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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一路小心。”柯麟嘱咐一句，看着他开车离去。
粉画照相馆前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儿，只有玻璃橱窗内挂着“上海外滩”的大彩照。高牧师出现了，他匆匆地来到照相馆前，好像随意地向玻璃橱窗内看了一眼，见里面挂着“上海外滩”的彩照，知道平安无事，便走了进去。
廖梦醒正在馆内，见高牧师来了，忙上前打招呼：“牧师，您来啦！”
高牧师点点头，轻声地：“先生在吗？”
“在呢。”廖梦醒说着，带他走到暗房门前，“笃！笃！笃！”敲了三下门。暗房门开，高牧师闪身进了暗房。
暗房里一片红色。李少石正在冲洗照片，见是高牧师，高兴地放下手里的活，问：“哎呀，你回来啦。快说说，情况怎么样？都安全送到了吗？”
《中国地下党人》第十章（3）
“都送到啦。“高牧师说：“我把第一批药品和器械顺利地寄托运到目的地后，中央苏区委很快就派人从教会取走了。”
“好！”李少石兴奋地，“你走后，柯麟加紧筹备，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准备好了，你还不能休息，要马上行动，全都送走。”
“好的。”高牧师答应一声，又说：“还有一件事，我接到通知，原上海机器工会党委书记沈逸民叛变了，而且已经来到香港。他认识你。你的处境很危险。”
“糟了！”李少石一愣，“怎么这么多软骨头！”他说着，从药水池里取出一张照片。“看，今天他已经来过照相馆拍快照，我们见面了，他说好明天上午来取照片。”
“上帝呀！”高牧师嘟囔了一句，“那你们必须马上转移。”
李少石突然想到了柯麟，担忧地问：“他知道柯医生的情况吗？”
高牧师说：“估计不知道。我会去药房通知他，提高警惕总是好。快决定吧，你们躲到什么地方，怎么联系？”
李少石略一沉思：“我们先去朋友家躲一下。有事你和柯麟联系。”
“好。”高牧师答应一声，开门离去。
高牧师一走，李少石和廖梦醒马上收拾好东西。廖梦醒打开橱窗，把一张“杭州西湖”的彩照放进去，换下了“上海外滩”的彩照。夫妻二人出了照相馆，匆匆离去。
夕阳西下，已是黄昏时分。
柯麟来到照相馆找李少石，他照例先瞅一眼橱窗，目光突然停住了。接着，他不相信似地揉了揉了眼睛，确实！那幅熟悉的“上海外滩”没有了踪影，一幅“杭州西湖三坛映月”冷冷地悬挂在里面。又出事了。少石夫妇转移到哪儿去了呢？他心急如焚，却又要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缓缓地从照相馆前走过去……
由于李少石夫妇的身份已经暴露，为了他们的安全，组织上已安排他俩离开了香港，转道南洋再返回内地。而柯麟，仍然隐蔽在香港，继续以行医做掩护，坚持着地下斗争。
时光荏苒，从李少石1933年夏天离开香港，转眼间两年过去了。到1935年的秋天。南华药房又来了一位文人打扮的中年人，他朝药房的招牌细心端详，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他是潘汉年。
门开了，陈志英背上背着一个幼儿，一手提着菜篮，一手领着四岁的小麟出来。她看见潘汉年在打量药房，便温声问道：“先生买药还是看病？”
潘汉年转脸看了一眼陈志英：“买药。”
陈志英回头冲着药房喊道：“有客人买药！”她又转回身来对那人说，“请进，柯医生在里面呢。”
“谢谢。”
柯麟坐在柜台里，见顾客进来，站起身来问：“先生买什么药？”
潘汉年眼里含笑地盯着他，轻声地：“银翘解毒丸。”
柯麟心里一惊，仍然若无其事地：“什么牌子？哪里出品？”
“明星牌。上海出品。”
柯麟抬头仔细注视着潘汉年：“先生，上海的产品没货。”
“没有上海货，江西的产品也行。”
柯麟心跳如鼓：“请问先生，是零售还是批发？”
“我不做零售，专做批发。”
“先生要多少箱？”
“七十一箱。”
两人对暗号越对越急切，对到最后，那人兴奋地：“柯麟同志，你好！我是潘汉年。”
“啊？汉年同志！可盼到你们啦！”柯麟激动地伸出双手，隔着柜台，四只大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柯麟立刻挂起停诊的牌子，和潘汉年来到一座茶楼，找了一个僻静的位置，坐着边喝茶边聊着。
潘汉年是从红军长征的途中受命来香港的，他告诉柯麟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根据地四面受敌，中央和红军已经失去了稳固的立足之地。不得不战略转移，进行大规模的撤退。”
柯麟说：“我从反动派的报纸上零星看到一些中央红军的信息，看着真让人揪心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现在好多啦。”潘汉年说，“今年年初，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从第五次反围剿以及撤退过程中不断总结教训，选出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新的领导核心，并且打出了北上抗日的旗帜。”
“噢。”柯麟兴奋而又专注地听着，这些年，他独自一人隐蔽在香港，对中央的变动竟丝毫不知。
潘汉年接着说：“中央这次派我出来，一是要与外界沟通，建立广泛的联系，二是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最新发展态势。临出发前，中央领导同志特意让我到香港来找你。”
柯麟分外激动，看着潘汉年说：“少石同志走后，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中央的同志了，又不能与广东省委有联系，真是郁闷得很哪！”
潘汉年微微一笑，赞许地：“可中央的同志都知道你在白区的斗争情况，还几次收到你通过香港教会邮寄过来的药品。”
说到药品，柯麟脸上显出遗憾的神色，说：“可后来再寄，就寄不到了。”
“是啊，红军都转移了，你当然就寄不到了。”
柯麟认真地问：“汉年同志，你这次来要给我什么任务？”
潘汉年笑着说：“先不要问任务，我要你见一个老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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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下党人》第十章（4）
“老朋友？谁？”
潘汉年故意卖关子：“他是抗日爱国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骨干分子，见到就知道了。”
柯麟着急地：“我知道这个同盟里有很多是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首脑人物。快告诉我，是谁？”
“不能说。”潘汉年笑着摇头，“我就要给你一个惊喜。”
柯麟跟着潘汉年来到了弥敦饭店，进了大门，来到大堂。潘汉年向周围扫视了一眼，便向一个坐在角落里看报的人走过去。
那人放下报纸，转过脸来。柯麟两眼立时瞪得好大，激动地：“是你？叶将军！”
“柯麟！”两人紧紧握手。
“哎呀！汉年同志说是要见一位老朋友，我万万没想到是叶将军。”
叶挺笑笑说：“是啊，他也不对我说对方是谁，我也没想到会是你啊。怎么样？你在哪里做事？”
“我就在香港。”
“噢，我在澳门。”叶挺说，“可我每个月要来三次香港，要知道你也在香港，我早就去找你了。”
三人进了西餐厅，找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侍者送上三杯咖啡。三人边喝着咖啡边聊起阔别之情。
叶挺想了一下说：“广州起义后，咱们一别就是八年多啊！”
“是啊，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啊。”柯麟感叹了一句，又问叶挺：“我听说你出国后在德国定居了。怎么又回到了澳门？”
叶挺还没来得及说话，潘汉年抢着介绍说：“‘九·一八’事变后，叶将军就在国外呆不下去了。举家回国，参加抗日。”
柯麟兴奋地说，“叶将军，跟日本人打仗，太需要像你这样的军事指挥家了。”
叶挺听了却是一脸的苦笑，无奈地摇摇头说：“我回来就想着领兵上前线，可现如今前途渺茫啊！”
潘汉年介绍说：“叶将军回来后，积极参与了福建事变。当时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活动，声势搞得相当大。”
“惭愧、惭愧。”叶挺谦虚地说，“福建事变，我只是个客座参谋，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当时中央还派我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蔡廷锴谈判，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二十一条。”
叶挺十分惋惜地说：“可惜呀，关键时候，蔡廷锴临阵惊慌，故意躲开，蒋介石耍两面派手段，又重金收买毛维寿军长，结果，十九路军落了个‘五万大军齐解甲’的悲惨结局！”
柯麟也感叹说，“十九路军这样一支在北伐作战中屡建功勋，又积极抗日的名军，却给蒋介石干掉了，真是可惜啊！”
潘汉年举起咖啡杯：“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我们以咖啡代酒，为今天的相会，明天的战斗干杯！”
三只咖啡杯碰在了一起。
离开弥敦饭店后，叶挺告辞离去。潘汉年与柯麟走在街头的林荫道上。
潘汉年说：“叶挺的脱党和消沉，是由于连续的挫折、失败、党内的错误斗争，以及他一时的意气用事而造成的，并不涉及信仰问题。他当年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以共产党的身份参加北伐战争和南昌、广州的两次武装起义。这些经历都是他革命生涯中的光辉篇章。”
“我能理解他离开国、共两党后，要实现救国的愿望，却又在政治上没有依托的苦楚。”
“你说得对。国民党里陈诚、陈济棠都在拉拢他，许以高官，但他不为所动。可是又没有机会和共产党接上关系，几年来一直处在比较尴尬的困境中。中央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全国掀起抗日高潮的时候，随时都需要叶挺将军再次出来指挥部队作战。所以，中央领导要你到他的身边以保健医生的身份做联络工作。”
柯麟对叶挺十分敬佩，一听是这样的任务，十分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