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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抗战胜利前,“新记西北实业公司”除公司本部外,已发展为7厂2所3处(办事处),共计13个单位,职员786人,工人2700余人。 这同抗战爆发前的西北实业公司是无法比拟的,那时公司拥有33个工矿企业,职员2051人,工人18597人。而新公司工人人数仅是原来的, 1943年的利润仅为原公司1937年上半年纯益的。
尽管如此,“新记西北实业公司”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坚持抗战还是作出些贡献的。它与原西北实业公司相比,创设目的不同:如果说原公司是以“救亡图存(阎锡山语)”而创立,目的在于进一步充实其经济基础,巩固其在山西的统治。而新公司则是为了“克难求存”而组建,目的在于克服因日军对阎统区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困难。
抗战胜利后,“新记西北实业公司”所属各厂,有的移交国民政府,有的赠给当地政府,有的迁移他地,仅有部分设备及工人返回太原,归属于接收后的西北实业公司。
增发晋钞
抗战前山西的主要金融机构有:山西省银行、绥西垦业银号、晋绥地方铁路银号和晋北盐业银号,简称“四银行号”。
太原失守前夕,“四行银号”遵行阎锡山的指令遣散大批人员,仅留部分职员携带资金等,南迁运城营业。到运城后,“四银行号”手中拥有现洋约800万元(省行400余万元、铁路银号300余万元、垦业、盐业两银号约数十万元)、黄金10000余两、原金沙2000余两。另外,还有未发行的新钞票3000余万元。这些资金虽不算丰厚,但尚可供阎锡山支撑一段时间。
然而,这些有限的资金并未完全供第二战区使用,大部分流入国民党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在南迁时,山西省银行曾将现洋300万元,以及黄金4000余两,委托先行迁移的驻太原的中国银行代运至运城,不想中国银行将之直运汉口,交给中国银行收存。阎锡山发觉后,大为恼火,将省行总经理王骧斥责了一番。省行即派人赴汉口追索,经过一年多交涉,仅要回日益贬值的法币300余万元。这样,阎锡山手中无形中流失了一笔资金。
以后,“四银行号”余有的现洋和黄金也几经周折变为不值钱的法币。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金银统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收存之外,不得私存。公营事业董事会董事长陆近礼向阎锡山请示,可将800万现洋送洛阳国民党中央银行兑换法币;黄金形体较小,10000两只用4只小木箱便能装下,可留作自用,设法送到西安保存。阎锡山批准了陆近礼的意见。可是10000两黄金起运西安,过黄河在潼关要经检查。为了避开检查,陆近礼同由太原迁到运城的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行襄理陈×接洽,按私情关系解决。即以中国农民银行太原分银的名义,开具护照,并由陈陪送到西安,寄存于该行西安行库内。1938年春,省、铁两行号欲提取黄金,可是西安银行却将黄金转运到汉口分行保存。经交涉,汉口分行“黄金应归国有”为辞,将所有黄金全部按每两130余元的牌价,付给法币130余万元。阎锡山觉得又吃了亏。
二、殚精自固(7)
为了如数兑换所余800万元现洋,阎特派火车一列,陆军一营,协同省银行、铁路银号职员数人,由运城经风陵渡过黄河,经陇海路至洛阳,从中国银行兑换为法币800万元,并获得奖励法币200万元,共计1000万元,返回运城。阎锡山特别指定将这笔款交由长官部收存备用。不久,阎又令运往蒲县候命。
这时,“四银行号”手中除法币之外,还余3000余万元未发行的新钞票。陆近礼认为晋南终将不保,届时必将转移西安。而要转运黄河,诚非易事;如果日军骤至,则钞票可能落入敌手。因此,陆近礼打电话请示阎锡山,建议完全焚毁。后经过几次电报往返,决定将所有钞票裁下一角号码保存,以凭将来交代,其余都点数、包装、造册、装箱,由陆近礼主持在运城一个空场上,筑起4个大火炉(周围约10米),将3000万钞票付之一炬。
阎锡山退居临汾后为了便于收支款项,于12月间指令省银行和铁路银号联合成立随营办事处,随长官部工作。省、铁两行号当即各挑选年轻精干的职员6人,组成“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由王尊光任监理,省行绥远分行会计股长冯琳为经理,铁路银号平遥分号职员降肇清为副经理。办事处成立后,即到蒲县将保管的1000万元法币接管候命。
1938年2月,日军进攻临汾,阎锡山退往晋西。晋西多为偏僻的山区,人民自身的生活都十分艰难,根本支撑不起阎军庞大的开支。而蒋介石所拨给的军政费用,也是杯水车薪。于是,阎锡山财政日益拮据。
5月,阎锡山在吉县中市村对“省铁两行号随营办事处”监理王尊光说:“咱们带来的法币,不久要花完了,今后军政费无着,设法印票子吧”。王回答说:“为抗战,所需军政费,应该向中央要”。阎说:“现在不能要,去冬武汉会议时,我站在蒋先生一边说话,说服了大家,蒋甚满意。临别前,他很郑重地对我说,你此来关系很大,今后你在西北,我在南方,只要咱二人不倒,一定要打到抗战最后胜利。他叫孔庸之(即孔祥熙)问我要不要钱,可以带些钱回去。我当时回答,抗战还要钱吗?即拍了脯子,这时不好回头,还是咱们自己印票子吧。”王说:“中央不让各省印票子,咱们又没印刷工具和人员,该怎么办?”阎锡山想了一会儿说:“《阵中日报》社有西北印刷厂带出来的印刷机和工人,可作基础,不足的部分,可派人到西安购买些机具和纸张,即可开印。不过这事须秘密进行,只要从西安把应用东西买回来,开印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主意打定,阎锡山命《阵中日报》社李洪庆(西北印刷厂厂长)筹备印制晋钞。因机器设备和技术工人均不敷用,李洪庆与技师章绳武秘密赴西安,秘密购买石印机十余部、照相机一部、裁纸机一部、凸印机三部,招募技工20余名,并由“西安照相制版社”秘密制作了一个10元的票版,返回晋西。
10月,阎锡山在秋林镇西5里的票洛村,以“晋兴出版社”的名义,开始印刷山西省银行10元票,接着又印制铁路银号5元票。由于印刷效果不佳,票面花纹模糊不清,人们把“十元票”叫做“大花脸”,“五元票”叫做“二花脸”。
与此同时,阎锡山以中央拨给晋省军政费不敷用,而晋钞已不敷周转为名,呈请国民党政府准许发行纸币1000万元,经财政部长孔祥熙从中斡旋,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初,乃以晋省“省钞既已用罄”“顾念晋省情形特殊起见”为由,“核准”山西省银行印发纸币500万元,并要其“妥慎发行”。晋钞的印行既然已合法化,阎锡山便不顾忌蒋介石政府准许的500万元限额,大张旗鼓地进行印钞。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殚精自固(8)
1939年1月开始发行新印制的晋钞(第3次发行),除用以支付军政费之外,还派人用新钞到山下接近敌区套购小麦。最初15元可买小麦一石(每石150斤),后来,麦价越来越高。阎锡山吩咐不管价钱多少,尽量收购。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管辖区只剩下十几个县,而且半数以上属不完整县。而晋钞的发行却并未因统治区缩小而减少或停止。因此,晋钞日益贬值,不仅广大人民极为不满,而且阎手下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也致函蒋介石,指控晋钞“出境不如废纸,民众确有不愿使用情事,卒以拒用,必遭杀身之祸,用之则有饥毙之虞”,“官兵在物价无止境飞涨之下,陷于无法生活之困境,因食不饱,营养不良,逃者死者,随日而增,抗战前途,十分可虑。”
在各方的压力下,阎锡山于1940年7月底,停止印刷晋钞。然而,此时已印行7788万元, 其数额相当于国民党政府核准500万元的15倍。
由于晋钞根本没有准备金以维持纸币价格,它的价值缺乏必要的物质保证,一旦大量印行,势必导致通货膨胀和金融秩序的紊乱。
为了挽回晋钞过剩引起的危机,阎锡山被迫下令回收晋钞,通令各县把“调整金融,稳定省钞价格”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他除限制流通在解放区的省钞回流之外,还请求国民党政府拨款回收省钞,但蒋介石未予应允。
当时,阎锡山采取了两项回收省钞的应急措施:
(一)田赋折收:以1939、1940两年欠赋及1940年一部分田赋,每石粮银折征抗战时发行的单元省币70元、或10元、5元省币200元。抗战前发行的“新省币”(即1932年撤收旧省币时所发的新省币)及铁路银号发行的纸币(流通在晋西阎管区的),尚为人民通用者,不分大小,一律按70元折收,垦业、盐业两银号所发行的纸币按200元折收。
(二)大烟土撤收:1940年秋,甘肃土商以国民政府严令限期禁售大烟,已届期满,要焚毁其所存的大烟为名,请准甘肃省政府发照,将所存烟土15万两,运往山西日伪占领区销售。当烟土运至西安,土商认为敌占区人地生疏,恐被敌伪抢劫,遂找阎锡山的“垦业商行”住西安负责人王天培(曾在绥远买过甘肃土商的烟土),愿将这宗烟土廉价卖给山西,商定每两法币12元,分3个月付款。王天培一时拿不定主意,适逢王尊光从四川回前方,路经西安,两人协商敲定了这宗生意。烟土运回克难坡后,阎锡山灵机一动,何不用此项烟土撤收省钞?当即决定以每两烟土300元的价码撤收省钞。
此举颇为有效,以180万元法币的烟土,顺利回收省钞4500万元。加上田赋折收,阎锡山共回收省钞6000余万元(由随部办事处装箱保存,1944年向吉县转移时全部烧毁),基本上稳定了统治区内的金融秩序。所余1000余万元则流落在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