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后，梁漱溟1938年访问延安，半个月中毛泽东与他长谈八次，有两次竟通宵达旦，所以毛泽东后来公开宣称，“我同梁漱溟比较熟”。
毛、梁同庚。梁长毛两个月。
即令在“廷争面折”之后，梁漱溟始终把毛泽东当作朋友。1972年12月26 日毛泽东生日，梁漱溟把尚未出版的《中国——理性之国》手抄书稿送到中南海作为贺毛泽东生日寿礼。12九十四岁的梁漱溟在追忆当年那场论争时检点自己说： “当时是我的态度不好，讲话不分场合，使他很为难，我更不应该伤了他的感情，这是我的不对。他的话有些与事实不太相合，正像我的发言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这些都是难免的，可理解的，没有什么。他们故去十年了，我感到深深地寂寞。” 13这儿的“他们”显然包括周恩来。
至于周恩来，梁漱溟“不计前嫌”，不介意当年说他想“升官发财”、“一贯反动”什么的。他认为周的“人品很高”，自己“不会因为发生一件事情而改变对周的认识”。一直认为周“是天生的第二把手”，并设身处地地想，周在那个会上只能与毛保持一致。
梁漱溟长冯友兰两岁。
他们本有“师生之谊”。据冯自述：1918年他在北大哲学系读三年级时，梁曾授其印度哲学课。1921年梁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美留学的冯得知此书出版“心中惊喜，渴欲一读”。读后致梁一通三千字的长函，谈感想（实际上是书评），并直率地提出“不能赞同之点”。梁漱溟将此信收藏了六十年，聊见他们的诤友情深。后冯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两人交往不断。1971年岁末，梁回忆感慨五十多年前北大哲学系故旧多已凋谢，致冯信云：“难得吾二人还在北京，相距尺咫，岂不可一谈耶？”冯请梁到他家中做客，相见甚欢。饭后握别时冯还颂《论语》：“发奋忘食，乐已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以抒情怀。转至1973 年，冯发表“批孔”文章，梁不以为然。在致友人的书信中直言：“他批孔而谄媚江青，我责叱之。”显示一种诤友精神。1985年，冯九十华诞设家宴，冯女宗璞禀父之意电话请梁光临。梁断言拒绝。但即复信说明拒宴理由：“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参加寿筵。”14磊落大方。冯接信并无愠色，倒觉这种直言，是很难得的。遂命女宗璞寄《三松堂自序》，并信云：“如蒙阅览，观过知仁，有所谅解，则当趋谒，面聆教益，欢若平生，乃可贵耳。”“来书直率坦白，甚为感动，以为虽古之遗直不能过也，故亦不自隐其胸臆耳。”并期冀“实欲有一欢若平生之会，以为彼此暮年之一乐”。15梁接到信后，随即阅读，不顾腰病卧床，仍用三四天时间，坚持将书读完。梁见老友在书中意识到“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真想说的”，如果这样， “就不会犯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了。冯的自我剖析，使梁改变了对冯的态度，谅解了，“由拒不赴宴，变为表示‘甚愿把握面谈’”。遂复函拟往冯寓。冯执意甚诚，由女宗璞陪同于1985年12月24日趋赴梁府相聚。这是梁、冯最后一次晤面，“始终未提批林批孔的事”，又未就“谄媚江青”之事“发表任何意见”。会见时，梁宽容地听了晚辈宗璞一番“童言无忌”的插话。宗璞慨叹“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后的地位”。“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16梁最后以己著《人心与人生》相赠，亲题“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
友事（3）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梁漱溟晚年在与他人的谈话中，多次提及冯友兰等旧雨，特别关心冯的眼疾，淡淡中透出怀旧的情结。冯友兰并不因梁当年的直言批评而心存芥蒂，而是以友情为重，在梁去世后，撰文悼念，颂扬梁“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
冯友兰送的挽联是：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直言。
从上述梁、冯二人的“不快”始，到“为玉帛”止，可知双方都是有理、有礼、有节、有度的，不像有些媒体的夸大其词。
最初《梁漱溟问答录》面世，影响甚大。或因这种问答的形式，让人误以为 “答”是一丝不苟的“实录”，也或因执笔者对问题的描述有失误、措辞不当，有意或无意地拉大了梁、冯两人间的距离。冯友兰之女宗璞立即写了《对〈梁漱溟问答录〉中一段记述的订正》以正视听。“问答录”的作者并没提出异议。十二年后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又写《冯友兰先生与先父梁漱溟交往二三事》坦言“问答录” 确有“失误与缺陷”。17无法倾听三方声音的读者，不免产生困惑。鉴此笔者饶舌一番，力求客观地复述一下事情的始末。
梁漱溟与军阀韩复榘的交情不薄。
韩原是冯玉祥的旧部，当过冯的“司书生”。因韩念过私塾，读过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又善战，深得冯玉祥的重用。冯治军甚严，韩某次不服军令，冯当众训斥，令其滚，并罚跪于会场外墙根下。散会后，冯怒气未消，又给他一耳光，才说：“起来吧！”韩复榘一气之下带领部属开往山东。恰冯玉祥正与蒋介石混战，蒋介石乘机立即任命韩为山东省主席，统治山东八年。
梁、韩相识早在1922年，梁漱溟应冯玉祥之邀，在北京南苑给冯的官佐讲儒家哲学，当时韩复榘是营长官衔，由这次听讲学认识了梁漱溟。后韩任河南省、山东省政府主席，恰梁在此两地搞乡村建设试验重逢。韩为梁的乡村建设试验提供了诸多方便。
韩复榘后来在抗战之初不战而逃。蒋介石为杀一儆百或剪除异己杀了韩复榘。梁漱溟谈对韩的印象时，称他读过孔孟的书，并非完全是一介武夫。
此外，梁漱溟对梁启超向为敬重。然在纪念梁启超的一文中不独表彰他的功德，还评判他在政治上的得失；梁又与熊十力交谊亦深，在追忆熊的文章中亦“指摘”其著述有粗疏和错失的弊端。梁认为“学术天下之公器，忠于学术即吾所以忠于先生”，以为只有此举才不负四十年的交谊。
梁漱溟就是这样的一个“怪人”。他的这种处友方式，他的迂阔与率直在同辈学人中大概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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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后事（1）
仁者寿。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九十有五。在近百年人生舞台上，他饰过主角，演过配角，跑过龙套。辉煌也罢，暗淡也罢，与世人一样，都是历史中匆匆过客。所幸者他以长寿之资，在朋辈友人中最后一个把笑声留给观众。
他弥留之际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对于死，他早参悟已透。他认为佛家对生命的态度是“不求生，不求死”，顺其自然。他于1988年4月底因病入院，儿孙昼夜轮流陪床伺候左右。5月他还接受一台湾记者的采访，只说：“注意中国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此可视为他的遗言。5月11日他把长子培宽呼之床侧，示意有话要说。培宽备好纸笔。他说： “人的寿命有限度。大夫说医生治得了病，治不了命。我的命已经完了，寿数就这样了。有时候吃点药，吃点合口味的东西，就可以了，不必延长寿命。”培宽问他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只坦然地说：“火化。”
梁去世后，例行的追悼会是要开的。中央统战部为梁漱溟起草一份《生平》。关于1953年一事第一稿中写道：“受到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家属认可。可在修改稿中莫名其妙地被改为：“受到批评。”“第二稿和第一稿的区别在于，第一稿隐含梁漱溟不曾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和因此而受到不恰的批评之意。但后来这两点意见被去掉，即恢复当年的提法。”本来统战部以尽快送印刷厂打印为由不让家属看修改稿。经家属再三要求，才让过目。家属在电话中向拟稿人表示反对：“如不改为第一稿中的表述，家属将不出席次日（7月7日）的遗体告别式。”统战部不得已，约请梁氏兄弟去面谈。梁氏兄弟表示，文字如何表述，以事实为准。当年明明是“批判”，《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现在为何将“批判”改为“批评”，令人费解。对方无言以对，只反复重复劝其“希望以大局为重”、“明日家属务必出席遗体告别式”一类的话。家属据理以争，不肯让步。家属不在乎评价如何，只要合乎事实就行。梁漱溟生前概不接受说他反对总路线，子女们就不能替他接受。商谈从大会议室改到小会议室，由中午拖到开晚饭。相持不下。统战部请来民建的孙起孟先生、民盟的叶笃义先生从中转圜。两位先生感到此事棘手，觉得家属持之有理。一说：“原来第一稿不是挺好吗？”一用“晓以大义”劝说。又陷入僵局。双方的心理底线是：干脆将这一段不写入“生平”。但双方谁也不肯先表态。最后由孙起孟提出。家属也通情，即作附和。统战部的同志不敢表态，说待请示。云暂且休会，吃饭，准备晚饭后再谈。出门时适遇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同志外出归来。阎明复听完双方意见后表态：梁漱溟先生生平的稿子，本来不是统战部所能写的，他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又说：“那就不写这一段吧。”因此，1988年7月8日，新华社播发，刊在《人民日报》的“生平”中留下了1953年那段“空白”，文章的标题是《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梁漱溟走完百年人生旅程》。
梁漱溟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告别大厅。
灵堂入口大门上悬挂的挽联是：
百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