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只能付七佰元钱做棺材，剩下的叁佰元钱要安葬何有林呀。”
于是陈老头子找了二十多根小杉木，连夜加班加点，第二天早上做成了一副架子棺材。但在入棺的时候，发现棺材比父亲的遗体短了一寸多，父亲的脚放不进去。小叔便用脚一蹬，虽然蹬进去了，但棺材的后档开了拆，盖不上盖子。陈老头子用钉子钉上，才没散架。
剩下的钱为父亲办了丧事后，还为父亲烧了纸屋。我也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每天傍晚都独自一人到一里多路远的坟山去给父亲送火把，一连送了七七四十九天，一天也没有间断。
这是个没人管的乱葬山，到坟山去要经过一条一、二百米长的园巷子。园巷子两边的灌木丛生，大树遮天蔽日，显得十分阴森恐怖。我有点害怕，身上起着鸡皮疙瘩。但想起我如今成了孤儿，身价已一落千丈，哪还有怕的权利？同时又感到冥冥中有父亲的英灵在保护，所以一昂头，一挺胸就过去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六、还债
六、还债
父亲死后不久，日本鬼子就投降了，逃难的人陆续回来了，赵坪圩又恢复了过去的繁荣。
母亲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赶快挣钱还清安葬父亲时欠下的壹仟元钱，早日把屋契拿回来。母亲对屋契总是忐忑不安，担心夜长梦多。
母亲的女工活件件皆能，特别是棉纱纺得又快又好，别人一天纺六两（当时是十六两的秤），她一天一夜可以纺十两，净赚半斤棉纱钱。纺出来的纱有两种交换方法，一是纱兑棉花，这样就越积越多，手里永远没有现钱。二是在本地卖，但价格不高，最好的纱一斤只卖10－12块钱。如果坐火车到桂林去卖，每十市斤捆成一捆，每捆可卖200元左右。于是她决定把挣来的纱都积存起来等一个月后积成了两捆就带我一起到桂林去卖。后来走熟了，母亲还从赵坪铺买纱带我去桂林卖。
父亲死的时候我还不满八岁，但有人家九岁小孩子那么高。母亲说我吃她的奶吃到三岁，所以走路桩子稳（即脚劲）。
母亲一天都不让我闲着。我很快就学会了挑水、打柴和挖土。人家夸我干活有“架把儿”、“学得快”，这与童年时代的小伙伴石山伢子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石山伢子，书名彭石山，比我大六、七岁，是彭达家的孙子。我们是远房亲戚，因为彭达家的老婆是我祖父的堂兄何钦的女儿。
据说彭达家也是榨油的，他家财殷实，人丁兴旺，生有二男二女：大儿子叫方佬和，是石山伢子的生父；二儿子叫义佬和。两个儿子都生得方头大脸，牛高马大。
彭达家为人奸狠厉毒。有一次，一个小偷饿得实在不行了，就偷吃了他的剩饭，让他儿子逮住了，彭达家不依不饶，父子三人用利器挑断了他的脚筋，丢在门前大路上。这人疼得哭天叫地，他嫌影响了他的瞌睡，就进而把他绑在梯子上，丢到圩厂塘里淹死了。
自此之后，他家就交上了厄运，他夫妻俩和两个儿子都相继暴病而死。彭石山的母亲也患了“鸭公痨”，甘虫把整个鼻梁都吃了，就留下两个黑洞洞的鼻孔，后来改嫁到弯塘口，丢下石山伢子孤儿一个，在赵坪铺过着无天管、无地收的流浪生活。
他去过许多地方，做过许多事、许多事他都会做，谋生的本领五花八门：有时给人家砍柴打猪草，打短工换饭吃；有时候又下塘摸鱼、上树抓鸟、上山抓野兔子卖钱为生；但更多的时间是到处流浪，只要有碗饭吃，他什么活都干，什么忙都帮，或等肚子饿得难受了，就去向人家讨碗饭吃，吃饱了就席地而睡。他有同情心、有爱心，但没有责任心，睡在床上擤鼻涕，甩到哪里算哪里。
他管我母亲叫舅奶奶，管我叫星满满（即叔叔），我挑水、捞柴、扯猪草、挖土种地的许多农活都是向他学的。
人的生活除了柴米油盐，吃水也很重要。水虽然不要钱买，但要人到井里去挑。自从父亲生病以后，小脚的母亲空手走路还摇摇晃晃，哪能担得起水呢？但是生活还得过，水还是每天都要喝。怎么办呢？母亲每天就用一只小提桶到井边去提，一桶只能提十多斤水。300多米的路程，中间要歇息四、五次。提到家里不但汗如雨下，而且水从小桶淌出来，把她的裤腿和鞋袜都泼湿了。
我见母亲提水这么艰难，就自告奋勇要去挑水，母亲也不阻拦。我把两个小木桶套上绳子，拿起父亲平时用的扁担就到井边去挑水。
我装上水，照着别人的样子挑上肩就走。两桶20多斤重的水，压得我伸不直腰，抬不起头。加之扁担长，我的手太短，抓不着木桶的“耳朵”，所以重心稳不住，两只装着水的木桶就在空中“打秋千”。我也不知道怎么换肩，走不到30步，肩膀压痛了，就要忍不住地放下来歇息。300多米的路程，我要歇息好多次才好不容易把水挑到家里，可是桶里的水只剩下不到半桶了。
母亲说：“万事开头难，挑惯了就好了。”
石山伢子见了就说：“你的扁担太长了，不好掌握，我给你削根竹扁担就好了。”
他马上从什么地方找来了半边竹子，拿把柴刀三下五除二，很快就削成了一根漂亮的竹扁担，比父亲的扁 担短三分之一，薄薄的、尖尖的，挑上二、三十斤水，就上下像跳舞似的晃悠着，挑起水来轻松多了。
他要带我到井边去挑水。走到井边，他一边作示范，一边说：“挑水的时候，扁担不能垂直架在肩膀上，要与两肩成剪刀似的夹角。把水挑起来之后，一只手抓着桶的耳朵，另一只手要扶着扁担，掌控着扁担的平衡。扁担不前后晃动，水就不会淌出来了。腰要伸直，头要抬起，眼睛向前看。脚步要不快不慢，两只水桶要随着你身子的摆动而轻轻地摆动。换肩的时候要随着扁担的上下摆动，用手轻轻地往上一抬，肩就换过来了”。
说完他示范了一次，我又照着他的方法试了两次，终于跌跌撞撞把一担水挑回家去了。虽然很吃力，但比以前顺畅多了，歇息的次数也少了，水也很少淌出来了。
我想就势多挑几担，多练习一下。可是在挑第二担的时候，我摔倒了。
我挑水的路上，有一处二十多级高的码头。我挑着水上码头，当快上完的时候，有级码头特别高。我一脚踩虚了，向前进的方向重重地扑倒在码头上。鼻梁骨碰在石头上，酸痛得眼泪直流，眼睛直冒金星，鲜血止不住的流。水倒了，两个空桶子滚落在稻田里。我挣扎着爬起来，想去下面的水圳（小水沟）里洗鼻子上、脸上、手上的血。可是鼻子里的血越洗越往外流。好心人见了就说：“你不要洗，赶快把头仰起来，把双手举过头。坐下来别动，一会儿就止住血了。”
我正在照着做的时候，母亲找来了。她见我满脸血糊糊的，眼泪一下子就吓出来了。说：“我见你一餐饭的工夫了还没有回来，还以为你掉到水井里了？”她说着就一屁股坐在码头上，要我仰着头，斜着背靠在她的胸窝里。十几分钟后鼻血果然不流了。
母亲把水桶拾了回来，从水圳里装上干净水，替我洗去了脸上的血迹，说：“一眼管天下，走路时要看清楚，哪里能走，哪里不能走。以后再不能这样粗心了呀！”
自此以后我每天都要挑两三担水。于是越担越稳，越担越轻松，架把儿也就越来越好了。
有一天是逢圩日，我在圩上玩，见一个比我高半个头、瞎了一只眼睛的小孩在卖凉水。赶圩的乡民口渴了，就拿起他的竹勺舀他的水喝，喝饱了就给他一个铜板，也有给两个铜板的。
我见这个生意不要本钱，也想做。回家告诉母亲，母亲给我准备了两个小提桶，两把小竹勺，第二个逢圩日我就卖起了凉水。
大热天卖的凉水要求要冰凉冰凉的山泉水，那时候赵坪铺没有这样的泉水，出这种泉水的地方有两处，一处在两里路以外的畔冲，路较平，不需上坡，但水不太凉。另一处则在三里以外的灌子冲，路不平，而且要爬50多米高的铁路坡。但水更凉，还有点甜甜的味道。我舍近就远，去灌子冲挑凉水卖，所以乡民们都来喝我的凉水。他见我从灌子冲挑的水受欢迎，也就舍近求远，改挑灌子冲的水了。但他的桶子大，挑一担水要卖一、二个钟头，时间长了就不凉了。我的桶子小，挑一担水在圩上走一圈就卖完了，所以还是比他更受人们的欢迎。特别是卖蔬菜的农友、卖肉的屠夫都喜欢喝我的水，说“那个小俫己勤快，喝他的水。”不过他们除了喝水还要往蔬菜上洒水，而且要到卖完菜下圩的时候才给我两个铜板。一天下来，能挣四、五十个铜板，当时可以买两升米。
我见赌场的人比逃难前更多了，有许多人搬个桌子到山坡上的桐子树下面去赌。我想，赌钱的人也会口渴，于是就到各个赌场去卖凉水。有人听说我是何有林的儿子，就来喝我的水，而且还多给钱。尤其是坐庄的宝佬官，他不能离开坐位，我就踮着脚把一水勺凉水通过人墙传递进去，宝老馆喝了我一竹勺凉水，递出来的就是一竹勺铜角子。
到了10月，天凉了，卖水没人喝了，母亲就带我到桂林去卖她纺的棉纱。
母子俩买不起车票，搭“偷车”。当时搭“偷车”的人不少，抓住了就到厕所去关禁闭。有一次查到我们，母亲就把从家里带去的炒红薯片送给列车员吃。他们见我孤儿寡母的，也就不哼声了。
火车开到桂林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跟母亲不敢在街上逗留，怕遇不测，赶快到漓江河边那个便民客栈去落宿。
这个客栈有个男、女杂居的统铺房，每张床以蚊帐为界，价格很便宜。我和母亲把两捆棉纱枕在枕头底下就和衣睡下。但心里总是恐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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