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完竣。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计划如此，事实多较计划为难，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 不仅将原计划“自民国九年一月开工约以六年一律告成”，改为“此项计划，共拟十八年告成”；而且表现的缺乏信心，发出“其结果尚不知如何也”的慨叹。
据《政全内务及实业》记载，“筑路计划”实施的结果，短期内共完成省级干路，总计“南北总长1480里。自忻县城南至介休城北段，长440里，桥110座，涵洞124个，用土56万余方丈，用石6399方丈。介休城南至运城段，计长625里，桥62座，涵洞89个，66万余方丈，用石万方丈。忻县城北至大同段，计长415里，桥75座，涵洞92个，用土52万方丈，用石万方丈，又石洞120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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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1）
1919年10月，“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五届年会”在太原召开，会上阎锡山在演讲中说：“人群现在已陷于最危险之地位，因政治程度超越教育程度甚远。政体已成为*，而民实无主之之智能；主之者既非民，即失却*之精神，无*精神而曰*，危险孰甚！欲渡此一难关，惟有积极发展教育之一途。”是故，“国民教育为人群之生命”。 有鉴于此，阎锡山在他执政山西之初，即把发展教育置于施政之首，予以相当的关注与重视。在他的手书格言中有两句话，其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之三大义务”；其二，“欲决胜于疆场，必先决胜于学校”。从这两句话中，足可见其对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阎锡山所说之教育是广义上的教育，依次分为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人才教育、社会教育。
这里所说的“国民教育”，专指普及义务教育，亦即基础教育。阎锡山认为：
振兴教育，譬如建屋，屋之在地上者，人人皆知注重，但能建筑房屋者，皆会讲究。殊不知屋之能否经久不坏，却不在地上之轮奂，全在地下之基础；教育亦犹是也。人才教育，屋之在地上者也；国民教育屋之在地下者也。人才教育，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国民教育，系义务的、低浅的，对于社会无报酬，受此教育者，也无所发展，其不为社会所重视，盖有故也。不过今日为列国并立之世界，此人群与彼人群遇，较量优劣，要在多数人民之知识，不在少数优秀之人才。今日中国四万万人，不及他国二千万人者，因多数人无知识，一个人抵不住一个人之故；此尚就对外者言之也。说到对内，共和国家，主体在人民，必人民之知识发达，然后能运用良政治。如其不然，则其政权，必将由多数人民，移之少数人之手；既移之少数人，则此少数人所运用之政治，必以少数人之利益为利益。
基于上述认识，阎锡山将他所说的国民教育，“视为最重”。他在手订之“人民须知”中告谕：“凡上过学的人，知识就高了，身体也壮了。为父母的，无论如何贫穷，总要使子女上学。是父母对于子女的义务，又名叫义务教育。”“那一国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国的欺侮，也就和乡下那一家的人不明白，就要受别家欺侮是一样的，所以国家法律定的：人民若不上学，就要罚他，罚了还得上学，又名叫强迫教育。”“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功夫，就毕业，学下打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因而“凡是山西百姓，不论贫、富、贵、贱的小孩子，七到十三岁，这七年内，须要有四年上学，这就名叫国民教育。” 这里所说的普及国民教育，实际上就是普及小学教育。
阎锡山普及国民教育的措施和步骤是：
一、扩充师范学校，培养师资队伍；二、调查学龄儿童，筹款设学；三、劝导入学，实行强迫教育；四、全省分六次普及：第一次省城至七年九月普及，第二次各县城至八年二月普及，第三次各县乡镇及三百家以上村庄至八年八月普及，第四次二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二月普及，第五次百家以上村庄至九年八月普及，第六次十家以上村庄至十年二月普及。
通过以上措施与步骤，山西全省之内普通小学校逐年增加。据统计，到1921年，全省共有普通高等小学校近500所，在校学生约近50000人；男女国民学校19463处，学生人数722156。 当时山西人口逾千万，在学龄者应不下百万。若按此统计数字，阎锡山的国民教育普及率当在百分之七十以上（不排除统计数字中之水分）。 。。
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2）
与国民教育不同，所谓人才教育，是“以供给适应时代之行政自治，及社会高等事业之用为主”； 是“屋之在地上者也”，是“人人皆知注重”的教育。“人才教育”，因“对于社会上有报酬，受此教育者，亦多亟亟以谋发展，故社会上皆知重之。”
出于实际应用的需要，阎锡山对于人才教育的关注事实上较之国民教育更甚。执政伊始的1918年初，即按照“用民政治纲目”设立“育才馆”，“培养专门学校毕业人才，以适应行政及社会事业之用。”育才馆“招收专门学术试验所录取之学生，训练新人，推行新政。其后山西行政及经济建设，即以其为骨干，各机关主官及重要职员，多为育才馆所训练者”。
继育才馆之后，“除辅助国立山西大学”，又“先后在太原分设法政、工业、农业、商业、医科专门学校，外国文言学校、进山中学等校，在运城、大同、长治、代县、临汾设省立中学、师范及职业学校。”成立于1919年8月的“外国文言学校”，由阎锡山自任校长，“聘德籍哲学音乐博士卫西琴为教务长。卫氏爱慕中国文化，先至印度、日本考察，民国元年来华，初在北京讲演，并著《中国教育议》，由严几道译成中文，于报发表，主张中国应发扬孔子中庸之教，不可一味摹仿西洋。……外国文言学校，设英、法、德三系，每系二班，学生由各县高等小学应届毕业前三名中考选。第一期招生150名，一切费用由学校供给，采自动自觉教育法，不雇工友，学生分工料理日常生活事项。后改为‘大通学院’，民国十六年停办。”
到1921年，除育才馆及外国文言学校外，已有的各类专门学校如下：
省立政法专门学校一处 学生277人
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一处（附甲农） 学生389人
省立工业专门学校一处（附甲工） 学生518人
省立商业专门学校一处（附甲商） 学生196人
省立甲种农业学校三处 学生399人
省立师范学校六处 学生2217人
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六处 学生486人
省立国民师范一处 学生1829人
省立女子蚕桑传习所一处 学生110人
省立医学校一处 学生120人
省立中学校九处 学生3023人
联合县立中学校五处 学生954人
单独县立中学校九处 学生1020人
公立女子两等学校一处 学生338人
私立川至中学校一处 学生154人
私立育德女学校一处 学生73人
职业教育与社会教育，则一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一是“以改良风俗开通知识为主”。前者着重于从业技能，后者着重于思想意识形态。其具体实施：职业教育，主要是一方面自高级小学起，加授职业教育，如养蚕、造林、植树、牲畜、商业等科目；一方面开办实业学校、开办各种工艺传习所（蚕桑、农商等）、开办职业性的补习学校等；社会教育，主要是设立冬学、颁发《人民须知》《家庭须知》、普及刑律知识、进行宣讲，“开通民智”等。
作为职业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具体实施，阎锡山从1918年1月至1919年12月相继举办了一系列的训练班、讲习所。这些训练班、讲习所共分为几个大类：
1。行政研究所
承政员 3班 学生301人 毕业生 258人
主计员 4班 学生187人 毕业生 170人
三、发展经济文化 注重发展教育（3）
承审员 3班 学生175人 毕业生 174人
县视学 3班 学生170人 毕业生 143人
实业技士 4班 学生146人 毕业生 147人
宣讲员 3班 学生345人 毕业生 190人
管狱员 2班 学生201人 毕业生 160人
农桑技术员 3班 学生146人 毕业生 51人
2。地方行政讲习所
编闾委员 2班 学生275人 毕业生 266人
区长 4班 学生435人 毕业生 411人
区助理员 10班 学生1256人 毕业生 1227人
3。育才馆 4班 学生274人 毕业生 185人
4。模范示教 4班 学生1179人 毕业生 1109人
5。省立师范讲习所 30班 学生2067人 毕业生 1988人
6。童子军讲习员 学生250人 毕业生 236人
7。练习权度检定生 3班 学生105人 毕业生 105人
8。农民传习所 学生429人 毕业生 118人
9。林业传习所 2班 学生 79人
10。省立女子蚕桑传习所
高等科 1班 学生 57人
速成科 学生 298人 毕业生 163人
11。医学传习所 3班 学生 226人
12。银行簿记传习所 1班 学生 100人 毕业生 79人
13。商业传习所 1班 学生 100人
14。警察传习所 4班 学生 322人 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