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在老爷的后面，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虽然天很黑夜未央，可是扑鼻而来的却是早晨的气息。路边的常青树枝叶婆娑摇曳，其声宛如风浪不兴的海水。一阵阵清风不时地吹在脸上，在我的身前形成一幅烛影摇曳的画面。看到这情景，我们加快了步伐，不一会儿就到了决斗的现场。老爷一副超然物外的神情看了看地下的血迹，然后来到船舶停靠的海边，终于发现了某些迹象。首先，路上的一个小水坑上有不止一个人踩踏过的痕迹；其次，再过去一点，有一棵小树折断了，不知被谁拖到走私船经常停靠的海边来了。在另一处又有一摊血污，显然是扛尸体的人曾在此歇脚。
“我们俩连忙用老爷的帽子舀来海水把这摊血污洗去，就在这当口儿，突然不知从哪儿传来一阵呻吟般的风声，把我们俩一下子蒙住了。”
老爷说：“要下雪了，这再好不过了。回去吧，黑咕隆咚的什么也干不成。”
在回家的路上，风渐渐小了，四周传来淅浙沥沥的响声。我们走出树林时，才知道在下大雨。
这一夜老爷东跑西颠一刻不停地忙乎着，我感到惊讶的是他的脑子也异常清醒、敏于思索。回家的路上我们俩交换意见，他更是显出了自己的老谋深算：大少爷是死是活难以遽下定论，但是可以肯定是那些私枭把他运走了。天亮之前，大雨肯定会把所有的血污痕迹洗刷殆尽，这对我们很有利。天刚黑的时候大少爷曾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到这里来过一趟；现在很明显他在天亮之前又突然出发了；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我们到他的卧室去，清点好他的行李包裹，然后隐藏起来。至于大少爷的生死全掌握在那些私枭的手上，对此我们无能为力但又难辞其咎。
老爷精到透彻的分析令闻者咋舌，我自然是惟命是听。亨利夫妇已经离开了厅堂，老爷难耐凄寒也钻进了被窝，仆人那边仍没有动静。我攀上小阁楼，走进死者的屋子，顿时一股凄清的恐怖笼罩着身心，令我魂飞魄散的是房间里面居然是一幅人去楼空的杂乱场景。他的三只旅行皮箱有两只已经上了锁，另一只则敞开着，里面装着大半箱物什。这时我蓦然对事实的真相有了新的猜测，人毕竟是走了，他一直在等着奎尔船长，而奎尔船长则在等着老天爷刮风，上半夜水手发现变了天，就驾小船来通知乘客上船。路上水手绊倒在他满是血污的身上。对了，当然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内情。原来他事先就做好了启程出发的准备，这就可以解释头天晚上他为什么突然出人意料地侮辱亨利先生，也就是说，那是他的临别赠言，是愤恨超越了策略的羁绊所致。再者，我从他侮辱亨利先生时所用的言辞以及亨利太太的举止中得出了一个结论——不过这个结论我过去无法证实，将来也永远无法证实——那就是：他与太太的交往中忘乎所以、有了越轨的行为，结果遭到了太太的拒绝。我刚才说了，这件事我无法证实，可是那天早上我站在他的行李旁边想到这件事的时候，心里就像喝了蜜一样甜。
我伸手到那只敞开着的皮箱里摸了摸，然后再扣上。里面装着华丽的衣衫以及好几套他经常穿在身上的精致便服，还有几本精装的名著，一本古罗马统治者凯撒的《战时记事》①，一本英国哲学家哈伯斯②的著作，法国作家伏尔泰的《亨利亚德》③，一本有关东南亚诸国概况的书，还有一本数学著作，其内容之艰深远远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看着这些东西我百感交集。敞开的那只皮箱内没有任何描述性的文稿，这就使我纳闷了。很可能这人死了，不过，既然私枭们要带走他，那他死的可能性就不大。也可能他在途中死了，但也可能没有死。如果他没有死，那我就得寻找一些防御的方法。
①凯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罗马帝国著名的将军和政治家，其《战时记事》记述了亲征高卢（今法国）大获全胜的经过。
②哈伯斯：托马斯·哈伯斯（公元1588…1679），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
③伏尔泰（公元1694…1778）：法国著名作家，其史诗《亨利亚德》是敷衍法国国王亨利四世（公元1553…1610）的故事。
我把这几口皮箱一个个搬到顶层的阁楼上，把阁楼的门上了锁。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拿钥匙，当我再回到阁楼上时，惊喜地发现有两只皮箱可以打开，其中的一只里面有一个粗皮的信盒，我用刀子割开，此人的秘密就这样完全落到了我的手上。里面装着许多珍贵的信件，大多是他在巴黎时收到或者写成的。对我最有用的是几份他写给英国某国务大臣的报告，以及该国务大臣的亲笔回信：这可是确凿的罪怔。如果透露出去不仅有损于大少爷的名誉，还会悬赏捉拿他。我一边看着这些文件，一边忍不住暗笑。我搓了搓手，竟然高兴地哼起了小曲儿。这时已经天亮，我一刻不停地忙碌着，只是偶尔到窗口去看一看。外面的冰霜已经融化，大地又恢复了黑糊糊的模样，海边风急雨骤；大帆船确实起锚走远了，而大少爷（不管他是死是活）此时一定在爱尔兰海上颠簸着。
在此有必要把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补充一点，而这些补充的情况是事后设法侦察到的。侦察工作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因为我们不敢公开询问，而私枭对我们是三分蔑视、四分敌意。过了将近半年我才确知大少爷还活着。好几年以后奎尔船长手下的一个喽啰发了不义之财，开了一家酒吧。我从他的口里得知了一些具体情况，似乎是真实可信的。很可能私枭发现了用一只手肘在地下挣扎的大少爷，于是他们便朝四周张望，又看了看蜡烛，这才看清了他的手上满是鲜血，整个是一副傻样儿。看到有人走近，他神志清醒了，请求他们把他带上船去，不要告诉任何人。船长问他是怎样落到这步田地的，他愤怒地高声叫骂，然后就不由自主地昏过去了。私枭们七嘴八舌地争论起来，他们暂时还要等待起风，把大少爷偷运到法国可以得到一大笔钱，而且迟一点早一点都没有关系。再说，这些穷凶极恶的匪徒和他气味相投，知道他身上背着死罪，但又不知道他是干了什么缺德事给伤成这个样子的，大伙儿觉得救他一命也是尽了同行的一份义气。于是，就把他背上了船。他在途中醒了过来，船到达了法国的慈恩港，他上岸时已经恢复了健康。值得称道的是：他对谁也没有说起过决斗的事。时至今日，私枭们没有一个知道他是在什么纷争中、被一个什么样的对手击倒的。如果换了别人，我会认为那是十分自然的事，可是他这么做，那就完全是一种高傲的表现。他无法承认自己竟栽倒在一个受尽了他侮辱、蔑视的敌人手里，这一点他在自己面前都不愿意承认。
六 家长里短
第二天早上亨利先生病倒了，我对此处之泰然，就像上次大少爷惹下的那场大祸一样。对于他来说患病也许是不幸中之大幸，因为肉体上的痛楚毕竟比精神上的创伤要好受得多。我和亨利太太守候在床边，老爷不时地派仆人来探听消息，可他自己就是不肯跨过这道门槛。记得有一回二少爷病得几乎央断气了，他这才来到床边，看了看儿子的脸色，然后一仰头、双手上举，转身就走了。我觉得他这副样子很悲惨，表现了一种万事皆空、看破红尘的态度，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是我和亨利太太守在这里，时间十分难熬。白天我们一起守候，晚上就轮换着去睡觉。我们给病人剃了一个光头，头上缠着纱布，他不停地晃动着脑袋，同时一双手老是捶打着床，舌头也闲不住，声音犹如潺潺流水，绵绵不绝，我听久了都觉得厌烦。更令人腻味的是他一个劲儿地说一些鸡毛蒜皮的琐屑：屋里屋外的各类事务、马匹牲口——他一再要人给马套上鞍，大概是误以为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可以骑马逃之夭夭吧——花园的浇灌修剪、鱼网的晾晒补缀、（最使我恼火的还是）清点各类账目的数额以及跟佃户的争执。对他的父亲、妻子和哥哥是绝口不提，只有那么一两天他完全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把自己当作小孩跟哥哥一起天真地玩耍。在他幻觉中大少爷似乎遇到了生命危险，只听他喊道：“救人啊！詹姆斯快淹死啦！——快来救詹姆斯啊！”他一遍又一遍地喊叫着，此情此景真是催人泪下。
每每遇到这种情况，亨利和我都感慨系之；不过大少爷在外闯荡江湖，而他却厮守妻子家园，大概心里有点不平衡，好像是故意要证实哥哥对自己的诽谤，装扮成一个死气沉沉、见钱眼开的蠢夫模样。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在跟前，我会置之不理的。但是有太太在旁边，我不得不悉心倾听，同时端详着他妻子的反应，心里琢磨着二少爷的形象的确是每况愈下。天底下就我一个人还算了解他的为人，不过我可以肯定他说他还有一个知己。如果他一命呜呼、高山景行俱为世人遗忘，此人也会为他伤心断肠、哀悼不已；若是他劫后余生、重为烦恼所牵，此人则会真心欢喜。这个人就是他终生所爱的妻子。
因为没有机会面谈，我最后决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笔端，利用轮到我休息的那几个晚上准备好了这些材料。写出来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难就难在把材料交给太太，而我压根就没有那个胆量。一连好几天我把这些纸夹在腋下，想瞄一个空儿交给太太。毋庸讳言，确实有几次绝好的机会，可惜事到临头我的舌头却不听使唤。如果不是有一次天凑其缘为我解了围，那些玩意儿恐怕还要一直保留到今天。那一天晚上我仍然没有足够的勇气跟太太说这事儿，心里一边为自己的胆怯感到绝望，脚下一边朝门外走去。
太太忽然问道：“麦科拉先生，你带着些什么呀？这几天看见你进进出出的腋下老是夹着些什么。”
我一言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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