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五十万顷地，需一百万农人。他如为商贾者约四十万，业工艺者约五万，仕学两途约两万，军警两界约三万，共约百五十万。尚余一百万人，无所归纳，而老弱妇女不与焉。此皆无业游民之坐耗者也。夫既少二千余万之岁入，而复有此一百万闲人之坐耗，其不日趋于穷困焉，有是理乎！今欲使地无遗利，当先使人无遗力。如水利，如植树，皆可趋壮丁而从事者；如养蚕，如采桑，则妇女幼稚者，皆可自食其力焉，是必奖励唐俗勤俭之遗风，施行警戒游惰之政令，振其精神，祛其痼疾；而男子吸烟，女子缠足，尤为人生大害，务期必除。前因禁烟紧要，省公署曾设考核成绩办公处。此后赓续进行，种、运、吸、售四项，均加注重。至于缠足恶习，行动维艰，其害百出，不可胜言。是必实行劝禁，确定办法。此外有与吸烟、缠足连类而及者，则又有剪发之一事。发之剪留，似属无关重轻；然剃发垂辨，前清何以定为必行之令？诚以就形式之改移，定人心之趋向，固有深意存乎其中也！国家以新民为重，岂容此旧染污俗之保存？况既准人民之蓄发，则复辟谬说，易滋误会，一遇有事，会匪乘间以惑其心，奸人投隙以淆其志，于治安前途，关系亦巨，不惟有碍工作也。拟即实行劝禁，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以上皆就人力而筹划生计之进步者也。
那么，以上六政怎么推行呢？阎锡山继续说，“凡此兴利除害之六端，实为生众食寡之要政。如期人民自行举办，如河清难俟！非以官力积极提倡，不足以树风声而资振作；而欲官吏之关心从事，尤非严加考核，不足以定奖罚而促进行。”故而，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考核成绩之高下，以定办事之考成。
据此简言之，“六政”者，兴水利、蚕桑、种树之三利；除吸烟（吸毒品）、缠足、蓄发之三弊也。施行此六政，其意在于使“人尽其力”，“地尽其用”，使“民财”得以充分，社会得以进步。至于如何实行，那是必须采取行政手段，必须辅之以官方力量的。
自“六政考核处”成立之日起，“六政”即开始筹划设计试行。并报呈北京政府。半年之后，1918年5月31日，北京政府指令：“呈悉，所呈筹办事项，大裨民生，且指拨公费，极意提倡，深堪嘉尚。着即按照地方情形，循序渐进，期收实效。 ”遂正式推行。
与此同时，又以所谓“六政考核处成立既半载，政治渐有轨道可循，而兴利方面之水利蚕桑，除弊方面之禁烟天足等政，亦成效渐著，于是又益之以三事”，而成为“六政三事”。
“三事”者，种棉、造林、牧畜也。为什么要将此三项作为必办之三事，与六政并举呢？阎锡山在其《人民须知》中如是说：
山西的韩侯岭以北，天气稍寒，往年都不种棉花，所用的花、布，多向外省买的，每年出款。大约有千万元，此时粮食的价贵，还能拿上粮食换回布来，若到粮价贱的时候，人不能不穿布，日后必要受多少困难，所以根本的计算，总要自己能种棉，方是长久的法子。
近年来修铁路，安电线，一切建筑用木料很多，所以林料很贵。现在买外国木料，已经不少，若多栽树木的人，将来必获厚利。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3）
什么叫畜牧？就是喂养能滋生的畜类，如牛、马、猪、羊等。这些畜类，“不费多的本钱，人人都能饲养，又不费事，又获大利。
概而括之，所谓“三事”，即是，一在韩侯岭以北之气候寒冷地区推广种植棉花；二在荒山荒地植造树林，生产建筑所用之木材（窃以为，六政之中之种树，则侧重于在房前屋后、田间道旁栽种果木树等，二者的区别在于侧重点不同）；三开展家庭副业，饲养家畜，增加家庭经济收入。
为使“六政三事”得以切实推行，除了成立“六政考核处”专司其责之外，阎锡山还将“政治研究所”改为“政治实察所”，委任候补学习人员40名，专充政治实察员，到各县实地调查，以防各县知事空文搪塞之弊。至于其他庶政，仍各有专司，实力并进，并非专重六政考核。通过考核、督察，力期促成各方配合。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法令、训示、规定，进行奖励与惩戒。通过倡导推行和奖惩考核，“六政三事”便在山西境内推而广之。
阎锡山对推行“六政三事”，特别注重各项细则程序，专门规定了每项政事具体的实施步骤：
关于水利，他规定“凡有河流者逐渐疏凿，其有渠可凿而力不足者，由公款补助之。然库储有限，恐其难以为继者，今复定水利贷金之条，以善其后。自兹提倡水利或易为力者，当六政考核处成立之初，即制定渠道表式，委实察员携往各县，会同知事依式填列。翌年，取其所报，令实察员一一复勘，误者更，遗者补。并稽其源流之所自，水量之余绌，附诸表末，以供参考。” 然后将新开之渠和恢复旧渠分别进行。开挖渠道之外，还设计规划凿井及修蓄水池。
关于蚕桑，他规定“欲养蚕，必先栽桑”。为推广蚕桑，“前曾自捐薪俸，于全省南、北、中三区，各建一万株桑园，以为提倡。此后广购桑籽，分给各县，实行育苗。现计第一期分各县育苗之数，共种三千余亩，可养成苗一亿二千余万株。成苗之后，发给民间，以每亩植桑八十株计，已可成桑田一百五十余万亩。此项桑田生产，按年推广，以补农业之穷。”
关于种树，他规定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择宜造林外”，其余“家宅田园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旷土”，凡“可容树株者”，均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植，做到人树一木。“乡下会栽种树的人很多，凡不会栽种的，要问问会栽种的；凡会栽种的，务必说与不会栽种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样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
关于种棉，则采取奖励的办法。他说，“有人说山西韩侯岭以北，棉花多涨不开。其实都是种的不得法，种过一年，见棉桃不能涨开，便不种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种子，就一块地里种植，人民也渐次的惯了，土地也渐次的熟了，究有涨不开的道理呢？”因此推广之初的1917年，先以“三千块大洋登报悬赏，教人民种棉，秋天将各县所开的棉桃，送到省城，开会陈列”。 翌年，再拿三千元奖励，进一步推而广之。同时制定试验规则，开设试验场，培育早熟种子和改良品种。
关于造林，其一，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其二，成立六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造林适宜地段事宜，进行造林指导；其三，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之事。
关于牧畜，他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推之畜种为羊，而养羊又以养收入较高之外国羊为好。1918年，他着人专“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 分别饲养，从而培育优种羊，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4）
此外，剪发，属于破除旧习，阎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而男子吸食毒品，女子缠足，则为“治生大害”，“务在必除”。尤其是男子吸食毒品，更为必祛之“痼疾”，故列为所除三弊之首。禁绝毒品，包括“禁止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其方法、步骤，阎锡山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称：
窃查中英禁烟条约内载：“民国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为全国种烟禁绝期，六年三月至六月为全国吸烟完全禁绝期”。山西禁烟一节，早经呈报肃清，运烟、吸烟，亦各依据条约期限，次第禁绝在案。惟以向系产烟最旺省份，吸食之户，比较他省尤多，六年六月吸烟禁绝以后，官厅赓续查禁，不遗余力。而前此烟民，因戒后犯病断而复吸，或吞服代用药品者所在多有；又兼以山西北界内蒙，西邻秦地，近数年来盗匪骚动，出没无常，黠民乘机窃种，奸商无赖，藐法输运，希图渔利；贩运一日未绝，则吸食一日难净。近复以烟价奇昂，由外阜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实繁有徒，非假借洋商名义，即冒充入口货物，稽查既难，破获非易，纵即发觉，因罪行甚轻，不足蔽辜，侥幸之心，未能消除。查吗啡之毒：施打，则残毁肢体；吞服，则腐烂肠胃；其害更烈于鸦片。……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及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各县因无现款，纯用纸币交纳省库，名为收入，其实废纸。……综上各情，不得不通盘筹划，另图禁烟方法，以扫除余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副，一律按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办；于治疗期间内，发觉吸食毒品、施打吗啡、及吞服含有吗啡之药丸者，仍依法分别治罪。至于禁运一节，迭据平阳镇守使，河东道尹，暨荣河、兴县知县，离石驻防连长，及本署密探报告：“陕西匪徒，本年大种鸦片，拟运入山西售卖”，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 。
“六政三事”之推行，从1917年10月1日“六政考核处”成立算起，到1923年春“六政考核处”裁撤（归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