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他怕再多打扰，便带着警卫员去301医院了。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4）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只安排别人去，自己总是一推再推。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打电话安排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张爱萍还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将军的安排，20分钟结果就出来了。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
返回办公室后，张爱萍亲自给科工委、核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邓稼先的手术是成功的，病灶全部切除，一段时间邓稼先的精神状态也比较好。张爱萍略感欣慰。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1985年8月24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许鹿希噙着泪水说着：“领导的关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知道，稼先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在他住院期间，我经常嘱咐医生给他注射止痛剂，因为在最后的日子里，他太疼痛了。如果不用止痛剂，他疼都会疼死的！”
没过多长时间，因白血球数目太低，血象太差，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建议他回家休养。
在家休养期间，由妻子陪着，他到地坛逛庙会，各种小吃、各种土特产、各种表演，都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居然吃了三个春卷，三个艾窝窝。
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
1986年的国际形势是，除了中、法两国以外，另外的三个核大国都已达到了在实验室内用计算机模拟核弹爆炸试验。因此，他们就主张核禁试，目的在于限制别人发展，维持优势地位。不言而喻，中国必须也在达到这个水平以后，才能停止核试验和在此条约上签字。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敏锐地意识到核大国设计技术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不需要进行更多发展，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结果就可能是“多年努力，功亏一篑”。怎么才能达到不要做核爆炸试验就能够在实验室用计算机模拟，中央非常需要一个建议书。所以，要让邓稼先无论如何得留下来一份我国今后核武器进展的建议书。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5）
1986年3月29日，邓稼先又做了一次小手术。他预感到日子不多了，对许鹿希说：“我有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他指的是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和关于群论的着作。这是一个临近人生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的最后牵挂。1986年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说到此时，有着坚强意志和乐观精神的许鹿希潸然泪下。在邓稼先住院的日日夜夜，许鹿希自己也再次经历着痛苦的煎熬：“邓稼先得的是直肠癌，到了后期身体不停地出血，但是他还要坚持坐在橡皮圈上（以减缓压力带来的痛苦）写建议书，那是他心甘情愿的！”
手术后不久，他就要来了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的杂志、资料和剪报，藏在病房的壁柜里，因为医生护士不允许他工作。在起草这份重要的建议书时，他几乎是在和生命赛跑。感到时间紧迫，他置一切于不顾。那时因为疼痛剧烈，不断地注射止痛针，身上的针眼密密麻麻，皮肉都扎烂了，满头虚汗。
许鹿希不能忘记：“虽然我天天陪着他，我情绪和当时的精神根本没有工夫跟他谈他的事业、他的过去。我都急坏了，焦急得不得了，我懂这个病的情况，我非常绝望，一切办法都试了，根本阻止不了癌细胞的扩散。我那时候看见他还坚持工作，很奇怪，根本不想知道他在做什么。其实，他做的事情，一方面领导要他做，一方面是他自己也觉得应该把该留下的东西写出来。
邓稼先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在医院写建议书的时候，不断地约同事们到医院来商量。亲友们在探视时遇到这种情况，便懂事地告辞了。病房变成了会议室，成了他和九院领导的办公室。他们不停地商量、讨论。那一切我都看见了，他最后的时间非常紧张。”
他写的对今后中国的核武器怎么发展的那个建议书很厚，真是费了很大劲在病床上把这个建议书写出来了。
许鹿希说：“建议书最后写完让我从医院里抱出来，邓稼先在我抱着一大堆建议书文稿就要走出病房门的时候把我叫住说‘希希，这个建议书比你的命还重要’。我紧紧地抱着那个很厚的建议书，我知道他是多么地信任我。那年我58岁，我理解他，这个建议书很重要，比我的命还重要，就是这份建议书我亲自送到了九院领导的手中。”
经过和九院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讨论，多次修改，在邓稼先逝世前3个多月，终于完成了给中央的建议书。邓稼先在最后的日子里，为国家做出了核试验的最后一些建议。
许鹿希说：“这个建议书非常关键，当时很多人参与讨论，是邓稼先跟于敏两个人签名的。于敏我们在前面也提到，他也是九院的一个科学家，也是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是邓稼先的挚友。这个关于今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写出来给中央报上去了，这是所有核专家的希望。在邓稼先1986年去世以后到1996年10年间，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就是按照邓稼先和他同事们的这个建议书继续进行的。这个建议书详细地提出了中国要达到的主要目标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及措施。
在邓稼先去世之后，九院的继任者们依此继续前进10年，使我国也达到了可以不用到新疆罗布泊做核爆炸试验，在房子里用计算机就可以模拟的高度。
第十七章 最后的时光（6）
中国的核试验一共做了45次。
第一次成功是1964年10月16日。
最后一次是在1996年7月29日。
选择1996年7月29日这个日子，就是因为邓稼先是在1986年的7月29日这天逝世的，特意选定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两弹元勋”。
在试验成功的当天，报纸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
“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
它显示中国与其他核大国一样，跨过了原子弹、氢弹、小型化和中子弹以及核禁试等阶段，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从此，罗布泊将永远地寂静，并被人们永远怀念。
10年以后，九院的三位领导、院士于敏、胡仁宇、胡思得联名在1996年7月22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十年，我们时刻怀念》的文章，纪念邓稼先逝世10周年。这篇文章中还提到了这份建议书的内容、作用及其深远的意义。
他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许鹿希回忆说：“我曾经对杨振宁先生说，中国原子弹的造价可比外国少得多。而杨振宁先生则说，如果算上中国科学家的生命，则远不止这些。”
在我的采访中，我是想好了，不要过早地提问那些伤心的事情，先把别的问题了解清楚再说。但是，有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特别是邓稼先最后的日子是一定要问的。我知道这是非常令人心痛的。
……邓稼先最后的病情，那个时候医生有没有跟你们说？
“我比医生知道得清楚，有一个医生在第二次手术以后出来的时候，他悄悄跟我说，他们在手术台上已经看到了癌细胞扩散的部位，可是那个部位是手术刀不敢进去的，手术刀如果进去到那个地方，当时在手术台上就下不来了。医生跟我说这个话，我当时就理解。邓稼先后来疼得不得了，出血很厉害，背上和腿上大片的血，鼻子、嘴都流血，肛门都流血，尿全是血，可怕极了，后来非常惨。”
说到这儿，许鹿希再次哽咽着：“直肠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像他这样，直肠癌有很多种类，他得的是一个非常恶性的直肠癌！”
……那时候您一直守着他？
“我一直守着他，当时觉得自己很无能，虽然是学医的，却在这上面一点办法都没有，眼看着他不行了，我就是没有办法。”
1985年7月31日到1986年7月29日，是许鹿希与邓稼先相处的最后日子。在最后的一年里，许鹿希异常心酸，思念的终结竟是永别。
邓稼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对爱妻许鹿希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