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晋军依照阎锡山的命令，放弃大同城郊以外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晋军撤至雁门关后，即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迅速布防，以待机出击。
国民军识破晋军的退兵之计后，也随即调整了部署，紧紧跟进。后撤的晋军立足未稳，即与尾随而至的国民军再次交战。小馒头山一战，从拂晓一直打到上午10时左右，双方死伤狼藉。晋军再次遇上了强敌。
国民军进攻山西，显示了强劲的战力。使直吴、奉张认识到还不到分手的时间，随即重新调整了双方关系。6月28日，吴佩孚与张作霖在北京会晤，进一步协商所谓“讨赤”事宜。据王怀庆致阎锡山的电报称，“雨帅宥日由津来京。玉帅勘晨由长辛店来京，往还拜晤，深为融洽。即于勘午在怀仁堂欢宴，雍容一堂，军政大体，不难彻底解决。并于晋军此次攻伐赤军，苦战多日，待久耐劳，赞美弗置。两军拟定直鲁奉军艳日拂晓，对西北下总攻击令。”
此后，奉、直两方军队联手向南口的国民军发动攻势。8月中旬，在奉、直军队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退往西北。在此之前，奉军吴俊升部于8月上旬，攻占了多伦。国民军在南口丢失的次日，下了总撤退令。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5）
与此同时，在晋北战场，晋军与国民军经过一段时间的胶着对峙之后，国民军由于指挥不统一、无后方作战、内部分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开始陷入被动。晋军则由于部署的调整、武器弹药的充足，以及各部的据险死守——傅作义部死守天镇，竟达三月之久；李生达部坚守大同城池，国民军数度强攻都未能破城……，则逐渐由劣势转为优势。据6月29日阎锡山致王怀庆艳电称，“晋北近日战况，均甚得手，灵邱、浑源之敌，昨今两日完全击退。敌人死伤甚重，掳获亦多。现正在追击中。灵邱方面已与魏军接头，以后动作更觉容易。”
国民军撤出南口后，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18日，大同在被围困三个月后，宣告解围。国民军相互掩护，纷纷向绥远五原地区撤退。8月24日，“晋省境内已无敌踪”。晋军乘势“以三路追击”，先占丰镇、集宁，继入平地泉，9月3日，占了绥远首府归绥。从而把山西的地盘扩展到了绥远一带。在占了归绥之后，阎锡山立刻发表通电，以“敝军占领绥远后，维持秩序，镇抚地方，急需得人”为由，“权委前敌总指挥商震代理绥远都统”。 至此，阎锡山攻讨国民军之役，以国民军势力从山西退出，晋军势力向绥远扩张而宣告结束。
国民军在久攻雁门关不克，被迫撤退的情况下，内部发生了分化，陈希圣、韩复榘、石友三等先后“投效”阎锡山。对于投晋之国民军，阎锡山均优礼有加，一再声称，“彼此皆为国家军人，此次以兵戎相见，责不在两君（指韩复榘、石友三——作者）”。“弟对待朋友，向系开诚布公，请释注为盼。” 韩、石等部投晋后，分别被编为晋军第13、14、15等师，韩复榘、石友三等分任各该师师长。
联直、奉攻讨国民军之役，是阎锡山第一次向外界显示他的军事实力。经过两次扩军的晋军，以大约8万左右的兵力，持久作战达三逾月，抵御了20万国民军的进攻，最终转败为胜。它以晋北13县饱受战火蹂躏的代价，为阎锡山赢得了地盘的扩大和军事实力的加强，使他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从而在北洋政坛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单从军事的角度看，该役使长期以来疏于作战的晋军得到了实战的锻炼，积累了固守城池的经验——天镇、大同的守城战，成为依城固守的典型战例。自此，晋军以善守而著称。
1926年9月，出国考察的冯玉祥从苏联返回，遂即重振旗鼓，于当月17日，在五原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并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义，并接受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一二两次宣言及议决案。” 进行了“五原誓师”。五原誓师，使国民军“大旗”再树，被各方击溃之国民军旧部，在总司令的号召下，纷纷归附。原投晋的韩、石、陈三师人马，不久亦离阎而去，“到五原和冯玉祥会师去了”。“这三师人归附晋军以后，补发了欠饷，换发了服装，还补充了弹药，现在突然开拔，阎锡山非常惊异。”事已至此，阎锡山并未追究，而是做了顺水人情，借机缓和与冯玉祥的敌对关系。随即“给冯玉祥拍了一个电报，大意是：你的队伍经我代管了几个月，现在你既回国，他们自应仍由你指挥”。 后当冯玉祥通过商震向阎锡山表示“望合作救国实行三*义”。他随即亦通过商震以“合作救国，实为素愿。我意三*义由晋先行。余与中山先生本有成约，惜其去世，故而中止。应俟此次战争告一结束，使晋对得起国人，然后彼此整理，以待其变事必有成。似此办理，有利于国，有利于己” 作复。并于其后的10月9、10两日，连电商震，就韩复榘援陕及冯军东进指出，“陕事吴、张迭电委晋处理，遂拟令向方（韩复榘字——作者）援陕，即以三省托向方，此举故为成全向方，亦为焕章谋也。希相机进行。至焕章东来，殊非其时，应切实忠告。如不见纳，我决不愿再与焕章失和，只好撤兵晋疆耳”。“冯此等举动，必遭奉击，可告以彼如欲占归绥，我可让之，晋军即撤回晋境”。 明确表示了愿与冯玉祥修好之态度。
这样，晋军与国民军的两位总司令，随着时局的变化，又在“实行三*义”的“共识”下，准备再度“携手”。
。 想看书来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1）
“六政三事”，是阎锡山“用民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用民政治”在农业经济建设和社会文化建设方面的具体体现，即所谓“民财”者也。
“六政三事”，始于“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剪发、天足。后增“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两者合一，统称“六政三事”。
作为“用民”的主要内容，阎锡山推行“六政”，开始于1917年。是年，他“邀约绅耆寅僚，*研究，质以六事，佥为简要可行”，故拟定“兴利除弊施政大要”，颁行“六政”。
1917年9月3日，阎锡山被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兼任山西省长。10月1日，即宣布将以前设立的考核禁烟成绩处改组归并，成立“六政考核处”，发表“六政宣言”，开始施行“六政”。
为什么要推行“六政”？推行“六政”的目的何在？阎锡山在亲拟之“六政宣言”中作了如下解释：
晋民贫苦极矣！贫苦之源，起于生者寡而食者众。曷言之？盖晋民所恃以谋生者，农业而外，向重商业，非但迹遍行省，亦且角逐外藩，人数有二十万之多，岁入在二千万以上，此不仅汇兑一业，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已也。乃一蹶于庚子之乱，再毁于辛亥之役，商人失业，而致岁入归于乌有，向之富者已贫，向之贫者亦困，以故正货短少，金融闭塞。观近年来各镇市之周转，现金日益缺乏，纸币日益加多，可谓入不敷出之明证。社会经济，既少来源；国家财政，自行竭蹶；若不为民生筹补救之策，将见公私日益交困，赋税亦难有起色。故欲整顿晋省之财政，当先筹补晋民之生计；而筹补生计之法，不外别辟生利之途，以弥此向来商业之损失，使失业之人日少，游惰之风渐去，此乃根本之计也。比年以来，海内多故，丧乱迭经，地方有司，仅能以维持现状为尽职，而于保育政策，国民经济之所在，或不知其要，而视为无关，或明知其要而姑从缓议，驯至共和已将六年，民力毫无进步，此故人民不知竞存之咎，抑说官斯土者之责也！
锡山生长斯邦，见闻较切，惕心怵目，叔焉忧之！尝谓筹补生计多端，大要不外地力与人力二者而已。以晋省地力而论，幅员号称百万方里，其中实在耕种之地，不过五十万余顷，特十万方里之数耳！此十万方里耕种之地亩，水田甚少。旧称霍山以南，田高川下，蓄泄难施；忻代而北，水劲沙浮，枯溢无定；故有水利者，向仅三十八县，而亦兴废无常。近年省北新开之渠，渐有成效。他如忻县之金山铺，神池之贺职村，榆次之天一渠等处，均拟勘测兴工。此外，清泉浊潦，巨川细流，未及利用者，所在多有。嗣后或浚新河，或疏废渠，或筑蓄水池，或用凿井新法，以补助之。现已选派工徒赴京传习凿井，使用不患无人。将来水利既兴，劳力增加，收获亦倍，归农之人，自必日多，此水利宜兴者一也。
北方蚕桑甚少，此后世民惰之咎，不得委为地利不宜也，晋省向只河东、潞、泽，略有蚕织，限于一隅，不知推广。今欲养蚕，必先栽桑；桑多而后蚕丝多；蚕丝多，而后商贩多；地方复有蚕桑工厂以收买之，则蚕茧随地可以变价，自必踊跃争趋。
晋省官有荒地，五十一万余亩；民有荒地，一百七十余万亩。此项荒地，岂尽不宜林木？现拟将造林，植树，分为两种办法；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令其择宜造林外，凡家宅田园之隙地，或河流道旁之旷土，可容树株者，均令植树。前曾劝导五台人民，选择果实等树，各种一株。近拟通令各县仿办，尚属轻而易举。果能人树一木，利赖无穷！此植树之宜重者三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2）
以上三事，系就晋省地方而筹补生计之普及者也。试再以晋省人力而言，全省人口一千万，女子约居半数，多为不事生产之人，男丁五百万，其中十五岁以下，五十五岁以上，待人仰事俯畜者，又约去其半，则中年能事生产之男子，仅二百五十万而已。以每人平均种旱地五十亩计，则五十万顷地，需一百万农人。他如为商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