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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军出兵石家庄，由于阎锡山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出兵之时，直军已面临瓦解，故并未发生大的战事，实际上只是作了一个姿态。然而，从另外的意义上讲，它却成为阎锡山的势力向娘子关外发展的一次预演。
在北京政变及其以后一段时间内，阎锡山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拥段联冯的，而以拥段的电文至多。
11月4日，阎与张锡元、马福祥等联名发出致段支电，称“民国成立，十有三年，祸结兵联，几无宁岁，推原始乱，固由国家纪纲之不振，实则中央主持之失宜。”“钧座硕德重望，中外共钦。诸将久殷翊戴之诚，国民更切来苏之望。务切俯念大局，慨允出山，即日命驾莅京，主持一切，国民图存，惟公是赖。”请段到京主持政务。
11月8日，致电据守河南彰德之直系李济臣，以“各省拥戴合肥者，截至今日，已有浙、赣、皖、鲁、湘、陕、甘、新、奉、吉、黑、察、热、绥等十余省区，或专电劝驾，或派员晋谒，……人心所归，政局瞬定”，劝李转向拥段，让出彰德。
11月15日，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咸电”，云“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从同。合肥尚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摄军政责任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提出拥护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主张。
11月17日，阎锡山即复电冯玉祥，表示“请芝老为*临时执政，示国人以根本解决，鄙意极表赞同。”
11月18日，阎又复电张、卢、冯、胡、孙等，说明“政纲解纽，中枢失驭，国事重要，总摄须贤。合肥段公，硕望耆勋，举国推戴，出执大政，名实兼符。循诵荩筹，至深慰佩。已肃电敦促，即日入都就任矣。”
11月19日，阎再电段祺瑞，称“万乞俯允罗请，即日命驾入都就任，艰难宏济，民望甚殷，肃电上陈，伏祈察纳。”再请段入京就职。
在各方表面一致的联合拥戴下，段祺瑞于11月22日入京，11月24日正式就任“*临时执政”，组织“临时执政府”。
阎锡山在拥段的同时，也增加了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系。自1912年9月孙中山先生抵并视察以来，阎锡山一直与中山先生疏于直接联系。对此，阎锡山在“国父二次北上之忆述”中作了如下解释：“我了解本党的理论，是在东京的一个短时期。民国之后，因山西处于北洋军阀包围之中，与广东形格势禁，我对总理的言论，则了解不多。总理民国元年莅太原，指示：‘革命虽成，而吾侪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建设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 故而委曲求全，至致力于省内建设，以等待时机。
然而孙中山先生却一直在关注着山西。1920年9月3日，“中山先生与唐绍仪、伍廷芳等闻北京有更换山西督军之说，大为不平，派张宗海（传系某要人化名）秘密到晋，转示应付之方针。”大意谓“孙等闻中央有换晋督之说，大为不平。如无此举，晋省仍进行内政，为全国保此模范区域，为北方树一革命壁垒，决不令陷入漩涡。如张（作霖）、曹（锟）必不讲公理，则晋、陕等联为一气，不久唐继尧则誓师滇省，甘、陕将联秦州叶荃，仍进凤翔，然后分道内进，等语。”
孙中山与段、张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后，即让张继以私人名义致函阎等，要求协助北伐成功。此时，阎锡山似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遂默许支持。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电邀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0日在广东发表“北上宣言”，主张“速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基础，以谋中国统一与建设，造成独立自由之国家”。11月13日，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辗转于12月4日抵达天津。
在孙中山先生启程北上之后，11月27日，阎锡山即派王宪赴津欢迎先生，“并请训示，奉示在山西试行主义，病愈（其时孙先生已患病）到晋详为面谈”。同时，“策动每县各推举代表二人，一人代表政府，一人代表民间，组成山西国民会议促成会”，设会址于海子边教育会，由山西大学教授李翰章担任主持人， 以示响应孙中山先生“北上宣言”中“速开国民会议”之号召。
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向“各省各军民长官”发出“马电”，声明“文对于时局主张，以国民会议为解决方法。日前发表宣言，谅承鉴察。兹特选派同志分赴各省区向民众宣传，每一省区约二、三人，务使国民咸灼然于会议之性质及关系，其宣传范围，以此为限，不涉及地方政事军事。”接到孙中山电文后，阎锡山于23日电复先生，表示“马电奉悉。尊处选派同志宣传政见，具见伟筹，已饬属知照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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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1）
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各路军阀皆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翻云覆雨，今天甲、乙联手以制丙，明日乙丙合作以对甲；忽而称兄道弟，说不尽的好话，忽而剑拔弩张，视为寇仇。阎锡山既已置身于军阀混战的旋涡之中，也就势所必然地不能脱此窠臼。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阎锡山逐渐开始转向，由联段、冯反直，变为联直吴、联奉张，而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
第二次直奉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而是与新的分化、组合相伴随，酝酿着又一轮的争斗。
首先，是“反直三角同盟”的瓦解。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几十年，作为“*革命的先行者”是当之无愧的。当孙中山于1924年11月离粤北上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后，段祺瑞马上以‘外崇国信’和‘召开善后会议’相对抗。张作霖也在1924年12月底孙中山到达天津后，劝告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使抱病北来的孙中山极为愤慨，病情恶化，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由于孙中山先生的突然逝世，本来就十分松散的“反直三角同盟”随之自行瓦解。
接着，是直系势力的再起。1924年11月初，直系兵败南下。但一向刚愎自用的新直系首领吴佩孚并不甘心。吴佩孚在是月中旬到达汉口后，即以直系各省军阀的名义发表通电，宣布组织所谓“护宪军政府”，以此代表*行使一切内外政务。1925年内，吴佩孚逐渐控制了湖北，并于10月21日在汉口成立“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部”，自立为司令。在吴佩孚组织讨贼联军的同时，孙传芳控制了东南五省。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乘势开往上海，从而引起了直系浙督孙传芳以及直系其他将领的恐慌和抵制。1925年10月15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爆发了“浙奉战争”。“浙奉战争”的结果，使奉军势力退出江南，撤至山东境内。江浙五省成了直系孙传芳的势力范围。
继而，是奉军内部的分化。“浙奉战争”之后，奉军内部发生了郭松龄倒戈事件。郭松龄系奉军中后起的重要将领之一，与张学良私交甚笃。时受张之委托组织第3方面军，任第10军军长。郭对张作霖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大举入关抢夺地盘，积极进攻国民军不满。曾提出罢兵息争，退兵关外，保境安民，开发东北的建议，未被张作霖采纳。加之对第二次直奉战争过后分赃不均的怨恨，决心倒张（作霖）。遂与冯玉祥订立密约，于1925年11月23日宣布“班师回奉”，要求张作霖下野，拥护张学良为总司令。25日，郭率所部7万余人由滦州向山海关进发。一路向北，12月20日，占领了距沈阳百余里之新民。后虽由于盟友李景林的变卦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郭军归于失败，但奉军却因此而元气有伤。
与此同时，奉冯反目。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为了对付曹吴，暂时与段张联合。战后，奉张势力大为扩张。张作霖背弃当初奉军不入关的约定，大举挥军入关，抢缴直系败军枪械、收编直系军队，抢占地盘，从而加剧了与冯玉祥的矛盾。
郭松龄事件之后，吴佩孚、张作霖、冯玉祥三者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郭松龄举兵后进占了热河，同时向李景林提出假道出关援郭的要求，（李原参加郭、冯、李“小三角同盟”）李不允。冯军继续进兵，1925年12月下旬攻占天津。李军退往山东，与张宗昌结成直鲁联军。这时，冯玉祥有意联吴制奉，但吴佩孚不忘冯当初倒戈回师陷其于困境之旧仇，拒绝合作。而与张作霖联合，共同对冯。冯玉祥在局势于己大为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下野，随后将军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去考察。吴张商定：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指西北）；奉张助吴军饷200万元；北京政局将来由吴主持。随即，奉军、直军、直鲁联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发动了所谓的“讨赤”之役（冯玉祥当时倾向于苏联）。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2）
面对军阀势力的重新分化改组，阎锡山秉承一以贯之的处事方法，并没贸然行事，而是在加强自身力量的同时，观望局势，等待时机。
出兵石家庄作为一次军事扩张的预演，使阎锡山看到晋军的弱点和不足，决心进一步加强之。所以，阎从石家庄撤兵后，即着手进行第二次扩军。“乃将晋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二个旅，步兵将近四十个团，骑、炮兵各两个团，又另各十余营。兵额总人数在八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阎锡山开始重新调整他与各个方面的关系。
此时，国民1、2、3军已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