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花花的银子说没就没了，甚至溅不起一点水花。可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病情如果受到足够的重视，那些像燕子一样如花似玉的生命，原本可以像花儿一样开得灿烂。
一只飘零的燕子（2）
急诊科被称为生命的绿色通道，它面对的是危急重症病人。生命危在旦夕的关头，当机立断采取有效措施，争分夺秒挽救病人生命，是每个医生义不容辞的责任。经验越丰富的大夫，越能迅速诊断和救助病人。但医院规模越大，分科越细。医生的专业知识精而不博，难免误人性命。住院医师通常转科三年才固定科室，原本也基本可以独当一面了。但偏偏妇产科不转，于是这方面的知识严重欠缺。设若接诊医生从腹胀腹泻的病史，结合体格检查就能确定是妇产科疾患，直接入科进行手术，燕子还会死吗？假如急诊科不能确定疾病就及时请全院会诊，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疾病有个准确的判断，燕子的生命，还会去得如此匆忙吗？燕子已经走了，可亡羊补牢却不为晚。但愿医院能从事故中及时吸取教训，避免类似的事故不再发生。
雪还在下着。仿佛有一个不灭的灵魂在雪中舞蹈，鲜血浸透了红舞鞋。燕子走了，千千万万只燕子，能在冬天过去后再从南方回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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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无情人有情（1）
在我的记忆里，久久保留着一位病人的身影。这位病人曾使我在情与法的十字路口困惑徘徊；这位病人使我摆正了一对关系：是无数病人的呻吟、鲜血甚至生命造就了一代代杰出的名医；这位病人更使我坚定了一条信念：医生的事业只有在解除患者疾痛、挽救患者生命的实践中不断奉献才能实现。
那是1996年元月6日的夜晚，我刚下手术台，就匆匆赶到医院门外一家临街的小吃店，疲惫地坐在小桌旁，点了一碗面条，随手燃起一支香烟。窗外，路灯下来去匆匆的行人，一个个将脖子深深地缩进高高直起的衣领，路面上间或有一些纸屑、塑袋等杂物由北向南打着滚飞向远处。“呼”的一股寒风迎面扑来，店门开处，腋下夹着一团白衣的医生闪了进来，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不好了，主任，120急救车接来一位被砍掉三只胳膊的女病人。”“三只胳膊？怪！”我推开冒着热气的饭碗，二话没说就返回了医院。
急诊室里，病人已被输上了两路液体。我掀起了盖着的棉被，她一丝不挂、毫无反应地躺在担架车上，上下睫毛合成了两条黑线，微弱的呼吸伴着胸腔低平地起伏，心电监护仪显示着长短不整的波形。她的一只胳膊已放在了白色的方盘里，另一只胳膊仅有部分皮肉相连，左大腿裂开的伤口露出了骨骼的断茬，断面齐刷刷的但已不出血。我知道，这时室内的气压超过了她心跳的搏力，生命危在旦夕。
手术间内，医生护士敏捷而轻稳，紧张又有序，一个眼神就是一条信息，一个手势就是一道指令。一支支针剂先后注入她的皮下、肌肉、血管，不同的导管置入她的鼻孔、口腔、尿道，一切准备就绪，我拿起手术刀和助手们一起上了手术台。就在这一刹那，一个念头闪进了我的脑海：“这可不只是一条生命啊！救活了她，就有可能也保住了伤害她致此的那个‘他’。”我手上的手术刀越来越沉重了。无影灯下，一处处出血被扎住，一条条血管、神经、肌腱被缝接，盯着接回原位的肢体由惨白变得红润，大家迎来了窗外的第一缕晨曦。
回到病房，医生护士像对待亲人一样床旁守护、精心诊疗，她的生命体征渐渐正常，终于睁开了双眼。眼珠大大的却黯然无光，睫毛长长的又很少眨动，双眸显现出惊恐、失望、无奈与渴求。她的躯体虽然有了生机，但灵魂却经历着复杂多变、莫名无情的摧残。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天晚上，她和丈夫吃饭间因为钱的事拌嘴，突然，丈夫怒气冲天，暴跳如雷，举起了锋利的菜刀朝她砍来，一只胳膊掉在了地上，六岁的女儿立即抱起胳膊，眼珠子要掉出来似的凄惨地跪地哀叫：“爸爸，别砍了！别砍了！”然而，菜刀还是接连落下，另一只胳膊砍断了，左大腿断骨茬也露出皮外，地面流满了鲜血。不可思议的是：一向老实巴交、少语寡言、见人就蔫的他，既没喝酒，也没有吃错药，竟超出人类残忍的极限，越过歇斯底里的顶端。莫非脑子灌进了水、神经线骤然短路了不成？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她开始被人扶起，双手也锻炼着拿这捏那了。大年初一，市、局、院领导来科室慰问，她硬拽住人家不放，含泪诉说在医院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见，非要宣传报道并为我讨个“封号”，病房的其他患者都听得哭下一家、跪下一地。随后，我果真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楷模医生”，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医生”，事迹还上了中央电视台。
眼看着伤害她的丈夫将被开庭审判，人们一拨又一拨地找我，为的是索取我当时拍下的一张她伤情的照片。先是她丈夫的辩护律师：“被害人经过治疗，现在跟正常人差不多。检察院却公诉‘手段极端残忍，情节特别严重！’。”二是她的父亲：“这女婿不敢留啊！谁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会举刀！”再就是检察院：“没有当时照片记录的惨景，法院就无法定罪。”迫于“不提供证据就是妨碍公务”的威慑力，我只好把照片交给了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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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网无情人有情（2）
出院的那天，她一反稍显平静的常态，一动不动地呆坐在病床旁低头不语，眼泪“吧嗒、吧嗒”地滴在蜷缩在怀中的六岁女儿头上。两天后，我翻看报纸才知道，就是在那天，伤害她的丈夫被押上了刑场。我陷入久久的愧疚与自责中。如果不提供那张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呢？
情归情，法毕竟是法啊！
一对美国夫妇的生活态度（1）
昨天凌晨3点钟我结束了同三藩市、波士顿、伦敦的电话会议，本想睡个懒觉，不料，8点钟即被电话闹醒，是说英语的，从黄浦江对岸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打来。说话人声音洪亮而自信，音质清晰，他是我以前的病人，12年前接受了肝肾联合移植，去年9月在天津接受了第二次肾移植术。
他的名字叫比尔（Bill），与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同名。他兴奋地告诉我，世界食品高峰大会（World Food Business Summit）在上海召开，全世界的食品工业巨头均来到上海，他是特邀嘉宾。他同我侃侃而谈，话题覆盖了世界上所有大事，根本没有给我机会询问他的身体状况。我的睡意全无，发表着自己的观点，并时有争论，最后他约我共进晚餐，介绍我认识一下世界食品大亨。
我放下电话，愣了许久。到底谁是医生？是他还是我？我和他都忘记了自己的固有角色，一个身体内带着我安装的异体肝及肾的病人，反而努力地为我们公司的经营作着诊断，大有我是病人、他是医生之趋势。
12年前的一个早上，我同芝加哥拉什（Rush）移植中心主任威廉姆斯（Williams）教授一同查房，第一个察看的病人就是刚刚转进的比尔。他肝肾功能衰竭，进入昏迷状态，生命体征极不稳定，靠多巴胺维持血压，唯一的救命方法是实施肝肾联合移植。芝加哥的数家大医院均因比尔的病情太重而拒绝为他手术。威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尔列为器官等候名单中的最优先级——“Ⅳ”级，这意味着48小时内必须获得器官，否则病人将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协调员的电话，佛罗里达有器官。队伍在医院门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检枪堆进了后备箱，队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协调员在路上向我们汇报供体情况，我查看了脑死亡记录。20分钟后，我们踏上了小喷气式飞机，飞向南方。
早晨，我们带着装有肝脏及肾脏的冰桶飞回芝加哥。我换上手术衣，将器官仔细修好，送上手术台，协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严重硬化的病肝，将健康的肝脏及肾脏移入比尔体内。
比尔苏醒了，移植的肝肾都很好地工作着。当得知我是参与全过程的中国医生，他无比高兴。他告诉我，1972年他曾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年轻助手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促成了广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融资。他感谢我和威廉姆斯授救了他的命。
两个月后，他请我和威廉姆斯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华的家里吃饭，他把整个法国餐馆都搬来了。他满脸是毛，胸毛从衬衣的纽扣间溢出，显然是控制排异反应的药“环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个猩猩。他侃侃而谈，对身体恢复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提出加入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凯公司，愿意到中国出差。我觉得好笑，一个终末期病人，还不好好在家休息，我们未置可否。
术后，比尔从政府部门退休，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自任总裁，并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国议员聚会，还陪同芝加哥市长戴利来中国访问。他时常打电话给我，问问工作，感谢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尔太太找到我，她告诉我比尔的肾脏坏掉了，是免疫抑制剂的毒性造成的，已开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肾，她要我再帮比尔一次。终于，天津的沈中阳教授为比尔换了肾，比尔对武警总院肾内科张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术赞不绝口。
他身上带着两个自己的坏肾、一个美国坏肾、一个中国的好肾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国。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海边别墅做客，同邀了几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机遇，比尔约我下次上海再见。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