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满期。经他同意，我决定剖腹产——时间就选在反对派要举行罢工的前一天晚上。
我要打破人们的思维定势，要让人们知道怀孕不会影响女人的工作。所以尽管身怀六甲，我还是照常拼命地工作，甚至比男总理更卖力。接近临产时，我在首都主持了一次内阁会议，然后直飞卡拉奇。第二天我醒得很早，坐上一位朋友的小车向医院驶去。
这确实是一辆“小”车，与我平常乘坐的奔驰公务车相差万里。出门的时候，执勤的警察都没看它第二眼，他们专注于进入我家院门的车辆而不是驶出的车辆。
我们急速赶往医院，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赛特拉医生已经在医院等我们。我走出车门，医护人员们一脸惊奇。我知道消息很快就会通过手机或者呼机传开（巴基斯坦是南亚和中东地区第一个开始使用手机的国家）。我迅速穿过走廊，走进了手术室。丈夫和母亲也将马上赶到，之前我们都商量好了。我从麻醉药中慢慢苏醒，感觉躺在手推车上，从手术室进到私人病房。“是个女孩。”我听到了丈夫的声音，接着我又看到了母亲的微笑。我给女儿起名叫“巴哈特瓦”，意思是“带来好运”。真的很灵验，罢工不了了之，反对派的计划破产了。
成千上万的贺电从世界各地发来，不管是政府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给我写信，共享欢乐。这对于广大年轻女性来说尤其是个重大时刻，证明了一个女人可以生育小孩同时不影响工作，即使处在充满挑战的领导岗位。第二天我就开始工作，阅读政府文报，签署政府文件。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是有史以来唯一一个边工作边生小孩的政府首脑。既然这样，以后的女总理们也不必把它看成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要大胆地去冲破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新版序言（3）
巴哈特瓦生于1990年1月。7个月之后的8月6号，总统违背民主解散了我的政府，那时候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聚集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无暇顾及巴基斯坦。我的丈夫被逮捕，母亲劝我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与孩子们分离无疑像揪心一样疼痛。那时候比拉瓦尔才两岁，巴哈特瓦还不到一岁。我的妹妹住在伦敦，愿意照看他们。我的公公婆婆也来帮忙，不顾一把年纪搬到了伦敦。在家里我连做恶梦，听到孩子们在哭着要妈妈。我经常给妹妹打电话询问孩子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梦魇还是挥之不去。
政府被解散后，港口城市卡拉奇一片混乱，陷入无政府状态。恐怖活动猖獗，无辜的平民遭到屠杀，惨死在公交车上，在家门口，甚至在办公室里。我知道孩子们住在伦敦相对更安全，但我仍然夜不能寐，时常被恶梦惊醒。
我和母亲大部分时间住在首都###堡。我丈夫在1990年当选议员，现在只要议会一开会，他就被当局软禁在家。我向丈夫和母亲倾诉，跟孩子们分离对我是多么大的折磨。我觉得是我抛弃了他们，我担心他们的心智成长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1991年，比拉瓦尔开始在伦敦昆斯凯特区上幼儿园。巴哈特瓦这时才一岁。我突然想，把这个小不点安全地藏在巴基斯坦的家中应该没有问题。于是我径直飞往了伦敦，迫不及待地奔向妹妹的公寓。刚到门口，就听到女儿在哭，正是我在梦里听到的哭声。我急忙把她抱进怀里，又拉过儿子。“我决定把巴哈特瓦带走，”我告诉妹妹。她立刻舒了一口气说：“我本来不想让你担心，这孩子一直哭了好几个月了。”
无需言语，两个孩子好像都已经知道要发生什么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的场景，比拉瓦尔穿着白衬衫，蓝条裤，白袜子，小黑鞋，呆呆地站在走廊上，背靠着墙，棕色的眼神充满悲伤，茫然、默默地望着我。没有哪个母亲忍心把两岁的儿子丢下不管，也没有哪个孩子能想到母亲会带走另一个孩子却把他丢下。
把巴哈特瓦抱在怀里，我驱车直奔希斯罗机场。她在我的怀中安静无声。我带着她登上了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9个多小时的航程，巴哈特瓦一声都没有哭，她把小脸埋在我的肩上，酣然而睡。巴基斯坦有名的音乐艺术家牢吉汗女士当时坐在我的身旁，她看到小不点这么乖觉得很惊奇，对我说：“我在飞机上从来没见过这么安静的小孩。”
公公婆婆决定仍然留在伦敦，帮我妹妹照顾比拉瓦尔。让我稍感宽慰的是比拉瓦尔有家人陪伴，可以在海德公园散步，喂鸭子和小松鼠，这些能暂时转移他的注意力。
1990年人民党政府被解散，我又重新参加竞选活动，还要经受与孩子们分离的煎熬，应付当局对人民党和我家人的迫害。我心力交瘁，瘦了很多。1992年春天，我发现自己怀上了另一个孩子，我们的家庭在扩大，这带给我极大的快乐。然而这时候国家局势动荡，当局在卡拉奇展开了军事行动。少数族裔政党统一民族运动党（MQM）挑起血腥事端，谢里夫政府指控该党蓄谋分裂国家、妄图建立一个所谓“真纳普尔”的独立国家。军方公布了蓄谋的“真纳普尔”国地图，随即开始了军事镇压。大多数国民已经厌倦了社会争斗和流血冲突，统一民族运动党的国中之国图谋不会得逞。
军队的坦克开上街道，推倒MQM设置的层层栅门，解救出被封锁的民众，然而这时候巴基斯坦却陷入了更深的危机。谢里夫总理迷信沙特式的政治体系，想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强迫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强化神权统治。我的政党在参议院中坚决抵制这项法案，但抗争的时间所剩无几。因为到1994年，谢里夫将在参议院取得多数，那时候他会把巴基斯坦“###化”。
大所数人民反对把巴基斯坦变成神权国家，人民坚守国父真纳的世俗理念。然而军队中的强大势力支持谢里夫，而且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谢里夫才在国民议会中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
。 想看书来
新版序言（4）
当局在财政政策上玩忽职守，给普通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灾难。停电现象在人民党执政期间早已消除，而今重新上演。腐败丑闻充斥报纸头条。印度孟买爆炸案使印巴关系急剧恶化，印度把爆炸袭击归咎于巴基斯坦。1993年纽约世贸大厦首次遭到袭击，巴基斯坦又差一点被列为恐怖主义国家。
这样，在野党各派坐到了一起，成立了一个大联盟“巴基斯坦民主联盟”，并且号召在1992年11月18日举行一次抗议###。
那时的我非常瘦，没有人以为我就要生小孩。尽管体重下降——也许正因为体重下降，我感觉健康而精力充沛。我的力量被抗议号召再次激发。全国人民都纷纷响应，各地的大篷车已经就绪，准备向拉瓦尔品第进发，向当局展示人民的力量。运动的目标是恢复民主、停止神权和解决民生。
在抗议运动的头一天，我获悉政府将动用武力阻止###。“这说明政府会使用催泪弹。”我对政治秘书纳西德？汗说。我开始担心腹中的胎儿。纳西德找来了护目镜。有人答应给我们准备防毒面具，跟军队用的那种一样，但第二天他们根本就没露面。我们只好随身带上湿毛巾。夜里，一大群人把我家的房子围了起来。第二天早晨我们起床后发现，一道铁丝网栅栏立在房子周围。当我和党的其他领导走出前门的时候，棍棒迎面而来。党员们爬过铁丝网来奋力保护我，遭到野蛮殴打。
我们中一少部分人奋力穿过铁丝网，找到一辆车，从###堡立即赶往拉瓦尔品第。途中我们不时地遭遇搜索的警车，因此不得不缓慢行驶，而且要把头埋藏起来，以防被发现。忽然我们的面包车刮上了铁丝网路障，动弹不得。我们发现旁边封住的道路上有几辆车，便向其中的一辆吉普车打招呼，车主很同情我们，把车给了我们。最终，穆斯林联盟（伽西姆派）领导人马利克？伽西姆，空军司令阿斯噶尔？汗，现任外长卡苏里，我的政治秘书纳西德？汗，她的丈夫萨夫达尔？阿巴西参议员，还有我的安全官穆纳瓦尔？苏拉瓦尔迪（2004年遇刺身亡），我们七人一起上了这辆吉普车。
幸好铁丝网路障只架设在###堡一带。我们的吉普车一进入拉瓦尔品第狭窄的街道，人民就欢呼沸腾起来。他们开始聚集到我们车子周围，高喊口号。我们一路来到里亚卡特？巴格公园，这里是###地点。
后来警察告诉我，他们之前接到有人报告说我出现在拉瓦尔品第，刚开始对这些举报嗤之以鼻，置之不理。但是随后几分钟里无数相同的电话打来，他们开始当真了，决定亲自来查看个究竟。事实证明这些报告都是真的。于是，一场疯狂的追捕在拉瓦尔品第的街道上展开。我们这辆孤零零的吉普车遭到来自各个方向的催泪弹。一时间警笛大作，混乱一片，整个场景就像007的电影，或者说更像印度宝莱坞的电影。
群众涌到警车和我们的吉普车之间，阻挡警察追击。警察发射催泪弹，还跳下车来用棍棒驱赶人群。催泪弹爆炸，烟雾翻腾，我们就改变方向或者越过人行道驶上另外一条街道。群众为我们欢呼，口号响彻天空。越来越多的警察赶来增援，每条道路都被警车封锁了。现在警察们径直向汽车挡风玻璃发射催泪弹，目标直指我们。挡风玻璃碎了，最终我们的司机受不了了，他踩住了刹车，跳下车去，不见了踪影。警察包围了车子，把我们全都逮捕了。后来，我们还是被释放了，这次活动给当局者造成重创。
不知道是不是催泪瓦斯的关系，自从这次事件后，我的胆囊就开始疼痛。我服用顺势疗法的药物，但疼痛仍不见消减，而且经常疼得不堪忍受。如果采取手术治疗的话，我将冒失去孩子的风险，我不愿冒这么大的风险。后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只好飞往伦敦求医。医生们的建议是尽快剖腹产生下胎儿，然后立即进行微�