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台北王绍斋等著《俞鸿钧传》（第174至180页）：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2）
……民国三十七年（1948）底，大陆军事逆转，局势迅速恶化。10月，整个东北九省沦于解放军之手，12月，徐蚌会战失利……举国上下，惶惶不可终日。便在这个国脉如丝，危疑震撼之际，俞鸿钧鉴于上海中央银行里库存的黄金是国家金融命脉，唯一重要资产，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做了一个决定……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运到台湾，以策安全。当时俞鸿钧系以其亲信干部——央行秘书兼机要主任何善垣、央行秘书处处长陈延祚分司内外勤工作。由他亲自领导，组成了一个最机密的工作小组。由陈延祚负责对外联系交涉，调用海军舰只、部署沿途警卫、洽请实施*，安排驳运人手……内部，则在他的总裁办公室后面腾出一间小办公室，由他和何善垣食于斯，住于斯，撰拟、核可、缮校、用印于一切必要公文于斯，自始至终，足不出户。第一批黄金起运之夜，军方实施特别*，上海外滩一带断绝交通，行人车辆一律严禁通行。直到严密装箱的黄金一一安全运上海军巡逻舰，解缆启碇驶出吴淞口，外滩一带方始解除交通管制。然俞鸿钧又在办公室里焦灼紧张，绕室仿徨，惟恐解放军拦劫，或是途中万一有失。他一连几天几夜不眠不休，坐立不安。最后，终于接获台湾方面发来的密电，所运黄金全部平安抵达。他这才长长的吁一口气，如释重负的到上海北火车站去搭乘火车。这时候，国库存金已经有绝大部分运到台湾了。
……库存黄金运送台湾一事，完全是俞鸿钧个人鉴于时局逆转，默察形势，当机立断，所作的一项重大决定。因此他在黄金安然运抵台湾之后，必须由上海连夜乘车直驶南京，向最高当局当面报告。……两天后，上海第一大报申报出现了一则简短的消息，某夜中国银行曾运出物资若干箱。是什么物资，一共运出了多少箱来？一概语焉不详。至于把中央银行错成了中国银行，那是因为两行本来就比邻而设，而且还共享一条巷子进出的关系。
此书是1986年出版的，蒋介石已于1975年过世，强人时代已进入末期。台湾继任领导人蒋经国，糖尿病等慢性病缠身，风烛残年，于次年（1987年）10月毅然解除*，开放党禁，并开放台湾民众大陆探亲。在这种时代的潮流下，《俞鸿钧传》的作者才能提到大陆黄金运台的敏感往事。
但是，这段记述中有些明显错误，首先是俞本人单独作此当机立断的一项重大决定，这可能吗？这牵涉中央银行之外的其他独立机构，像海关、陆海军，以央行总裁有权调动吗？其次，另项错误是并非由海军的军舰运，是用海关缉私舰运送，军舰（“美盛”或“美朋”号）仅做护航的工作。如前述，此批黄金确如报载，是由中国银行运出，是“俞传”作者错了。
此件极为重要的关键决策，若无当时在南京的蒋介石总统在幕后决策，那位俞总裁就实在是太“胆大妄为”了，相信俞之能再任央行总裁，也是蒋刻意安排的！且看这一年的前几个月蒋的行踪及动作：7月18日，他颁布“全国总动员令”，表明“戡乱到底”之决策；9月27日，解放军攻克济南；10月2日，蒋巡视沈阳，已知东北整个局势恶化；10月5日，抵天津，了解整个华北也须做最坏打算；巡视完东北及华北后，到上海，10月8日召见俞鸿钧及蒋经国，极可能蒋于此日已指示俞应做最坏打算。照前述，蒋日记到11月里已决定把央行大部黄金转移“储存地点”，此“安全地点”就是隔海的台湾。
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3）
之前，蒋介石在1946年10月21日偕夫人宋美龄访问台湾，于27日在台北发表感想说：“以台湾教育的普及，社会基础的健全，三五年之后，必可成为中国之模范省。”虽是官方文告，可谓印象良佳，尤其*打游击出身，没有海空军的基础，台湾海峡就可成为安全的天然屏障。
这种以台湾为未来国民党政府之“复兴基地”、逃亡之“避风港”，或正如他自己日记里所说：“缩小范围……另起炉灶”（1948年11月24日）。如前述、蒋早在1948年2月已经以自己官邸卫队中的亲信官佐作为基础的一支“台湾警备旅”，在台成军（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原任卫队副的王惕吾（后以运台黄金开办《联合报》及美洲《世界日报》）即担任其中第二团团长。“台湾警备旅”在1950年普遍缩编的情势下，反而逆流扩编为一步兵师［《撤台前后的陆军整编（1949—1958）》］。1948年11月初沈阳失守，东北全陷，国民党军队精锐的32个师完全丧失，解放军大举入关，淮海战役开始。该月下旬，黄百韬兵团覆没。11月28日，宋美龄飞美，争取美国给予紧急军事和经济援助，但遭杜鲁门总统之冷落（回顾她六年前也是同时节访美在参众两院演说的风光无限，能不令人浩叹？）。除战场上失利外，蒋此时又紧受李宗仁、白崇禧为核心的桂系的压力，要逼他早日下野。腹背受敌，他心知，央行这些金银美钞必须在下野前移送安全地点了。
至于运出的时间与国库金银的数量，就要从其他相关文件数据来做客观交叉查证。从10月8日得到蒋的指示，俞鸿钧已经开始做万全的准备工作。更有以下近期资料为证。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中央银行档案》记录
200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之《民国时期档案汇编》（以下简称《民国档案》，2007年），包括一项1948年11月29日中央银行发行局签署：
谨密陈者：上周据台处沈代表祖同来局密洽，已奉钧座密谕，向职局接洽移动库存准备金项下之一部分黄金至台北存储，当经面请钧座核示移动办法。奉面谕，此项移动之船只，由沈代表及粤行丁经理负责办理。职局应先将库存内之黄金贰百万两，先行妥为装箱，备运台北，由台处沈代表祖同负责妥密保管，并饬指派押运人员及长川驻台北协助沈代表照料库储者二人，让沈代表指挥监督等因。自当遵守。兹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计共柒百柒十四箱，合纯金贰百万零四千四百五十九市两点五零陆。兹又据沈代表、丁经理通知，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随行护航，准于十二月一日午夜装运，首途至基隆登陆转台北。职局拟派一等专员兼出纳科主任陈舜、襄理何骧、调拨科主任瞿锦波、副主任刘光禄等四员，陏舰押运。其中陈、瞿两员因在沪职务重要，押运到达目地妥交后，仍即返局，何、刘二员拟属长川驻台，归沈代表指挥。监督服务。上项黄金俟装出后，拟即在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下付出，列记寄存台处户名列帐，并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所有奉命筹运情形，理合具签呈报。是否即装洽妥舰只运存台及拟派押运或留驻人员是否允当之处，统祈钧座核示，以便遵办为祷。谨呈
总裁
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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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运金（4）
卅七年十一月廿九日
附注奉总裁批：照办十一月廿九日
此处总裁是俞鸿钧，副总裁是刘攻芸。此一关键文件其实部分引自《民国档案》季刊（1989年第1期，第51至52页）‘国民党政府撤离大陆前向台北厦门密运现金一组资料’（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并有以下来去电文摘录：
11月29日代电警备部，告知*时装运人员活动地区，请加派警卫并协助（代总裁批发）。发电10784。
12月1日代电驻台沈代表，告知妥密存储、负责保管，并为协助办事起见，派何襄理、刘副主任长川驻台。发电10783。
12月3日函警备部包参谋长送还通行证、臂章等件（陈副局长私函）。发文5771。
12月4日陈、瞿电复到基。
12月5日抵台北进库。
12月8日电告何襄理、刘副主任凭运送请单，另立纪录簿记帐，并填制收付报告表寄局。发电10889。
以上档案证实了美国人李度的说法，但不是80吨黄金，而是2004459市两，是公吨，连箱子也不可能将近80吨（纯金是69美短吨或英长吨）。箱子是774箱，平均每箱装纯金81公斤（约178磅，2600市两），如每箱里是六块金砖，每块体积只有650立方厘米（乘以纯金比重则近400市两一块）或15厘米长×10厘米宽×厘米高，比一般砖墙的砖头还小些。
这里也点明，这些金子是“……金圆券库存现金准备（金）”，还需要“……密报‘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核审”。明显地，这批黄金是属于全中国老百姓的国币准备金，只是转移“储存地点”，大半流入台湾银行及台湾民间，但也支撑了台湾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经济与军费，其余做了新台币的准备金，稳定了新台币，为开展台湾半世纪的经济发展和起飞打下了基础。到今日，台湾国库还存有当时大陆运来的“原金”约100万市两。
此外，曾任中央银行副总裁的李立侠（原任稽查处长）回忆：
……午夜由上海装载，当时整个外滩*，这批总数为二佰万四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五十七万两千余两（按：约18吨），仍由“海星号”装运，“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
此段李立侠的回忆，提到另外的572000余两（《远望杂志》1992年2月1日），在1948年底前运离上海。这18吨已经包括在李度所说的海关缉私舰所运80吨黄金里面了，运出上海时间是在1949年元旦夜（见下文《中央银行档案》），但从哪个仓库运出，却是一个谜，因为12月1日以后不久，上海滩的中国银行日日夜夜已受挤购黄金的群众所包围。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