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记凌叔华题徐志摩墓诗碑》一文寄给我一读。我觉得这史料新鲜，且言之有据，不敢迷信正确与否，总觉得最起码是一家之说，可供史家研究。于是我将其推荐给《文汇报》和香港《大公报》发表了。吴令华说，1933年夏，父吴其昌回硖石度假，徐志摩父亲请他吃饭，托他请凌叔华为徐志摩题诗碑（实是催请）。这很自然，一徐、吴是至亲，二吴其昌与陈、凌夫妇有谊。吴其昌因抗日被清华解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与陈西滢是同事；凌叔华又曾为他的《散文甲稿》设计过封面，交情颇深。吴其昌在硖石便发快信致凌叔华，转述徐申如的要求。读刘绍唐的《徐志摩的感情世界》一文，查考凌叔华致胡适的二十五通信和《胡适来往书信选》，关于凌叔华为志摩写碑文一事有明确记载，觉得真实可信。凌叔华接到吴其昌催题墓碑的信后，过些时日，才题词“冷月照诗魂”。徐申如为何坚持独请凌叔华题，凌叔华为何也乐意，这就不难看出徐申如“希望志摩和叔华联姻”的本意和徐志摩与凌叔华之间那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愫了。题写什么辞句为好，凌叔华是很慎重的。她曾于1933年1月31日致函胡适请益：“现在有一件事同你商量，志摩墓碑题字，申如伯曾来信叫我写，好久未敢下笔。去夏他托吴其昌催我，我至今还未写，因为我听了几个朋友批评所选‘往高处走’之句不能算志摩的好句。去年方玮德他还提出那句‘我悄悄的来，正如我悄悄的去’（《别剑桥》）比这两句合适，我想了也觉得是，近来更觉得‘往高处走’句有点符合‘往高处爬’‘往高枝儿飞’种种语气，本来就有不少人以为我们的诗人是高贵闲人之类，如果刻上 ‘往高处走’句，必定有人讥笑这是诗人生前本如随园的‘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了。我想了差不多一年，总想写信同你商量商量，请你另找两句……” 凌叔华也自谦说：“当然如果你们可以另找一个人写，我也很愿意奉让，因为我始终都未觉得我的字配刻在石上。”（四川文艺出版社，《凌叔华文存》第918页）
“冷月照诗魂”这块碑后来确实立了。据吴令华说，她的表兄徐璇教授于上世纪70年代还乡谒志摩墓，于下山时道旁发现它“横卧泥中”。且美术史专家、吴其昌的连宗兄弟吴甲丰也见过。他俩还共同赞赏凌叔华将林黛玉的“冷月葬诗魂” 易一字用于志摩墓，贴切而自然。
“冷月照诗魂”字是凌叔华写的无疑。但这句诗是胡适应凌叔华之邀“另找两句”“找”出来的，还是凌叔华自拟的就难以稽考了。
走近钱锺书（1）
1998年12月19日，惊闻钱锺书先生溘然仙逝，不胜悲哀。我有幸与先生有音问之雅，但无一面之缘。两年前写就此文，压诸箱底。现谨以此文聊作心香一瓣，薄奠先生在天之灵。
——题记
当历史老人拂去往事的尘埃，《围城》再露峥嵘的时候，作为读者，谁不想破城而入，一睹城内的风景，体味一下城中人的酸甜苦辣，长点见识？作为编辑，谁不景仰那尘封已久的“古钱币”钱先生，钟情于他的书稿，以编一部他的佳构为荣？
我不讳言，我是凡夫俗子，无论作为读者抑或编辑，我都是一个拜钱主义者。
十年前，我参与创办《东方纪事》，其时全国各类刊物如林，为使该刊在全国有一席之地，我们策划要以全国一大批名人为依托，争取他们的支持，把刊物办出品位来。在编辑部列的一长串“名人”名单中，钱锺书（1910—1998）、杨绛被列于榜首。说来很可笑，那时编辑部三位同仁都是刚从外单位调入的，别说无缘与钱氏夫妇相识，与文学圈内其他名流也如同路人，甚而连合适的牵线搭桥者一时都找不到。更况钱先生的耿介绝俗与他的大名一样，如雷贯耳，欲组他的书稿谈何容易。据说“堡垒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们把攻关的焦点放在杨绛先生身上。当《东方纪事》创刊号面世时，我们从中国作协花名册上找来钱先生的地址，试着寄给杨先生，并附一长信，推销自己和刊物，恳请她对刊物提意见、赐稿。他们是江苏人。我牢牢抓住乡情这根红丝线，祈求她支持故乡的出版社，造福桑梓。饱读诗书的杨绛先生温良恭俭让，复信不忘鼓励勖勉一番。打那以后，除定期寄奉杂志间或寄点社里有品位的出版物外，逢年过节不忘寄张贺卡，送本挂历什么的，嘘寒问暖作感情投资。她老亦投桃报李寄贺卡、赠书。记得她收到我社出版的《蒋碧微回忆录》一书后，十分高兴，说大家都争着看，未及她读完，被友人借去先睹为快了。我投其所好，马上又寄一本，哄得老太太再三鸣谢。惭愧，真难为杨绛先生，我本是有所图的小人，故音问不断，累得她每信必复，这令我深感不安，再三声明请她无事不必作复。渐渐地，我在致她的信中都附上一笔问候钱先生。她的每每来信也缀上“锺书附笔问候”。杨绛的字一笔一画极为工整、清秀，一次意外地我发现信封字迹风格剧变，十分流畅、潇洒，充满书卷气，我断定为钱锺书先生所写。我早耳闻，他们夫妇的书名不少是相互题签的。夫人写信，先生书信封，珠联璧合，不失雅趣，此举正显出钱锺书、杨绛夫妇的鹣鲽之情。
次年，社里拟出版一套“名人丛书”，在《名人忆往》一卷内收有钱、杨的作品，我请杨绛先生代转一函给钱先生，委请他为该丛书题签，以壮声威。孰料，钱先生复信云：“十分惭愧我承你品定为‘名人’，那证明我主观上虽不想‘欺世’，而客观上已经‘盗名’了。”他又以他的书法很糟和右拇指患腱鞘炎掣痛不能握管谢绝，还求我“谅宥”。信写得极其温和，诚挚感人，活脱脱的一个慈眉善目的老爷爷形象，明明是拒绝了你，也没让你觉着丝毫的不舒服。
走近钱锺书，出师不利，抬腿迈出第一步，老人家便下口令“立定”了。此举，以失败告终，但我不想“向后转”。
是时，钱锺书热正在全国酝酿中逐渐形成。《钱锺书研究》已出第二辑，花城版《钱锺书论学文选》已问世，《围城》正一印再印，传媒说要拍电视剧。文艺界一切向“钱”看，成了热点。鉴于此，我向社里提出出版《钱锺书全集》，选题顺利通过，我自诩有与文学前辈“玩得转”的经验（嘴甜、手勤、腿勤，外加脸皮厚），请缨上钱府攻关；显然是夹着私心，要走近钱锺书。第一次拜见老先生，又请他授权出书总不能光着手。塞红包？老先生早有“我姓了一辈子钱，还迷信钱吗”的名言，出版社亦不作兴这个，厚礼也不免俗气。他不是叫“锺书”嘛，送书吧。适逢那时江苏古籍出版社刚刚出版《清诗纪事》，二十卷，亦算家乡的“土特产”，讲得出口，拿得出手，再合适不过的。一套《清诗纪事》，一堆庞然大物，我一个人折腾不了，邀同仁田迎春君偕行，兴冲冲进京。为了能与钱先生对话，遮浅薄之丑，我临时抱佛脚，翻钱氏家谱，读《钱锺书研究》等有关文字，忙得不亦乐乎。早闻钱先生杜门谢客，钱门由杨绛老太太一人当关，万夫莫开。我们决定不打电话，直闯三里河。不知是为表虔诚，还是为出版社省钱，那天没有打的，那一包十多公斤的《清诗纪事》，真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三步一歇，五步一停，时值隆冬，两人还是忙得大汗淋漓。同仁田君打趣地说我们这是往麦加朝圣。我说我们是董存瑞，这包“炸药”还怕攻不下钱老先生的堡垒？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扛着这包书爬上钱寓楼梯时，我兴奋地想到下次来时扛的是《钱锺书全集》，那一定轻松愉悦百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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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锺书（2）
按响门铃，开门的是清秀、小巧、温文尔雅的杨绛先生，花白的头发，戴着细边眼镜，惊诧地打量着我们这两位不速之客。我先行一躬，致歉打扰，再自报家门。“哦”，杨绛一听笑脸相迎。让座、奉茶，说室内暖气足，建议我们脱大衣以防感冒。我伺机打量一下钱宅，偌大客厅，空屋不见人，钱先生一定是听到电铃声吓跑了。室内窗明几净，厅内只有一幅中堂，案几上陈着笔砚。好像只有两只书柜，并非坐拥书城（他们夫妇是功夫在书外）。两只单人沙发，朴素、简洁得一如主人清淡、典雅的风格。我看得出杨绛先生看我们“炸药包”时的惶恐和不安。我也觉得挺尴尬，一种难言的送礼人比收礼人更难受的尴尬。我忙说这次进京组稿，社领导让我们顺道看望一下两位先生，捎上家乡刚刚出版的《清诗纪事》，供先生披览、消闲。杨绛听着，淡淡一笑，指指书橱：“有了，有了。”恼人的是早有人捷足先登。图穷匕首见，客套一番之后，我便开始游说，真像解放军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提出我社拟出版《钱锺书全集》的构想，从意义讲到操作细则。杨绛先生微笑着安详地倾听我的一番劝说后，她诚恳地表示谢意又委婉地表明“此事不妥”，大概为给我们台阶下，她说要听钱锺书本人意见再说。
在京组稿呆了数日，当我回到出版社上班时，钱先生的信已静静地躺在案头。为求真起见，斗胆侵权照录：昌华先生编席：
不才两月以来，身心交惫，遵医嘱，终日偃卧，大驾来失迎，歉憾之至！《清诗纪事》颇多采及拙著，故苏州大学主编者曾以全部相赠；复蒙惠赐，虽“好物不嫌多”，然“与友朋共”，即以贻一学人。借花献佛，而饮水思源，不敢忘，尊锡也。特此致谢。顷获大函，语重意厚，感愧感愧！近数年京、穗、宁、渝、港、台出版家均以印行“全集”相请，弟一概坚辞，故台仅刊“钱著七种”，穗仅刊“选集”。为弟搜拾旧作逸文者亦有六七人，以目录相示，弟不加增减，但答以有著作权，不同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