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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美子对于我们婚姻的终止保持了冷静的态度，她淡淡地对我说：“看来我们的缘分也就是这样了。但是，你要对我们的儿子尽到父亲的责任。”对此我没二话可说。其实，我依旧关心着久美子，她是一位难得的好妻子，具备传统日本女人的所有美德。但是，我只能向她表示深深的歉意，因为我已经爱上了莉莉，而且，我对莉莉的需要是全方位的，尤其是我的事业，离不开她。
久美子没有出过恶言，更没有哭闹发泄，这使我愈发感到了自己肩上的责任。不管怎样，我也要尽我所能地照顾好他们。我按月支付生活费，而且，我不论搬家到哪里，都要让他们母子住在附近，房子再贵也无所谓。久美子后来决定重新开一家美容室，我也为她跑前跑后地帮忙。
对于儿子，我经常和他见面，星期天还带他去打保龄球，开车送他们母子去游乐园玩，偶尔也单独带他到歌舞伎町转一转。
这小子虽然只有八岁，但天性聪颖，讨人喜欢。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小家伙一点也不认生，居然还学着我的样子招呼客人：“小姐！你想去哪儿？”
莉莉本来一直在读研究生的课程，结婚后就退了学。她原本喜爱文学，认识我之前，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她自己决定放弃学业。当我听说她的这个决定时，像父亲那样试图阻止她。
莉莉却执拗地说道：“上学还是忙啊。我上学，谁给你做饭？谁帮你操持家务？你一个人站在歌舞伎町的大街上，又有谁来保护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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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明天还是要继续（5）
我居然要让这个比自己小一轮的女人来保护？我笑了，但是，内心深处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暖。
她说得没错。在歌舞伎町的这十七年间，我一直以为是独自一人挺过来的，其实，回首风尘往事，有多少人曾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陪我走过那一段段坎坷之路？每当遇到困难，每到紧急关头，有哪次不是有人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呢？我想到了佐藤、苇子、真武、名高、托尼、久美子、儿子，还有莉莉……现在，虽然身边仍旧蕴藏着风险，但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是我最重要的力量来源。
我结婚之后不久，托尼也传来了一件喜讯。签证过期、一直是黑户口的托尼，这年和一位日本女孩结婚了。他总是为自己这位只有二十七岁、曾经当过陪酒小姐的老婆而担心：“她可太年轻了！我真担心自己守不住她。”他嘴上这么说着，却掩抑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得意。
2002年的5月，是日本列岛的春末夏初。这个季节来日本，还可以看到遍地的樱花瓣和枝头残留的晚樱。日本人是最欣赏樱花的，因为樱花表现出一种瞬间飘逝的凄美。
伫立在樱花树下，我想，我可以漂泊，像花瓣一样随风飘落，不断寻找自己的归属，不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是，我不断向上登攀的信心不能动摇，我作为中国人的爱国心不能改变。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加美好，生活得更加充实，我要抓住任何机遇，努力奋斗！
微风吹过枝梢，樱花翩翩飞舞，仿佛早夏的粉蝶。斜阳当中，歌舞伎町的灯火渐渐燃起，人声也渐渐喧嚣起来，我的那些伙计们开始各就各位，准备开始今天的导游工作。后乐面店的门口，斜倚在那儿的莉莉朝我挥了挥手，淡妆后的脸，那么俏丽。我整了整自己的黑色西装，朝她绅士般地欠了欠身，唇边浮起一个充满爱意的微笑……
尾 声
这几年里，我和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有很多的接触。我写书，写专栏文章，接受媒体采访，“曝光率”在东京乃至日本的华人中算是高的。但和凤凰卫视的相遇，让我的人生再一次踏入新的旅程。其实在日本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可以作为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的主角，而我成为“唐人街”栏目的主角，则是一个“奇遇”。我和凤凰卫视没有任何的“渊源”。把我推荐给凤凰卫视“唐人街”栏目组的一个朋友后来告诉我，当时凤凰卫视只是想找一个“有趣的”题裁。当他们知道在东京有这么一个华人，以做歌舞伎町案内人为生，而且在日本的各类媒体上频频“出镜”，大讲歌舞伎町的文化，觉得有趣，就找到了我。
记得第一次见面，栏目摄制组的人下了飞机就赶到我的住处。那天我刚起床，穿着随意，睡眼惺忪。摄制组的人心里还直犯嘀咕，“这么样的瘦男人能干什么？”但等我回屋把自己“捣蚩”一番后重新站到他们的面前，把她们吓了一跳，“哎，还那么精神呀！”。接下来就马上进入拍摄。当天就去歌舞伎町，拍约会、见警察、与黑社会交涉等，拍摄进行得十分顺利。十天下来，几十个小时的内容很快编成了一集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传回了凤凰总部。摄制组还在日本，我这集就已经在“唐人街”栏目中播出了。摄制组的年轻女导演小苏很有意思。当时她们正在大阪，她一边在看播出的节目一边给我打电话。而我也正好兴奋地在看着该片的首播。她对我说“小牧，不好意思”。说着竟哭了起来。我问他哭什么。她说：“本来她起名是《活在歌舞伎町》，但播出时却被总部改为《歌舞伎町皮条客》。”我对她说：“没关系，可以让全世界能看到凤凰节目的观众了解我这个皮条客。”“皮条客” 作为电视片的名字，应该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但它和中国的皮条客的概念不一样。我做的“皮条客” 正是日文中的“案内人”，也就是中文的“引路人”、 “向导员”及“导游”的意思。向游客介绍歌舞伎町所有的店，餐厅、酒吧、娱乐、健身房、电影院、赌博店等等，当然也有色情场所，比如脱衣舞表演等。只限于介绍，我既不开店，也没有管理着十个、二十个女孩子，让她们去卖。在歌舞伎町做“案内人”，最多只能起个“托儿”的作用。香港《壹周刊》的报道中称我是“龟公”，它用了很大篇幅报道我，我一点也不介意。我知道，我做的事和香港人讲的“龟公”不是一回事。如果我真的是在做皮条客，做“龟公”，日本很严肃的《朝日新闻》社不会出版我写的第三本书。同样，国际上相当有影响的、也是很严肃的《Newsweek新闻周刊》日文版也不会让我做专栏作家，发表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文、娱乐、饮食、设计等十二方面的评论及意见文章。
二○○五年四月
李小牧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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