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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我是把踱步河堤从后面搬到了这里。其实插队后的第一年里，我回故城回了七次。七次在故城的时间比在乡村的时间要多得多。每次我都提着乡下的水产土产，吃力地挤着汽车，挤着火车。年底的时候，常常乘的是闷罐子棚车。那是一种运货的火车。我挑着满满的一担子，前面是大米后面是猪腿。那一次，扣在猪腿上的绳滑落了，站台上几乎只有了我一个旅客，车就快开了，车上的人堵到了车门口，我使劲把一袋米托上车，又使劲把一条猪腿从高高的棚车踏板上拉上车。那一刻我想我应该是哭的，然而我只是满头满身是汗地庆幸着。
乡村生活的场景，在我以往的作品里，或者淡化，或者美化了的。我想只有经过了那些真实的场景，我才有堤边踱步的人生悲怆感。只是写作的习惯告诉我，我应该对英少女有一段告别的沉重。
乡村的太阳暖洋洋的。在城里，我从来对太阳没有这一点感受。乡村暖洋洋的太阳下面，青蝇嗡嗡地飞，草篱笆上爬着蓝色的小喇叭花，山墙边的一块土场上，靠桑树田边积着筛落的粗砻糠壳，猫在门口的青石上懒懒地睡。
一旦写到乡村景色，我就有一种习惯的笔调，其实那都是不真实的。我从来只沉湎于我的心中，我总是忽视外在的景色。到结婚成家以后，妻子还常常不留情面地纠正我对绿、蓝、青的色辨。
我初下乡时，一度住在堂兄家里，那是两间半被烟薰黑了的暗蒙蒙的旧瓦房。半间里还隔养着猪。整个房子里都充溢着猪屎味。我和堂侄睡一张床，很快我带去的一床被子上，就混有房是的气味与堂侄身上的体味。
味道还不是主要的感受。我整天觉得饿。另外我深感寄人篱下。总是稀粥。几天中一顿胡萝卜饭，我满上一海碗后，不好意思再添。堂兄对我说，一不有半斤多米。第一年我有定量每月四十斤米。堂兄的话使我感到那总是不够的。
我越发忍着不敢多吃。
我穿得简单。我想成为一个乡下人。我还是被当作城里人。我被小看，也受注目。那一刻我觉得什么也不是。我无法再是城里人。城里人有工资，使乡下人仰着头看。我又无法是乡下人。他们都会干活。他们看我干活的样子便笑。我有所倚的是我有城里家中寄钱，我用这个支撑着我的生活。比我大两岁的堂侄深有远见地对我说：你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你不能靠小爷爷一辈子，
你将来是要靠我们的。
说十七岁的少年，说十七岁的少年到一个陌生的从没到过的乡村，说举目无亲，说生活不惯，说干活累乏，说严炎冰寒，连同说存在的痛苦，说人生的悲凉。无法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我都觉得意义不大，那不只属于我。自然有比我在城里更舒适，比我更年幼更柔弱的知青，走入这类处境中。那是一个社会的潮。那样的事，我们都已经听得多了。
有时我怀疑，我所遇到红娣的情节，也不只属于我。我有时会觉得，我，这个我是凭空浮来的。以前一切流动着的生活，都不只属于我。我只存在我意识到的这一瞬间。连这一瞬间的我，也是浮着的。
红娣叫我名字的那一瞬间，我确实是有浮着的感觉。
我从没和女孩子打过交道。学校班上的经历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对女性，我内心压抑，有时自尊，有时又自卑。
红娣就站在斜对角她家的后门口。她站在青石门槛上。她斜着脸，朝向我，露着笑。在我以后记忆的印象中，她的笑便有一种女性自来熟的意味。自来熟的女性往往是不自重的。但她当时根本只能算是一个女孩。她才十四岁。她站在那里，梳着两条长辫子。她朝我笑。那笑是一种含有好玩的神情。纯粹是好玩。十四岁乡村女孩子的笑，很少有其他的意味。她的那一声叫，叫得很短促，很清脆。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把她那一瞬间的形象重新梳理了一遍，我认为那是一个幼稚的女孩幼稚的举动。我尽量诋毁其中的情调，我尽量诋毁其中的美。然而我诋毁完了，依然还感受到其中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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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红床的故事 第一部分（22）
十四岁的红娣，长着细高个子。她比英少女小一岁，个子要比英少女高。而在我的印象中，英是个少女，她却是个女孩。
对英少女的形象，我能描绘出个轮廓，对红娣的形象，我记忆模糊了。似乎她的眼也是细长的，下巴有点尖。多少年后，在我的梦里，总会出现她的模样，几乎从来没见过英少女。而醒着的我，却总是跳过红娣的那一段记忆，去凝定英少女的形象。
描写少年初恋的作品，往往都是少男少女，一见钟情，瞬间印象美如图画。那时我不懂美，后来我的心境改变，又不觉得那其间的美。当时的红娣还在读农中，她的皮肤不白，但走进城里，和城里姑娘的肤色没多少区别。这也只是我的想象，她从没和我一起进过城。
我站在堂兄家的房檐下，房檐矮矮的。她站在门槛前的青石台阶上。青石台阶有三、四级。她家的房檐高高的，在那个年月，她家的房子是村上最高的瓦房。
她穿着一件深红的春秋衫，是灯芯绒布料。下面是蓝布大裤腿裤子。这多少已经掺入了我的虚构。当时我不可能注意她的穿着。她的两条辨子很长，一直挂到腰上。我是被她吸引了。我说过，当时我并不懂得女性的美。但她绝对是不难看的。对我紊乱的内心来说，红娣形象的出现，显现着一种单纯的色彩。
另一方面，我立刻深切地感到，乡村女孩子全新的异性表现，完全没有城里学校女同学的假模假式。在这里，我在女性面前局促不安的形象可以改变，我受女同学鄙视的历史可以改写。我有一种解放式的喜悦。我本来就是一个喜欢很快接受女性主动表示的。我总是投之于桃，报之于梨的。
从她第一声叫我开始，我就想着要接近她。对接近女性，我常常暗下里生出一套想象的计划，梦一般的计划。待见到真切的人时，我才觉得我的计划是如何地不合实际，是如何的不现实。我便失去了勇气。几番谋蓄计划，几番丧失勇气，于是我把自己弄得痛苦不堪。
红娣使我想象的计划第一次得以实现。几乎是出乎意料的顺当。在一个春雨歇工的牌桌上，我轻易地以赢牌赢彩，用手指刮了她的鼻子。牌局便是一种计划。我顺着心意设局，不但让自己赢，还让她一个人输，以便我一次次地触及到她的肌肤。牌桌上的几个人都不是对手，要不是有惩罚的剌激，我简直可以不费任何神思。刮她第三次鼻子时，我得寸进尺，嘻笑地变换了刮的手法，把鼻子那一段距离拉长到额上，把那一段时间放慢延长。随后我变刮为勾，从上嘴唇处滑上去。再下面我把手指悬在了她的眼前鼻前，慢镜头似地不往下去，于是受惩罚带有了受辱。她开始逃避，笑着晃着头，伸手去掩脸。惩罚也就变出情趣来。我有了进一走动作的正当理由。我得到同牌桌人的怂恿，那两根长辫便捏到了手中。不给不给，她笑着扭着身子。她的头到了我的怀中。我的手掌从下面抚过她整个的脸。我的手插在了她的手脸之间。不给不给，她依然晃着头。我的手指在她的鼻子上一松一紧地用力，口中数着数。刮鼻子变化成揿鼻头。女性的整个头和脸都在我的感觉中。坐回到桌前，我的心剧烈地在跳，我为我的算计的成功而笑。她伸手抓着牌，依然叫着：不给不给，我就是不给。
二十年以后，我走入中年的那个时代。大城市的学校里，初中生偷偷恋爱的，已经在学生之间成风。所谓偷偷的，也就是瞒着保守派的教师。许多开明的老师就是发现了，也是睁只眼闭只眼。西方的宣传自由连同性爱自由的带点色情的影视片，已经不可遏止。那些频频出现的男女肉体暴露并接触的镜头，已是寻常意味。一曾严肃正经的社会正无可奈何地听任把风气腐蚀掉。年轻的男女，只要有可能，便迫不及待地不加选择地接吻、抚摸、脱衣服、上床。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的性爱史，值得对五十来岁的人夸耀。他们看到为刮两下鼻子而设陷阱的情节，会觉得不值一谈，会觉得可怜可笑。那种循序渐进的肉体接触，是多么令人不耐烦，令人无聊。
桃红床的故事 第一部分（23）
其实，就是在当时的年代，我也不止一地听说过：那些群体插队的知青，特别是在偏僻村子里落户的知青点里，说说谈谈，搞搞玩玩，是平常的。男青年动不动便说“开”说“支”，开她，支她。一间土坯垒的大茅棚里，七、八张床，挂着布满黑灰的帐子。帐子放下来，里面一对男女开啊支的，弄得支天雾地。其他床上单个儿的人照睡。忍受地听着那边床棚滋滋的动静声。而在城市的学生们，已感到将要插队的阴影，他们开始预###些后来的乐趣。有一次我回城，借用一个朋友家，写我所谓的作品时，正听到朋友读高中的妹妹和她的几个女同学，就在板壁那边的床上，嘻嘻哈哈的。只听朋友的妹妹笑着叫着：
我又不是他的屁股，你摸什么摸！
再推溯到上面一个时代。我在乡村的时候，常有隔着几里地或十几里地的老人，相见一处了，聊着陈年烂谷子的事，说到一个个熟人的名字，往往都在后面加注一句：努，和某某人姘着的喂。于是印象深刻地记忆起来。脸色深红带黑满是皱纹晒成硬皮的老头老太，坐在小竹椅上，说早年的风流事，是那么自然。那时我便想，男男女女之间，本也是互相吸引着的。女人同样充满着情欲。无所谓陷阱与猎人，无所谓被动与主动，无所谓需要与奉献。运气不好的是我与我以上十多年的那一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