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惹麻烦的。”
在小街的拐弯处有一个广场，里面的建筑都是些富丽堂皇的老房子，其中有一幢是杰基尔博士的。厄特森先生敲响了前门，仆人开了门，告诉他博士这会儿不在家。
“我看见海德先生从屋子后面的街上，从实验室的门进来了，”律师说。
“是的，厄特森先生，”仆人回答说，“海德先生自己有钥匙，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主人吩咐过我们要服从他。”
厄特森先生回家时，心里更担心了。
两个星期后，杰基尔博士请老朋友上他家吃饭，厄特森先生也去了，而且一直呆到别人都告辞了。
“杰基尔，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律师说，“是你那个遗嘱的事。”
杰基尔博士五十开外，高高的个子，身材匀称，总是一副安详、和善的表情。“我可怜的朋友，”他说，“真没必要担什么心，就和那个可怜的兰宁医生一样，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他却说是‘幻想的垃圾’，他真让我失望。”
律师并不想谈兰宁医生，他接着说：“你明白，我从来就没同意过你那个遗嘱！”
“你早告诉过我好几回了！”博士的话有点刺耳。
“那就好。不过我最近听到一些有关你的朋友海德的事，”律师继续说。
博士那英俊、红润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灰白。“我不想再听了，”他说，“你不明白，我现在的处境有多困难，多痛苦。”
“把一切都告诉我，”厄特森先生说，“我会尽力帮你的。”
“你待我真好，可这是我个人的事。我只能告诉你一件事——只要我愿意，随时可以摆脱这个海德先生。但有一点希望你能理解，我对可怜的海德也极为关注。我知道你见过他——他告诉我了，我担心他对你有所冲撞，但我确实很关心他，要是我出了什么不测，你一定要保证让他继承我的财产。”
“我没法假装自己喜欢他，”律师说。
“我并不要求你喜欢他，”他的朋友说，“我只要你帮助他，要是我不在了。”
“好吧，我答应你，”厄特森先生忧郁地说。
3 卡鲁命案
差不多一年以后，一天晚上在伦敦，一个女仆坐在她卧室的窗台边，看着洒满月光的街道。这时，她看到一位满头白发、个子高高、面容矍铄的老人沿着马路走过来，迎着他走过来的是一个身材矮小、年纪稍轻的人。老人彬彬有礼地和那人说着话，据女仆后来讲，他好像在问路，然后女仆又转眼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认出了他。
“是海德先生，”女仆后来讲，“他到主人家来拜访过一次。”
那姑娘说，海德先生手里拿着一根沉甸甸的手杖，一边很不耐烦地把玩着，一边听着老人的话。突然间，他的怒气一下子爆发了。
“他好像疯了一样，”女仆回忆道，“冲老先生挥着手杖，老先生往后一缩，非常惊讶，接着他抄起手杖，举起来就打，把老先生打倒在地。他拼命用手杖狠揍无助的老人，我都听见了骨头碎裂的声音……这太可怕了，我觉得一阵难受，眼前一片漆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她苏醒过来，已是凌晨2点了，她去报了警，凶手早已逃之夭夭。尸体还躺在地上，旁边就是凶器。手杖从中间断开了，一半滚落在尸体旁边，另一半警察断定是凶手拿走了。在死者衣袋里发现了一块金表和一个钱包，但没有名片或任何纸张，只有一封信，上面写的是厄特森先生的地址和姓名。
警察第二天一早就把信交给了律师，他们一起赶到警察局，尸体还在那儿停放着。
警长带他看了尸体。
“不错，我认识他，”厄特森先生心情沉重地说，“他是丹佛斯·卡鲁爵士。”
“谢谢您，先生，”警长说，“您也认识这个吗？”说着他拿出折断的手杖让厄特森先生看，又给他讲了女仆看到的情况。
厄特森先生一下认出了手杖，“是亨利·杰基尔的手杖！”他自言自语地说，“是我老早以前送给他的。”
他问：“这个海德先生是不是个相貌凶狠的小矮个？”
“女仆是这么说的，先生，”警长附和道。
“跟我来，”厄特森先生对警长说，“我想我知道他住在哪儿。”
厄特森先生把他带到海德先生名片上的地址，在伦敦的贫民区，在一条到处是低级酒馆和饭馆的街上，这就是亨利·杰基尔心爱的朋友的家，而且他还要继承杰基尔的25万英镑！
一个老女仆开了门，满头白发下面是一张光滑的脸，带着虚饰的微笑和不怀好意的眼神，但不管怎么说，她还算客气。
“是啊，”她说，“海德先生是住在这儿，可这会儿他不在家。昨晚主人很晚才回来，可不到一个小时就又走了。”
“这样的事很少发生，是吗？”警长问。
“才不呢！”仆人答道，“他经常出去，一走就是好几个月。”
“我们想看看他的房间，”厄特森先生说。
“哦！那可不行，先生——”女仆说。
“这位先生可是警察局的警长，”厄特森先生说。
“啊！”女仆叫了一声，看起来不同寻常地高兴，“海德先生出麻烦了！他干了什么？”
厄特森先生和警长彼此看了看。“海德不太得人心啊！”警长说，接着又对女仆说：“那么请允许我们进去看一看。”
在这幢房子里，海德只用了两个房间，都布置得十分舒适，品味高雅，墙上挂着漂亮的画，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但屋里却满地狼藉，壁炉里都是快烧尽的纸片，在这个纸片堆里，警长发现了支票簿的一部分，还找到了另一半凶器。
“太好了！”他说，“现在就去银行，看他们能不能认出这个支票簿来。”
确实，银行的一个户头上以爱德华·海德的名字存了几千英镑。
“先生，他已经在我们手心里了，”警长说，“有凶器，有支票簿，现在只要在‘通缉令’上描述清楚他的相貌特征就行了。”
这可不那么容易。没有通缉犯的照片，能描述他外貌的人，说法又都不一样。只有一点大家都同意，那就是，像女仆所说的：“他是个邪恶的人，从他的脸上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4 杰基尔博士收到一封信
当天下午很晚了，厄特森先生才抽出空去杰基尔博士家。博士的仆人普尔马上把他让进去，穿过厨房和后花园来到屋后面的实验室，这是厄特森先生第一次到朋友的实验室来，他好奇地看来看去。
老仆人带他经过实验室，上楼来到博士的私人书房。屋子很大，周围都是镶着玻璃的柜子，还有一面大镜子和一张井然有序的大办公桌。壁炉里火烧得很旺，火边坐着杰基尔博士，面色苍白，十分痛苦的样子。他声音微弱、无精打来地和朋友打了招呼。
“你也听说这事了？”老仆人刚一退下，厄特森先生就问。
“报童满街叫喊，”杰基尔说，“这太可怕了。”
“我要问你些事，”律师说，“丹佛斯·卡鲁是我的委托人，但你也是，我要知道自己该如何行事。你不会想把凶手藏起来吧？”
“厄特森，我向你保证，”博士喊道，“我保证再也不见他了，我已跟他一刀两断了。实际上他也不需要我的帮助了。我了解他，你不了解，他现在很安全，非常安全。相信我，没人会再见到海德了。”
律师听着，一脸的严肃，他不喜欢博士那发热病似的兴奋神态。
“看起来你对他挺放心，”他答道，“希望你是对的，要是抓住了他，弄到法庭上，你的名字也会被提出来的。”
“我对他的确有把握，”杰基尔回答说，“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我的确放心。可有一件事我要请教一下，我刚收到一封信，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交给警方，厄特森，我交给你，好吗？”
“我想，你是不是怕这封信会让警方追踪到海德？”律师问。
“不，”杰基尔博士说，“我倒不在乎海德会怎样。我担心的是自己的名声……不管怎么说，这就是那封信。”
这封信笔迹奇特，线条直愣愣的，签名是“爱德华·海德”。信开头写道：“很久以来承蒙您恩眷，沾沐厚泽，无以为报；实为遗憾。请您不必为我担心，我十分安全，肯定会毫发无损地逃出去，任我遨游。”
“信是邮差送来的吗？”律师问。
“不是，”博士回答道，“信封上没有邮戳，是打发人直接送来的。”
“让我先拿着信，再想想？”律师问。
“希望你能代我作全盘考虑，”他的委托人说，“我已经没有自信了。”
“那好吧。”律师说，“还有一句话，遗嘱里有关你失踪三个月的条款，也是海德的主意吗？”
博士轻轻叹了口气：“是的。”
“他想杀害你，”律师说，“幸亏你死里逃生。”
“这对我也是个教训啊！”他的委托人痛心疾首地说。“天哪！多可怕的教训！”说着，他把脸深深地埋在手里。
出门的时候，律师停下来跟普尔说了几句话。
“顺便问你一件事，”律师说，“主人今天收到了一封信。是谁送来的，长得什么样？”
“除了邮差没有别人来过，先生，”仆人惊讶地回答说。
“这事真让人担心，”回家的路上，厄特森先生边走边想，“显然，信是从实验室的门递进来的，很可能就是在博士的书房里写的，这事得仔细想想。”
街上报童高声叫卖着：“卖报卖报！可怕的凶杀案！”
律师的心情十分低落，一个委托人死了，另一个的性命和名誉也发发可危。他一向不向别人求助，但今天情形却不同。
晚上，他坐在炉火边，坐在旁边的是事务所主任盖斯特先生。两人共事多年，彼此熟识、了解。盖斯特先生也曾处理过与博士有关的业务，他们也很熟。
外面雾气蒙蒙，阴冷幽暗，屋里却温暖而明亮，桌上还有一瓶上等的威士忌。
“丹佛斯·卡鲁爵士的事真让人难过，”厄特森先生说。
“不错，先生，那个凶手肯定是发疯了。”
“我倒想听听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