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钱不容易，省着点花吧！在外国没钱花的日子可不是滋味。你继续这样下去，很容易走向犯罪的。”
托尼和我一样，是1988年留学来日本的。别看他表面斯文，据说年轻时脾气非常暴躁，因为打架伤了人，还在国内受过短期的刑罚。他后来还对我讲了他在日本这几年的经历：来日本的第一年，他在学校认真地上学，可是到了第二年，打工挣的钱交了学费之后，又变成了零资产。而他还有个喜欢听音乐的爱好，主要是英文老歌，他宁肯削减自己的生活费，也要省些钱去买唱片。如此一来，他的生活相当拮据。最后，他终于决定放弃学业，全力赚钱。学生签证过期后，他变成了黑户口，在建筑工地等处拼命打工。
我曾问过他：“真有点不可思议，这么多年，你都一直这么辛苦的打工，没想到做什么坏事？那样的话，挣钱不是更容易吗？”
他依旧温和地笑着回答我：“钱这东西，当然是想多挣，但我还真的不想发不义之财。我的那些上海同乡看到我在工地上卖苦力，都骂我无能，让我多动动脑子。他们要么靠在扒金库赌场里做手脚发财，要么靠偷东西、卖贼货。结果呢，我认识的说这些话的家伙，一共六个人，四个因为做坏事被抓住遣送回国了，两个在监狱里服刑。赚了钱又能如何？在牢里怎么花？我本来是个黑户口，风险就大，再去做那些犯法的事，风险更加大。我觉得划不来，还是老老实实打工为好。”
我笑着说他不像上海人，因为我熟悉的几个上海人有两个特点，一是小算盘打得精明，二是有强烈的物质贪欲。不过，经过一段的交往，我心里却生出一种直觉：这个人应该值得信赖。如果我真的需要找一个在歌舞伎町街头导游的帮手，托尼会是我的第一选择。
几天后，我在托尼午间休息之前来到扒金库店里，约他到咖啡馆“上高地”谈谈。落座后，他扭扭捏捏地说：
“我要一杯免费的冰水就行了！”
我非常理解，他现在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八百日元。要让他付一杯五百日元的咖啡，他肯定觉得太奢侈。
“不要担心付账的事情，是我约你来的，当然应该由我来请客。你想点什么就点什么！不要客气。来份三明治怎么样？或者来份意大利面条？”
我约他就是想和他谈入伙的事。我已经觉得自己的这份工作依靠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了。像我这样拉客的韩国人、黑人，在歌舞伎町越来越多，他们的足迹已经从新宿大剧院后面扩展到区役所大街。这样下去，很快就会蚕食甚至冲垮我的“地盘”。有很多时候，我眼睁睁地看着几十米以外的客人被他们拦住，而我则失去了一笔潜在的财源。我想和托尼商量，问他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干。
然而，还没有等我说话，托尼却先开了口：“我正有事求你。我现在挣得太少，仅仅够维持自己的生活，连给上海的家里寄钱都做不到。我想找份挣钱多点的工作，又肯定不想做犯罪的坏事。所以我想，不知道我能不能和你一起干？”
不用说，我当然一口答应了他的请求。
“我正准备戒赌了，必须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你要是能帮我一起做，那就太好了，我还正准备拜托你呢！”
第十二章 真相（5）
从此，我不再是单枪匹马地孤军作战了，我有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
托尼比我想象得还要能干。他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招徕顾客的人，而是凭着他身上流露出的那种沉稳和可信，让客人感到放心，愿意去他介绍的店铺。他的工作开展得非常顺利，第一个月，他挣了十万日元，第二个月达到了二十万，第三个月以后，他就可以每个月挣到三十万日元以上的收入了。
我很快又感觉到，只有托尼一个帮手是不够的。从区役所大街到西武新宿车站前大街，歌舞伎町有五条纵向的大街，还有十几条横向的小道，在这些如同棋盘般纵横交错的路面上，是一座座面貌各异的建筑。我和托尼虽然在其间占据了两个要冲式的位置，但毕竟是视野有限，由于担心错过客人又不敢随意走动，顾此失彼的情形依旧存在。
于是，我和托尼商量了一下，决定在中文报纸上登个招募帮手的广告。广告的内容是募集在歌舞伎町工作的导游，反响之好远远出乎我的意料。不过，很多人误会了我所说的“导游”的概念，当我在电话里把工作的性质大致说清楚之后，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了退堂鼓。剩下的愿意尝试的人，首先要经过我和托尼的面试。但在三天之内，我们见了十几个人，感觉都不大合适：有的刚来日本，对此地的基本情况一无所知，有的阅历上没问题，但给人的感觉是太世故圆滑，不那么忠厚可靠。我的原则还是宁缺毋滥，因为招来的人要每天和自己并肩协同，假如不够稳妥踏实，不但不会为我加分添彩，反而会带来损害。
日本进入梅雨季节了。每天的二十四小时里，有时小雨会连续半天的，即使在暂停的时段，空气的湿度也很大，仿佛总是淋湿后未能晒干的感觉。站在街头的我，手里还要多一把雨伞。但即使这样，歌舞伎町的人流还是没有明显的减少，这里永远是喧闹的。
这天深夜，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老同学陈海波打来的。自从范勇遇难后，我们每年总会联系一两次，我还带他去过一家色情澡堂。本来他要去自己开一家店，然而，他还是待在扒金库赌场的老路上，不过是从东京周边转战到了外地。用他的话讲，真的成了流窜于日本各地的“游击队”，足迹遍及冲绳以外的日本国土。他给我打电话是看到了我的招聘广告，想介绍一个远房表弟来试试。
“为什么不叫他跟着你赚大钱呢？我这里很辛苦的，一站就是大半夜。”我笑着问他。
他在电话里笑道：“他刚来，日语不行，样子又紧张，一看就是被怀疑的外国人。他要是跟了我，过几天你就会看到电视里播出抓住中国人犯罪团伙的新闻啦。”
“好吧。那改天一起见个面，等你回东京的时候。”
“好久没碰头了。我现在就在高速公路上。明天下午行么？”
“好。下午五点。上高地咖啡店。”
次日午后四点多，我就先到了。我喜欢上高地咖啡店一进门口右侧的那张桌子，因为它的两边都是落地玻璃窗，可以看见街景。一场雨刚刚下过，天色已经微微有些暗了。四五个染着枯草般黄发、皮肤黝黑的女中学生嘻嘻哈哈地走过，她们的超短裙和及膝白色长袜有些刺眼。对面的那家烤肉店挂出了“二千八百日元自助餐”的巨大布幔，而旁边的一家电话交友俱乐部则变成了名叫“汉城”的韩国按摩店。歌舞伎町就是这样，有的东西自从我第一次来到此地就没什么改变，可也有些事物则是天天新气象。
五点稍过，我看见了陈海波的身影从远处走来，他的身边是一个个子较矮的男子，陈海波朝我挥了挥手。当他们坐下后，我给托尼打电话让他也来见个面。不一会儿，托尼就赶来了。
陈海波对他的表弟说：“这是李哥，歌舞伎町的活地图，你以后要请他多指教。”
“李哥，我叫魏小军，你叫我小魏就行了。”小魏欠了欠身。
“别客气。你哥哥是我的老同学，我们是多年的交情了。”我跟他握了手。
“他今年4月份刚来，人生地不熟，你看在我的面子上，多教教他。他年纪轻，吃苦是没问题的。”陈海波说。
“能吃苦就好。我们当时刚来，还没有人帮忙呢。你还记不记得我们一起去搬家？”我笑着说，陈海波连连点头。
大家聊了一会儿。我说：“既然你们来到新宿，我这个地主应该表示一下，一起去吃个饭吧。”我们选了一家临街的台南小吃，要了几杯啤酒，话题聊得越来越远。忽然，陈海波的电话响了。他看了看手机，说：“我出去接一下。”起身到了店门外。
“你表哥现在可是大款了。”我开玩笑地说。
托尼对小魏说：“看你的胳膊很结实，像个运动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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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真相（6）
小魏笑了笑：“我以前在体校练过散打。”
“哦。”我和托尼都不约而同地表示惊奇。
“那你是个武林高手了。”我说。
“哪里哪里？”小魏连连摆手，“我和我哥比起来差远了，他参加过全运会呢。”
“啊？我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过？他也是高手？”我有些惊讶。
“是啊。他是我们省射箭队的队长呢。”
射箭？我听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觉得有些异样，好像勾起了我心底尘封已久的某段回忆。对，死去多年的范勇！他的后脑正是中了一根弩箭。这难道是巧合？我的心绪一下子乱成一团。往事种种，此刻都轰然降临。我突然想到，从我认识陈海波的那天起，他就说在国内是商店的售货员，他为什么要隐瞒自己曾是个射箭运动员的身份呢？
陈海波回来了。我冷不防说了一句：“老范出事，一转眼这么多年了。”说完把眼神笔直地盯在他的脸上。
他有些吃惊：“啊？是啊。六年多了。”他迎着我的目光，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
空气有一度凝滞了，小魏问道：“老范是谁？”
陈海波咽了一口啤酒：“一个老同学，被害了。日本人到现在还没查出是谁干的。”
我掏出名片夹来，找出名高和其他几个警察的名片，摊开在桌上：“没事。我现在认识不少日本警察，关系也都不错，我会和他们说老范的事，只要凶手还在日本，早晚会被抓出来。”我的口气不容置疑。
“好，够朋友。”陈海波举起杯子和我干杯，眼光却开始有些闪烁。
托尼坐了一会儿就说要去工作，先离开了，我又要了一杯啤酒。可是，陈海波和我之间突然好像什么话也没有了。我们早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