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又发行了几次股票，到1720年共发行了3亿里弗尔的60万张股票。由于新股票的不断发行，旧股票的行市就不免稍稍跌落一些。1719年6月20日劳颁布新规定，要呈示四张旧股票才能购买一张新股票，由是被人们称为“母股”的旧股票又回涨起来。人们为了得到一张“女儿股”，必须持有四张“母股”。1719年7月27日发行“孙女股”即第三代的股票万张，票面价值500里弗尔，认购时已提高到1000里弗尔。要购买一张“孙女股”，必须呈示四张“母股”和一张“女儿股”。
疯狂的“劳氏股票”（3）
这样一来，疯狂的投机，即抢购股票的风潮，就掀动起来了。大家再也不问股票的实际价格如何，就是说，不是希望将来分到红利，也不是希冀密西西比的实际财富，每个人都只想趁着行市高涨，赚取价格的差额而致富。当约翰·劳的公司为包收捐税和筹集12亿里弗尔政府借款而发行第四代股票，即“曾孙女股”时，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竟达到5000里弗尔；这种股票，人人都可认购。现在只要稍有一点积蓄的人，都来参加股票投机了。人们的热情被再次点燃，他们不分昼夜地聚集到公司的办公处前，不怕饥，不怕渴，也不怕层出不穷的危险，甚至断肢折臂也不顾惜，拼命挤在那里，等待认购时刻的到来。
在三个星期中，劳氏共发行了股票30万张，计票面价值亿里弗尔，由于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着这种纸片，使公司总共得到了15亿里弗尔，即额面价值的十倍。而在所谓黑市中，市价曾达到30亿！其疯狂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谁也不知道行市什么时候会暴落，所以最后大家都把股票囤积起来，直到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涨到万里弗尔之高！
随着新的印度公司取得包税权、烟草专营权以及铸币权，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此时的约翰·劳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
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的股市行情，干脆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
但是，如此数目惊人的股票投机，自然要求流通手段。要使股票交易进展顺利，就需要大大增多货币的发行，而这又是由“劳氏银行”来执行。仅仅1719年，约翰·劳发行的货币数目如下：
年份 货币数（单位：里弗尔）
1719年7月10日 5000万
1719年7月25日 亿
1719年9月 亿
1719年10月 亿
1719年12月 亿
也就是说，约翰·劳在5个月*发行了亿里弗尔。
每次增发股票都伴随着增发货币。约翰·劳坚信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增发银行纸币→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的根本性错误，甚至还有约5000万里弗尔的伪币在流通着，所以当时法国除股票投机盛极一时外，还存在着一种纸币膨胀。因而发生了这样奇特的情形：由于投机狂热的结果，纸币的行市反而高于金银。
不可否认，货币和股票的大量发行，确实一度活跃了整个经济，法国的工农业生产、商业贸易似乎都注入了一种兴奋剂，各种交易量都大大增加了。但是，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这一切都是建筑在沙滩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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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股灾（1）
疯狂的投机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注意。1720年，法国议会一再发出警告：纸币发行量过大迟早会使国家经济崩溃。但是这些警告被置若罔闻，对财政一窍不通的摄政王认为，既然发行纸币能带来这么大的好处，那就不应该对发行进行任何限制。如果5亿里弗尔的纸币就有如此的优势，那么再发行5亿就能有更大的好处。对这种门外汉的认识，精通金融知识的约翰·劳竟然没有反对。人类极度的贪婪支撑着这个海市蜃楼：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越高，银行就同步发行越多的钞票。
第一次小小的警告发生在1720年初，孔蒂亲王由于没能买到新股，一怒之下把装满三辆马车的纸币拉到“劳氏银行”兑换硬币，此举被摄政王用行政手段压制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孔蒂此举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每个人都谴责孔蒂的吝啬和贪婪，都认为劳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直到此时，劳和摄政王还没有明白紧缩银根的紧迫性。但是，出于不信任，又有许多人模仿起孔蒂的举动来。精明的股票投机者都正确地预见到股票价格不可能永远攀升，对银行投资颇为精通的布尔东和拉·理查迭赫悄悄地、分批次地把他们的纸币兑换成硬币。他们还买了许多金银器皿和昂贵珠宝，然后秘密运到英格兰或荷兰。一个名叫韦尔马莱的投机商嗅到了即将到来的风暴，就购买了价值超过100万里弗尔的金币和银币，将其装到马车上，用干草和牛粪盖好，然后，他装扮成一名浑身肮脏的农夫，将一车贵重的财富安全运到比利时，又从那里运到了阿姆斯特丹。
渐渐地，流通中的硬币逐渐减少，贵重金属不断流向英格兰和荷兰。普通群众见势不妙，也把身边仅存的少量硬币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最终，国内硬币到了极度匮乏的程度，贸易也无法维持下去了。
更坏的情形随之而来，随着殖民地坏消息的传来，股东们的信心大受影响，加上一些投机家的阴谋活动，最终促成了一场抛售股票的浪潮。
为了维持印度公司股票价位，约翰·劳动用了手中所掌握的财政大权，以便维持行市。因为在股票陡落中，大量发行了的货币也不免受到牵连。他把股票价格强行固定在9000里弗尔，并且维持在这个价位上两个多月。约翰·劳的政策使得股票货币化，进而迅速推动了通货膨胀。通货膨胀说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在1719年法国的通货膨胀率为4％，到1720年1月就上升为23％。如果说在1720年之前只是一些经济学者们对约翰·劳的政策表示怀疑，通货膨胀则直接给广大民众敲响了警钟。
另外，为了维持货币的行市，劳禁止人们运输金属铸币和贵金属，压低铸币的价值，并实行住宅搜查，发现有价值500里弗尔以上的贵金属，一律没收，违者还要被处以数额很大的罚款。他还鼓励人们寻找违规者；他保证告密者可以得到发现违法金额的一半作为报酬。自1717年冬到1720年12月，黄金铸币的名义价值改变28次，白银铸币的价值改变35次。在这种闻所未闻的政策下，摄政王和劳遭到人们雨点般的咒骂，印度公司股票的价格急剧下跌，再没有什么人相信这个地区蕴藏巨大财富的神话了。
为重树公众对密西西比计划的信心，政府采取了最后的措施。政府宣布了强制征兵计划，巴黎所有贫穷的流浪汉都被强制入伍。大约六千多名街头地痞流氓像在战时那样被拘留，并由政府提供衣服和工具，装船驶向新奥尔良，据说要在那里的金矿上干活。他们排成队，肩上扛着镐和锹，一队队地穿过巴黎街头，然后分成小队来到各个港口，等待被装船运往美洲。但是他们之中有2/3没有上船，不到三个星期，他们中的一半人又出现在巴黎。即使这样，这个策略还是造成了股票稍微的好转。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次股灾（2）
但一切措施似乎都于事无补，投机终归要有结束的一日。行市已高到再不能与所期待的利得相适应了——这种利得当然是很可疑的，因为公司专门搞股票投机，殖民地商业并没有大力进行。事实上，路易斯安那并没有多少事业可以开发，因为那里不过散布着印第安人的一些聚居点而已，而东印度的贸易实际上由英国人和荷兰人垄断着，法国很难插入。即使有那样的情况，即名义资本真正分到了12％的红利，但按高行市实际筹集起来的资本也不过得到的利息而已。股票持有者一旦意识到这点，定会崩溃，每个人都会尽力把这种没用的纸片赶快卖掉。1719年9月30日，约翰·劳在印度公司年会上约许40％的红利，而非原先预定的12％，大概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
到了1720年5月，约翰·劳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发布了股票贬值令，计划分七个阶段将股票的价格从9000里弗尔降到5000里弗尔，同时也降低纸币的面值。约翰·劳和他的印度公司制造经济奇迹的神话突然破灭了。约翰·劳的指令马上导致民众的恐慌，人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资产，争先恐后地抛售股票。股价在1720年9月跌到2000里弗尔，到12月2日跌到1000里弗尔，1721年9月跌到500里弗尔，重新回到了1719年5月的水平。到1721年10月10日，货币已根本没有行市了。
在世界所有国家中，法国以在歌唱中发泄不满而闻名。下面这首讽刺诗就出自那个时期：
星期一，我买股票去；
星期二，我赚了几百万；
星期三，我买家具；
星期四，我买好衣衫；
星期五，我跳舞去；
星期六，我进了乞丐收容站。
尽管约翰·劳使出了全身解数希望能够恢复民众的信心，但是在人们愤怒的呼喊声中，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了。股票崩盘，众多的法国人倾家荡产，他们认定约翰·劳就是头号骗子，人们对他厌恶之极。下面的一个小故事就足以说明人们对他的态度如何了：
据说一个名叫布尔赛的绅士一天乘坐马车前往圣安杜瓦纳大街，经过十字路口时，他的马车被一辆出租马车挡住了。布尔赛的仆人不耐烦地要求那位出租马车车夫把道让开。马车夫正赶上心情不好的时候，他断然回绝了仆人的要求。仆人年轻气盛，挥拳打在马车夫的脸上，吵闹声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