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就跑了。剪辫子在当时思想阻力确实很大，被剪了辫子的人，哭哭啼啼，生怕清朝复辟后杀头，白天到村外躲避，晚上睡在房顶上。经过一段时间后，剪的人多了，人们才渐渐想开了，见他人也不以为然了。
男人还算开通，女人放脚引起的震动更大。经过保安社的宣传以后，滹沱河北面的东冶、槐荫等村还不至于强烈反对，滹沱河南面的河边、建安等村，反对得相当厉害。他们说：“阎锡山实在管得宽哩，连女人的脚也要管。”河边村反对得最凶。河南面各村会打拳的人不少，光河边村就有16个标头（武术师傅），每个标头手下都有几十个人。他们以河边村曲汝霖（豪绅）和宋周全（屠夫）为首，组织了邻近各村的1000多人，包围了阎府，打算进去烧房子、杀人。后经村里的老年人出来调解，才没有出事。以后，他们又手持刀枪、棍棒、铁斧等武器，挟持了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并从南街西街分两路进到东冶镇，反把保安社团团围住，扬言要砸烂保安社，杀死康佩珩全家。那时，保安社人手不多，见他们来势汹汹，没一人敢出院。康佩珩、赵三成冒死站在屋顶上，向弄事的人演讲，劝其解散回家。这时，北涧村田某蓄意闹事，扔石头砸康、赵二人。另一些闹事的人抱来了柴草准备烧保安社。保安社的人先是开枪警告，然闹事者不听，双方发生械斗，保安社二人被打死，张家庄康复乘机夺得一支步枪，杀死一名邮递员，继向保安队射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唐佩珩只好下令开枪还击，闹事者才吓得四处逃散。过了两天，阎锡山派人把曲汝霖、宋周全抓走，并令将曲正法、令宋陪桩。从此，再没有人敢抵抗放脚了。保安社出告示，制定乡规民约，维持社会治安，除暴安民，终于打开了局面。这样，时间长了，女人放脚渐多起来，自然也就习惯了。
除了在山西全省推行剪辫子、放脚之外，阎锡山还主张兴办学校。以后他于1915年曾自己出资在河边村兴办了两所小学校，聘请大建安举人徐一鉴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段作霖等任教员。修建教室、自习室、寝室、仪器储藏室30余间，购置体育器械、标本仪器480种，中西书籍几千种，以及所需要其他设备若干。初招52名学生，免费上学。
一、还乡视事 广报恩泽
阎锡山当了都督后，曾几次回家乡广报恩泽。
首先是亲到外祖母家报养育之恩。据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定襄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的《阎锡山与家乡》一书记述：
那天，阎锡山身穿礼服，由乐队前导，仪仗队及随从人员簇拥着，从文昌堡出发，穿过石沟街，走向小堡。沿路上，有人不住地放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还有人专门抛撒铜钱，引得大人小孩拼命捡拾。看热闹的，人山人海。这个人夸奖阎锡山“有良心”，那个人喝彩曲家“有福气，生了这么个好外甥”，还有的说：“可惜成义老汉（阎的外祖父）下世了，要不，好活一辈子。”
曲家张灯结彩，迎接款待，比过年还热闹。曲清斋穿戴整洁，满面春风，逢人就笑，见人就点头。阎锡山的外祖母身穿绸缎大袄，头戴银钗，坐在椅子上，看到这个走来道喜，那个前来祝贺，喜欢得合不住嘴。
阎锡山到了外祖母家以后，先向外祖父的牌位行了跪拜大礼，随后又向外祖母行跪拜大礼，喜得外祖母直擦热泪。又给舅父、舅母和二表哥行礼，慌得曲清斋连忙扶住，拉进屋里。
这一天，曲家大摆宴席，曲姓本家都前来吃请，人人欢喜，个个满意。一些穷人听说阎锡山给外祖母谢恩，纷纷前来，跪在院里要钱。阎锡山命令赏给每人十块钱，赢得众人一片谢声。真是说不尽的排场，数不完的风光，引得多少人羡慕，多少人赞叹。
后来，阎锡山的外祖母病死后，阎锡山身穿孝衣孝服，亲去吊祭。从街口一直哭到灵前，十分伤心，谁劝也劝不住，谁叫也叫不起来，引得许多人也不由得哭起来。
其次是亲到曲沂泉老先生家，报师生之恩。
阎锡山少年时在外祖母家居住，曾随表兄弟在曲家私塾学习，虽然时间不长，对他却起了启蒙作用。所以，阎锡山在山西掌权后，为了酬谢恩师，多次晋谒曲沂泉老先生，以后1917年（民国6年）曲老先生70寿辰时，专门制了一面木质黑漆金字牌匾，上款书“曲老夫子沂泉七旬大庆之禧”，中间书“杖履恒春”四个大金字，下款书“受业阎锡山敬书”，亲自送匾到曲家谢恩。
那天，阎锡山身穿礼服，由乡绅陪侍，鼓乐开导，浩浩荡荡地到了曲老先生家里。先给老先生行了大礼，然后命人把牌匾悬挂在院里南厅房檐下。人们都说老先生一辈子教书，没有白教，教出一个出名的徒弟。
再次是报答叔父阎书康危难之际解囊相助之恩。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阎锡山的父亲在五台城“打虎”失败，欠了许多债，父子俩借路费外出躲债时，由于本家叔叔阎书康曾借给盘缠，阎锡山父子十分感激。阎当都督后，他父亲曾当着阎书康的面，对阎锡山说：“今后，你怎么孝敬我，就怎么孝敬你叔叔。”阎锡山接受父命，始终对阎书康毕恭毕敬，唯命是从。1915年（民国4年），阎锡山在天镇县成立“普晋银矿公司”提炼银矿的同时，又在大同口泉成立“裕晋煤矿公司”开采煤炭，就让阎书唐担任这两个公司的协理（经理是徐一清）。1910年（民国8年），“裕晋煤矿公司”与张树帜（晋北镇守使）开设的“义昌煤矿公司”合并，以矿区作股金100万元，与梁士诒股金200万元合营，成立“同宝煤矿公司”，任命阎书康、徐一清等为常务董事，同时委以开发山阴一带水利的重任，使阎书康获得许多钱财。
阎书康为人谦虚诚恳，办事谨慎小心。当时，山西军政界和工商界人士都不直呼其名，而称“子安先生”，街门内侍人员，则尊称其为“三老太爷”。1927年（民国16年）病故，年仅40岁，其长子阎锡珍（字国光，留学日本）曾任职西北实业公司，后来是太原西山煤矿机械采煤的主要创办人；次子阎锡瑜为工程专家，解放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工程师。
复次是报答南作村薄吉福路上慈悲之恩。
南作村的薄吉福，曾在阎锡山父子躲债逃往太原时，让父子俩坐他的大车，少要了车费。阎锡山发迹后，派人找到南作村，给薄吉福在南作村口买了几亩好地，又在地头让人打了一眼深井，安了自来水，让他浇灌。南作村的人也因此得了益。除浇地外，妇女们环坐井旁，捶石洗衣，十分方便。公路上的过往行人，口渴时，走过去喝几口水，润润嗓子，解解渴。大家都说薄吉福积了德，众人跟上也沾光。
一、还乡视事 反对分裂蒙古（1）
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俄国以地缘关系，早已蓄意图我外蒙，并竭力插手外蒙地区，加强对外蒙的影响力，1898年沙俄又将其独揽蒙古的企图借着《英俄协定》得到英国的承认。1900年沙俄派兵驻库伦，1902年兵力发展到1200余人。1907年沙俄又与日本侵略者相勾结，在当年签署的日俄条约中，把外蒙地区划入俄国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前夜，沙俄趁我国内政治动荡，策动杭达多尔济亲王等一小撮人闹“独立”，公开叛国投俄。1911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公然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独立”，遭到拒绝。辛亥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利用清廷无力顾及外蒙问题的机会，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支持杭达多尔济叛国集团，另一方面积极策划外蒙“独立”。12月1日，在沙俄的导演下，活佛哲布尊丹巴无耻地宣布外蒙“独立”，称“大蒙古帝国”。他自称为“皇帝”，并组成外蒙傀儡政府，由三音诺颜汗任“总理”，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1912年，外蒙傀儡政府在沙俄的唆使下，出兵占领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地区。
沙俄的侵蒙和外蒙杭达多尔济等人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愤怒。1912年1月28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致电喀尔沁亲王等，提出各族人民团结一心，防俄侵蒙。电文说：“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可艰险，非群策群力、爰以图存。夙仰贵王公等关怀时局，眷念桑梓，际兹国势阽危，浮言四煽，西北秩序，端赖维持，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务坚忍以底成，忽误会而偾事；并请速举代表来宁，参议政要，不胜厚望。” 孙中山先生的声音，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心愿。
阎锡山坚决反对沙俄的侵略，反对外蒙古分裂出去，力主武力征蒙。因山西紧邻蒙古，外蒙倘若独立，势必会给山西带来莫大的威胁，所以在1912年10月至11月他多次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每年秋天派兵在外蒙巡边，允许他派兵防守晋蒙沿边。
10月11日，他致电北京政府要求允许他“派陆军两营分扎旧日出防地点，略加变通，化散为聚，剿防兼顾”。北京政府的复电虽称赞他建议加强对边陲的防卫，但没有同意让他派兵。
10月28日，北京政府国务院通令全国，以“民国初兴，根本未固，为免造成列强群起环争，将由中央循外交途径，维护领土完整。而各省都督则应练兵筹饷，以为来日军事需要时，护卫国防”，并着令严加取缔以私人或团体的名义，自由组织敢死队或征蒙队，此令无疑间接打击了阎氏出兵蒙古的意愿。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傀儡政权签订了所谓《俄蒙协约》和所附《商务专约》，规定沙俄在外蒙享有训练军队、控制外交、自由居留、免税贸易、增设领事、扩大领事裁判权、开设银行等种种特权。更令人气愤的是《协约》规定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不许汉人向那里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