政权，都是他的心腹之患，因此提出民军不包括秦、晋及北方起义各军在内，意在借停战之机灭除心腹之患，特别是山西民军。革命军方面因急于停战，黎元洪于12月9日宣布的停战条件第三条便是“因秦、晋、蜀三省电报不通，恐难及时停战，是以所有以上停战条件，与该三省无涉，惟停战期内，两军于该三省，各不增加兵力或军火。” 黎元洪的这种妥协给山西人民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的不利。袁世凯和曹锟等人利用这一点，立即向山西方面增加兵力和军火，并于12月12日攻陷娘子关，迫使山西民军分兵南北，撤出太原。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进而将北方革命军统称之为土匪，意在借剿匪之名，消灭山西民军。1911年12月17日，革命军代表伍廷芳复电袁世凯，严正指出：
现时东西南北，皆民军足迹所至，与土匪决不相混。土匪二字，清廷以诬我民军久矣。武昌起义，清谕即以土匪相斥。今尊电概称北方土匪，一如前此清谕指斥武昌起义之词，此民军所不肯受者也。即如山西民军，尊处屡派员调和，此次攻袭娘子关，于停战期内而不停战，意若置诸土匪之列。其为诬罔，岂复待言！”
虽然如此，袁、曹之流仍然不顾革命军代表的严正警告，命令第3镇卢永祥协继续进攻山西。在陕西，清军亦向革命军继续进攻。
为此，豫晋秦陇四省协会代表会见伍廷芳，请其要求清代表唐绍仪转达袁世凯，命令秦、晋两处清军立即停战。1911年12月18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又谎称电讯不通，准伍廷芳用袁的名义通知各地清将，在休战期内不得开仗。当天下午，举行了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伍廷芳提出，湖北、山西、陕西等地均应一律停战，清军不得进攻；必须得到袁世凯的正式承诺，始能举行正式会议。
但是在山西的清军卢永祥部并没有停止前进，于12月12日占领娘子关后，继续向太原进军。1911年12月27日，伍廷芳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谴责袁世凯在停战期间调兵遣将，先占娘子关，继进太原府。因此，这次会议又议定：“自1911年12月31日（农历辛亥年十一月十二日）早八时起，所有山西、陕西……等处之清兵，一律退出原驻地百里以外”。在12月29日的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