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战胜当操何术？阎认为：战胜之要有二：一为完全之物质；一为良好之精神。他说，“完全之物质可操胜权十分之三”，“良好之精神可操胜权十分之七”。何为“完全之物质”？阎认为“军费储充皆属于物质，而其中极重要者则有二事：一国械制造进步；一征兵制度之实行。”他说，“盖今世火器战术，相维而进，日新月异，愈出愈奇，而未有已时。火器兴，则飞机轮船却步，鱼雷潜艇精而大战舰失其能，故国家对于军器制造皆重视而极提倡，特别奖励，严格试验，果能发表新法，或创造有成，虽酬以勋位，加以优赏，亦不为过。至于征兵制度，各国通行，论其效果，状一兵可得十兵之用，即费一钱可当十钱之效。多兵当强，惟在绸缪，此就形式而言之，若云精神，能将向所谓深谋秘计的兵法，藏之于平素行政之中。此二者实为完全之物质也。”关于征兵制度实施的必要性，经过与欧美诸国比较分析后，阎锡山结论说：“容有征兵而不强之国，断无不征兵而强国之理，故欲强国，必先征兵。”关于中国征兵的具体制度，阎认为：“我国必行征兵制无疑。征兵必取强迫制，不取志愿制也无疑。实施之义一曰急；一曰渐。”他说：“所谓急者，急其先务也。盖人民服兵役，约法虽有明文，施行尚无期限，以国家之需要，应当视为急务，提前举办。至所谓渐者，盖国地兼三带，民杂五族，一旦革新军制，下令征兵，当有渐进速成之法。”阎还主张在征兵办法上，要以渐进手续，达激进主义。他认为此一办法的要点，“非军政上的责任乃民政上的责任”。为此，他提出征兵制度实行的条件是：一、国民教育的普及；二、国民实业之发达；三、地方警察之完全；四、地方自治之实行；五、官吏职责之专一。他说“教育、实业、警察、自治四端关系军政重要如此，而实行斯四者，惟在县知事。……县政修明，征兵自可不劳而立，军政自然顺利推行。兵役佳，军力自强，军力强，国家即强也。”
二、媚袁固位 侈谈军国主义（3）
3。如何进行武德教育？阎锡山认为武德教育分为二种：一是国民之精神教育；二是军国之精神教育。阎锡山说：“军国民精神教育者，乃普及国民尚武之教育也。盖兵学战术，当有军事专校以讲授，而爱国尚武之精神，凡各大、中、小学校均为培育之所，尤重要于中、小学中。”关于国民社会教育，阎认为“国民是社会的一分子，无良好的社会，即不能有良好的国民，无良好的国民，即不能有良好的军队”。在详尽介绍了德日军国社会的大概情况之后，阎说，“我们看到德日两国的尚武情形，更信社会的精神就是军队的精神，苟无军国社会教育，何能臻此哉？”并断论：“我国自鸦片战后，丧权辱国，几至瓜分，苟不提倡军国社会教育，急起雪耻复仇，国之振兴，恐无日矣。故吾人训练国民革命军，必自振兴军国社会教育始，方克有济”。
4。为何要尊重军人？阎认为“军人以己之死，求人之生，非处世事之至惨，非常情而所乐为。人情莫不好生而恶死，然亦莫不好荣而恶辱”。“使荣其死而辱其生，甚至荣甚于生，辱甚于死，则好荣之心甚于好生，恶辱之心，甚于恶死”。“所谓所爱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者，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世界列强各国治军，即溯源于此。”接着，他具体从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说明尊重军人的作用。在对国家方面，他说：“兵之精神，国之魂也”，“人若无精神，便成了行尸走肉，即不成为人了，国无国魂，就衰弱危殆，成了病夫之国。”他进而认为，“国有名器，所以御世，朝有荣奖，所以酬功，如一孝子，一义士，一贞妇烈女，为何社会要褒扬崇敬，是因他有礼教风化，有益于世道人心。当兵是干城之选，以身报国，有死无二，其对国家的裨益，远较孝子义士烈女为大，那么国家对他褒扬而崇敬，不更应该隆重”？他大量列举了普法战争中普王亲抚伤兵，日本明治皇后太子妃亲为将士衣饭等事例后，断论说：“尊重军人就是尊重国魂，有能尊重国魂的国家人民，这个国家一定强盛。”在对社会方面，他主张养成如同日本一样热爱军人的社会风气，并提出“社会人心能否对军人崇敬，全以国家政治为转移，……上面尊重军人，下面自然习为风气了。”
5。强调军心对战胜的作用，他认为，战胜在乎物质和精神，这决不是过分“偏重于精神”，他说，“拿破仑论战，以四分之三，在乎军心，军心就是精神。精神如冶金，克虏伯之葡萄钢，世界称美，它可贵之处，就是熔铸时瞬息之妙的一点，军队也是如此，同一器械，同一训练，而有优劣之分者，就在精神上的一点。日俄战争时，精神的价值，决定了战争的胜败，实可作为殷鉴：俄国自大彼得帝以来，以万乘之尊，杂伍佣卒，游学欧洲，力学制造，回国后，改行征兵，制造船械，雄踞欧亚两洲。它的军学、军制、军器，皆卓然可观，惟是它的精神，不及日本远甚，临上战场，意志不坚，战士不以战胜为志，且不以为敌俘为耻，故一战而大败于日本。日本之所以能够战胜俄国，并非它们武器与战法都比俄国优良，而它们战志与精神，实超过俄国多倍也。日本明治维新，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齐头并进，战端开始，它的有形物质，且远不及俄国，惟是其无形的武士道精神，上下一贯，气贯长虹之概，实在可以压倒了俄军，使俄军闻之丧胆。”
从上述阎锡山《军国主义谭》的主要内容，不难看出，阎锡山上呈此件的目的，是为了让袁世凯学习后起国家德国和日本的“立宪”和“军国”强国之道，使中国在列强爪分世界的狂潮中避免亡国的惨状。
军国主义起源于德国，又兴起于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后，迅速由一个侯藩割据、几被瓜分的弱小民族，变成一个经济发达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强国，以后又靠军国强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林。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与其说类似受制于列强的德国，不如说更像半封建制的日本。因此，当时国人主张学习日本政治军事者，有相当的市场。这对曾留学日本，亲眼目睹日本飞速崛起，并大声疾呼“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的阎锡山来说，势必要以中国去同日本比照，势必想要中国学习日本的长处，个中救亡图存的心理因素，还是主要的。为此似乎不应该把阎锡山主张军国强国简单地冠以“军国主义的忠实信徒”之类的帽子，加以完全否定。再者，军国主义者的本质劣性是疯狂对外扩张侵略，阎锡山虽倡“军国主义”，但反复强调的是“以备战而止战，以强兵而睦邻”，这是与德日军国主义具有本质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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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媚袁固位 肆允袁氏称帝（1）
袁世凯是个奉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大*者。1914年1月，他正式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占多数议员、作为最高立法和权力机关的国会，随之通令取消了各地方自治会和省议会。5月，袁世凯又公布了一部为他搞专制*服务的《*约法》，同时宣布废除了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性质的《*临时约法》。袁记“约法”规定：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另设政事堂作为办事机构，政事堂以国务卿为首脑；大总统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部袁记约法，不仅使袁世凯获得了几乎与封建皇帝相等的专制权力，而且使袁世凯取得了进一步加强专制*的法律依据。根据袁记约法，袁世凯成立了代行立法机关职权的“参政院”，作为御用立法工具。12月，他操纵“参政院”搞了一个《修正大总统选举法》，使他获得了当终身总统、指定总统候选人的法定权力。
面对袁世凯的*行径，国内多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束手无策。二次革命后逃亡日本的孙中山，“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东渡以来，日夕苦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竞辛亥之功”。 他在日本聚集部分同志，决定解散国民党，放弃妥协的议会活动，另组中华革命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建立，宣布“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准备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在日本的原国民党员千余人中，只有300余人加入，其中最积极者是陈其美等人。陈其美很活跃，工作很积极，同年9月奉孙中山指示为革命到南洋筹款，12月回国策动上海肇和军舰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曾派乔义生秘密通知阎锡山“虚与委蛇，暂勿轻动，俟南军渡过黄河，再行出师接应”， 并告以和回国策应革命的陈其美加强联系。
据阎锡山回忆：
那时，国民党经过二次革命失败与袁氏一再摧残之后，组织颇为涣散。中山先生为重振革命精神，特于三年七月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设总部于东京，并分遣同志回国策进党务，以图革命之再举。斯时，袁氏力迫清除革命党人，我对来晋同志力保他们身份的秘密，并曾托他们报告中山先生说：我当多方设法保持此一仅存之革命据点，于来晋同志，我决加意保护。中山先生曾嘱我与陈其美先生多取联系。
1915年，袁世凯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起个人专制*体制之后，便紧锣密鼓地加紧复辟帝制活动。8月，他通过其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文章，鼓吹“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并授意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组织成立“筹安会”，公开鼓吹复辟帝制。他通过北洋将领联电拥护帝制，又通过各地的爪牙用威胁和利诱的手段，伪造民意，强令人们拥戴他当皇帝。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认帝位。次日，接受百官朝贺，大加封赏。31日，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