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
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有一次，母亲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断绝，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宁。还写了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吃不好，睡不好，整整瘦了一大圈儿。母亲返回来后，很受感动。
母亲与任弼时是同乡，身上流着湖南湘阴人的血液，渴求动荡，不甘平庸。她厌烦整天围着锅台转，当家庭妇女。她渴望投身到一个伟大运动中，给自己的生命注入价值，即便危险丛生，也比这种灰色平庸的小布尔乔亚生活有意思。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
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给圈在这个胡适崇拜者的书生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4。两人分手（2）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其间，被批斗三次。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
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晚年，张中行私下曾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给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很惨了。
所言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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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共产党员是好人（1）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后来的《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后来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陆万美；还有后来的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中共老党员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做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来了以后，母亲杨沫喜欢躲在角落里听他跟大人聊天，天南地北，聊各种各样新奇的事，母亲听得津津有味。大人在家，方先生就和大人谈，大人不在，方先生就和母亲聊。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的家中已经潦倒，住在北京西四附近的西皇城根。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 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母亲看见白布幔上，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来回踱着步。刚开始还吓了一跳，但很快就明白，这是方先生。灯光把他的影子投到幔帐上。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
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为什么？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
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许晴是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眼睛又黑又大，炯炯有神，高个子，这在南方人中极少见。中学毕业后在南京搞进步文化工作。读过不少俄国革命文学作品，特别崇拜高尔基，曾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尔础，还曾把高尔基的三部曲送给白杨阅读。这位安徽来的青年，从小没父亲，是老妈辛辛苦苦给他拉扯大。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5。共产党员是好人（2）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