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健康。今天，他就在浦东，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开拓事业的。
一对美国夫妇的生活态度（2）
今天早晨8点，比尔的电话又来了，我很兴奋地告诉他，一篇关于他在移植术后与疾病作斗争、与疾病共生存、藐视疾病的博客文章被选登在新浪首页，引起了很大反响，两天内有2000多次点击，并有许多网友发出感慨。他显然对“新浪”的名字很熟悉，听了很兴奋，请求我把文章给他，他愿意同中国的网友们，特别是移植病人们分享与疾病共生存的感想，讲述实现社会价值的心路历程。
“晚上我们拍个合影，我放到博客上。”我说。他回答：“OK，但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帮伊丽莎白，她病了。”
原来，比尔的太太伊丽莎白昨天从印度飞上海，参加世界食品峰会，在飞机上，她突然感觉眼前出现“瀑布”样景象，随后，左眼就看不见东西了。两年前，她的右眼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急诊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后接受了激光手术，医生命令她卧床两星期。经验告诉伊丽莎白，左眼的视网膜也脱落了。比尔委托我为伊丽莎白找一个好的眼科激光手术医生。
我明白，时间对手术的成功很重要，我迅速同好友小崔联系，因为小崔是上海《新闻晨报》健康版的主笔，她对上海医务界有深入的了解。一通电话之后，小崖决定向我推荐在视网膜疾病方面最有专长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蔡主任还在手术台上，约定中午1点把病人带过去。
我心里的不安平静了许多，马上拨通浦东香格里拉比尔的房间，让伊丽莎白迅速准备，我派司机接她去市一眼科。
伊丽莎白并没有兴奋，反复问我医院的位置，当得知要过江，交通很阻塞，她显然犹豫了。她告诉我，今天下午2点，她有一个主题发言，她不能推，这对她及大家都很重要，尽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时间推到下午5点以后，或是明天。
我再次给蔡主任打电话，改了时间。蔡主任临挂电话时嘱咐道，让病人不要活动，最好平躺。我说我会转达，但我知道伊丽莎白做不到。
我只能祝她好运，明天，我会带她去看蔡主任。
我再次被感动了，被这一对美国夫妇及他们的生活态度感动了。我想你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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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1）
张灯，我经治的一个患者，他离开世间已经整整10年了。但他的思想情感、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永不放弃的追求，对从医30年的我来说，犹如一盏“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的灯火；越发清晰、明亮起来。每每想起，在思念的同时，总有一种鼓舞与激励。每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一想到他，就立刻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正如萧伯纳所说：“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烧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张灯交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支火炬。
张灯，1932年生于辽宁海城，外语教师，精通俄、日、德及世界语。1953年被国家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做外事翻译工作，1998年因胃癌病逝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其弟张彩1949年随国民党去往台湾，2001年在台湾病逝。
手不释卷抗癌魔
张灯教授于1988年2月因患胃癌住进医院，由我与助手给他实施手术治疗，术后效果很好。一个人，最怕得病，得了病，最怕的是癌症。突如其来的恶疾并没有击倒这位坚强的老人。他坦然、他乐观、他面对、他抗争。他对生命无比热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对事业永远是那样执著进取。作为他的医生，我完全被他那顽强乐观与癌症抗争的大无畏勇气所感染，所鼓舞，油然而生一种敬佩和感动。他常说，医生把癌根都割净了，我把癌症吓跑了。我是医生，心里明白他的病情，暗自为他担忧，经常去他家看望，登门为他送医送药。
我第一次去他家时，一进屋就惊呆了，二室一厅的房间完全被书给占据，四壁都被书柜挤得满满的。桌上、床边、走廊过道全都是书，就连天棚上都钉着数不清的钉钩，挂着一个个小网袋，装满了各类书籍。有18世纪至20世纪国内外经典及大量外文书籍，有唐、宋、元、明、清线装书籍，有各类外交多种语言工具书，还有各种科学及边缘科学书籍，藏书量达4万册之多，这简直就是个小图书馆而不是居室。我被眼前这巨大的书库震撼着。自从有病以后，他更加珍惜时间，每天手不释卷，他说一钻进书里，就什么都忘了。他自己写个条幅：“以书为友，以字为情”，这是他自己发明的与癌症抗争的良药。应该说，读书使他的生命延长了10年。这10年，我们成了挚友。我给他治病，他给我“营养”，张灯本身就是一本大书，我一辈子也看不完。从他这本书里，我学到了在医科大学永远也学不到的最宝贵的“知识”，这对我来说，无论是做人还是行医都受益匪浅。
痛苦磨难不失志
随着交往的加深，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了。张灯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被国家选拔并派往原苏联莫斯科做外交翻译工作，当时他才22岁，英俊而富有才华。1956年应召回国，在当时的哈尔滨师范学院任外语教学工作。不幸是回国第二年，他在反右斗争中被定为右派分子。祸不单行，1964年的“四清运动”，他又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在劳动改造中度日如年。3年后，他又赶上“文革”浪潮，从此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什么“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帽子戴在他的头上，让他直不起腰来。从那时起，他开始了日复一日的“劳改”生活，这一切他都默默承受。但是让他最不能接受的是家被抄、书被抢，他号啕大哭，也无济于事。他说，那是平生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最难过的时代。他曾经想到死，但又不能死，死了就是畏罪自杀，死了就是特务，不死有一天还可能他一个清白，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希望与祈求啊！等啊，盼啊，多少个不眠之夜，他心如刀绞，痛彻心肺。
20年后，1976年11月18日，是他永生不忘的日子，上级组织找到他，他忐忑不安，不知所措。组织派人正式向他宣读公文，将“历史反革命、苏修、日伪、台湾特务”等不实之词全部推翻。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组织上为他举行了公开平反大会，他长跪不起，大哭不止。这是他生平第二次大哭，哭得痛快，哭出了他所有的不平和委屈。与会者皆掩面，有的竟也失声痛哭。尔后，他向组织交上了长达120万字的“中日俄”三种文字对照的词典稿件，这是他在被迫害的日子里用心、用脑、用生命写出来的真正的“交待”材料，后来正式出版。
影响我一生成长的患者（2）
宵衣旰食追时光
在彻底平反后，他压抑了20年的激情像大河奔涌，一泻千里。大半生岁月失去了，他要用一天等于一年的速度追回逝去的时光。他重返三尺讲台，同时兼任三种外语教学工作，日以继夜，宵衣旰食。这时，一位中年女性成为他一生最得力的贤内助。她早上4点为他热上一杯牛奶，午间送上一盒午餐，他很是满足。晚上10点，她帮他披上一件外套，桌前、灯下帮助他铺纸弄墨。他一天除圆满完成教学工作外，还要编写教学大纲，甚至能写出两三篇论文。同时，先后撰写《中苏人民友好万岁》、《伏尔加河流水》、《大地回忆》、《人民给我一生》等40余部（篇）文学作品，分别发表在《十月》与《收获》等期刊上。他在抢时间，同时也预支了生命。可怕的癌症悄悄袭来，但是他一投入工作，所有的癌前病变信号都忽略了。直到有一天，他疼痛难忍、便血不止，才离开讲坛，急诊住进了医院。
1992年初，他意外接到51年前曾经学习过的前苏联东方语言学院的邀请，再度赴俄旧地重游。此时，他病入膏肓，仍执意前往。医院理解他的心情，派一名医师陪同，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他翻出51年前的各类学习笔记和信件文稿，用一个月时间写出回忆备忘录。当他再次踏上22岁时曾去过的列宁格勒、克里姆林宫、斯大林格勒时，当他在莫斯科红场躹躬献上花圈，默默无言回忆时，他恍如梦中，苦辣酸甜的无限感慨一起涌上心头。
遥望海天盼回归
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埋在他心底50多年的另一个愿望愈加强烈，那就是寻找被国民党裹胁到台湾的弟弟张彩。他时常翻看儿时与弟弟在一起的照片潸然泪下。何时天涯见亲人，骨肉同胞重相逢？ 1990年春，他被特邀赴北京参加全国台办统一工作大会，作为台胞台属，受到###主席接见。他兴奋得几天几夜不合眼，他思索用什么方式方法为祖国统一做一点工作。他就用外文世界语撰稿，奋笔疾书向弟弟张彩及台湾报界书写文章，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盼望早一天踏上祖国宝岛台湾，看望自己魂牵梦绕的亲人。1992年###发表八项主张，他如获至宝，通过各种方式，向台湾同胞及亲友转达、介绍祖国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好机会，为祖国宝岛早日回归效尽全身之力。
后来，他的病情逐渐恶化并危及生命，他深知自己与癌症抗争10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他让人搀扶着去了天安门，在国旗下深深三鞠躬后，强烈要求返回牡丹江。那几天，他用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用颤抖的手，一天连写了20张信封，其中最重要一张是：中国台湾省桃园市玉林荣民街张彩家人收。信中只存一白纸，一幅儿时兄弟照片。我含泪站在他的床头，此时病房寂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他断断续续与我说：“赵志，把信邮……”
他有一肚子话，但永远也说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