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总裁名义，也就是这段时间，蒋把一件极重要的任务交给他，即是前文所说的“第二至四批黄金运离上海”及央行的部分外汇及大部纯银银圆，也就是当年中国央行“现金”的半数以上，以“预支军费”名义转移到他手中，尤其是厦门的军费黄金，是以先父个人名义转入账中（《大溪档案》电子档“厦门分行代付拨交联勤总部吴署长嵩庆黄金数量”）。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吴嵩庆—1949年“预支”军费的负责人（2）
2008年秋，笔者从刚公布的蒋介石内战日记得知，蒋在1947年底调先父入（南）京时，已对国民党军队“陈旧”的军需系统完全失望。先父甫上任，得到的指示就是如何“落实”发饷人数，也就是把民国以来军中最令国人垢病的“吃空缺”的恶习纠正过来，但谈何容易。直到去台湾，先父与他的财务同仁才能点名（核对照片）发饷到每位士兵，在50年代完成蒋交办的任务。
俞鸿钧把260万（市）两黄金移到台湾，其价值当时约为亿美金的话（当时一英两市场价为50美元，一市两则为55美元），那先父经手的“军费”就在2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比俞鸿钧所运黄金价值还要多些。他的清廉，在台湾是有目共睹的，作为他儿子的笔者曾经见证了三件事，可与读者分享：
第一是，1957年笔者在台湾的大专联考中分数考得颇高，可进当时最热门的台湾大学的所有学系，但差一分进我的第一志愿台大医科（全台最高录取分），那时高雄医学院医科已开办，如我填的话，可能是前几名，但这所私立医学院学费是新台币5000元，美金125元左右，是台大的20倍，但我家无法负担，这就开始了我一生中最暗淡、最失意、最感挫折的12年。直到1969年，我以自己的“成绩”进了美国排名前列的医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自己借债去完成学医的志向。
第二是，1964年出国留学，先父向蒋经国借了1500美金做旅费及生活费，不到一年母亲来信，说被催还此款，幸而当时我在圣路易市的华盛顿大学有奖学金（每月200美元），省吃俭用，刚好够还此款。
第三是，1991年9月，笔者赶回台北料理父亲丧事，亲自经手他一生的积蓄款项，包括他30年的军职，11年担任唐荣钢铁公司的董事长，及最后12年在一家私营机构（万邦公司）任董事长的收入，他全部财产是现金300万元新台币（加上约90万元的人寿险及奠仪）。我母亲手中也有约同数的积蓄。这就是他俩一生的积蓄，这不到800万新台币就是我母亲赖以维余生的钱（还须维持一位来台依亲及照顾她晚年的儿子一家人的生活），直到她九年以后以百岁高龄去世。2000年11月办完母亲丧事后，剩余的就让留在大陆的三个儿子分了。至于宿舍房子，是台北收支处长王逸芬在1949年替我们安排的，当年巷口还有猪舍，现在则是近建国花市，台北的黄金地段，光是土地就价值近亿元新台币，但先父在世时拒绝友人建议以新台币20万即可自己买下当时时价超过千万元的寓所，他对好意相劝的友人说：“我一生为公，不愿到暮年来占公家便宜。”他当然希望在两老过世之后，此项公屋就干干净净地交还公家，更不要没替国家出过力的子女“来占公家便宜”。
先父的教育
父亲生于1901年阴历正月初九，该日是地藏王菩萨（这是位发愿“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菩萨）生日，所以在台北每年他生日的清晨总是被鞭炮声吵醒，像是为他祝寿似的。
他5岁到15岁上的是家乡浙江镇海附近的小学，先是念沙头的青峙学堂，6岁改念较近的七星延陵学堂，此校当年是先祖父吉三先生与一位叔祖合资新创的。
到16岁先父就进了宁波北岸的裴迪学校，是英人所办教会学校，前四年是中学，后两年是大学预科，他念了三年之后，就转入上海沪江大学的高中部，毕业后进入大学部，民国十四年（1925）从商科毕业，已内定他到宁波四明中学任商科主任（两校均为美浸信会所办）。1926年冬我叔嵩寿以伤寒在校去世，父亲就离开此伤心之地。据笔者所知，他在四明中学教书的时候，教过一位后来台湾医学界的名人，那就是农复会的卫生组长许世巨。许是最初推动台湾家庭计划的发起人，是人口计划的执行人（会同周联彬教授），后来曾得菲律宾著名于亚洲的麦格塞塞奖。1972 年我从霍普金斯医学院毕业，在台北的校友聚会上许老告诉大家，说先父曾在四明中学教过他英文。
他在宁波、上海念书的时候有两位要好的同学。一位是叶良光，在抗战胜利后我父担任财务署长后，一直追随父亲身边，财务署台北的地下金库有三把锁，其中一把钥匙就在叶的手里。另外一位是陈舜畊，在中国铁路界是有点小名气的，抗战胜利后曾任津浦铁路局局长，到台湾后曾任台湾省铁路局局长。他影响我父亲甚多，他与蒋家关系甚深，就像俞鸿钧与蒋家的关系建立之渊源有周雍能，我父亲与蒋家的关系有一部分是由于有双方都熟悉的陈舜畊。舜老的姊姊陈志坚是蒋经国母亲毛福梅的结拜姊妹，蒋经国在上海念初中时，就是由陈果夫与陈舜畊照顾的。笔者曾为他在《传记文学》写过一个传。陈先我父亲去欧州留学，当然也影响到我父亲，他后来也去法国留学。
1926年，北伐军一路破竹到上海，我父亲承陈舜畊的介绍进入上海龙华卫戍司令部任少校秘书，司令官是白崇禧，而陈自己则到蒋介石身边任机要秘书。有些奇怪的是，陈在上海这么久，还去黄浦军校教过书，应该知道追随蒋和追随白有多大区别，完全是不同系统的嘛。（幸亏后来父亲离开白，去了法国念书，回来后才被留法同学汪日章介绍到蒋的身边。）次年6月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还是少校秘书，而此时陈舜畊已离蒋去欧洲留学去了。行军到保定时，指挥部取消，就失业了，其时北伐军已入北平，统一在望，先父或因陈舜畊在欧洲之故，也决心出国留学。承白崇禧之助，在1928年替他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大学院（今之*）院长蔡孑民（元培，浙江绍兴人，1868—1940），蔡元培给他一个特约编译员的名义，月支薪100元作学费，自出国之日起支，使他有去法国留学的机会。那年10月，先父由上海乘轮赴法，因为在北伐行军时“看到各地鄙陋情形，深感市政建设当为建国之重要一环”，就选择进入巴黎大学法科附属市政学院，两年半后毕业，获硕士学位返国。
服务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夫妇建立的渊源（1）
父亲嵩庆公在1931年夏天由法国回国，“经过几个月的失业，饥不择食，经友人介入铁道部任文书科员一年余”。据他告诉家人，每天无公事可办，就到图书室去念书。但是笔者在2009年无意之间在网上发现，先父那一年不仅仅在图书室读书而已，也晋升了一级。
193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胡愈之主编的《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向全国发出400余封征文信，寻求答案：“先生梦想的未来中国是怎样？”回复的142人中，有老舍、巴金、朱自清、梁漱溟、郑振铎、柳亚子、谢冰莹、林语堂、张申府等近代史上知名人士，先父以一铁道部的低阶职员，不知何故在此《东方杂志》里也留下了雪泥鸿爪，这或许是他平日在此杂志投过稿而列入征文之列，但在他自传里丝毫未提及。《东方杂志》（1933年1月第30卷第1期）记下：“铁道部一科长吴嵩庆所梦的是：‘废除军备、国界、种族而臻于大同’。”这种理想，当然来自传统儒学与在巴黎留学时亲身体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息战思潮。1931年，中国正经历“9？18”事变，惨受日本及列强的侵略，祖国能无军备吗？多年后，先父又奉命出掌国民党军队财务与军需署，所管正与军备有密切关联，与他刚回国的理想相去甚远，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在*的大时代中，有几人还能紧抱自己最初的梦想，而不为时势所推移？（刘瑞林编，《温故之五：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上）》，广西大学出版社；刘仰东编，《梦想的中国：30年代知识界对未来的展望》，西苑出版社）
1933年夏他的留法同学汪日章（1906—1992）来信，那时汪任军事委员会机要室秘书［主任是毛庆祥（1898—1998）］，谓该室有一中校秘书缺，问他“愿否屈就”，先父认为这是一大好机会，随着向铁道部请假赴庐山，与毛庆祥及汪日章同见蒋，蒋看他履历书，知道他为沪江大学毕业（蒋曾资助陈舜畊念沪江大学），又留学法国，即说：“好，好，好好工作。”（按：这就是蒋最早期的“侍从室”，是从1932年南昌“剿匪”时开始的。到抗战时，才扩大编制，正式称为“侍从室”，只是蒋比较低调，其实这里面人才济济，尤以抗战时为然，是蒋培育及观察人才之所在。）
先父晚年在台湾曾提及该次去庐山一逸事。一日，与汪等出游，帽为风吹落山去，汪日章即大声向先父笑道：“你出头了！”此次庐山之行，确是先父一生关键的转折点。汪别名荻良，亦一奇人，在蒋事业之巅峰时，即1938年抗战初，离开蒋侍从室少将第四组长的职位，去从事他的油画生涯。他留法时原是学艺术的，1947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今中国美术学院）校长。先父周围，就有多位类此视富贵如浮云、有胸襟的道义之交（可参见敝著《黄金档案》的人物篇）。
不久，侍从官交来父亲的履历书，上面有蒋的批示：“准派为机要科长”。换一个人，一定非常高兴，留学巴黎大学，拿了硕士回国做个科长也不算过分，但我父亲看了：“大吃一惊，我对庆祥兄说：这绝对不可能，必是委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